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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空巢--全面反思人口政策--全文连载

本主題由 海鸥 於 2008-6-21 13:42 置頂

大国空巢--全面反思人口政策--全文连载

茅于轼、仲大军为《大国空巢》作序,该书全面系统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摘要导读

作者: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1、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在目前发达国家的寿命和死亡情况下,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而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愿意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人口有其内在调控机制。在古代通过“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调控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新大陆高产作物的引入旧大陆,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粮食数倍增加;加上牛痘接种和青霉素等的推广使得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过去2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60多岁,导致人口激增。但是工业化通过“右手”压迫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这种“两手”调控机制使得人口呈S形变化,数千年的低水平平稳期,三百年左右的急剧上升期,然后是人口高水平平稳期或者下降期。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放弃了数千年一遇的人口发展机遇。中国要是1970年代就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随着人类发展指数(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也会自发直线下滑,人口不会无限增加,中国2005年底人口也只有15亿左右;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05年人口也只有14亿左右人口,但是人口结构就更为合理,更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

3、中国人口增加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主要是寿命延长,是“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同期人口从5.5亿增加到10亿。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遏止了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的趋势(从19世纪初的占世界40%下降到1949年的22%),194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要是依照马寅初人口论,从1959年1979年少生3亿(实际上4.57亿),意味着1959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中国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崩溃,已经沦落为一个毫无生气、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为现在的劳动力,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红利”。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4、人类几千年人口数量波动在低水平,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近300年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口增加,对现有的资源消耗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的资源(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人口不断增加,而生活水平反而不断提高的原因。说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成长远远比人口增长快。何况现在人口增长已经减缓(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科技的进步却还在加速,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5、中国的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中国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国人口密度是印度的37%,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2.55倍,人均耕地面积是印度的73.5%,人均长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1.13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

6、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直接的,抱怨人口过多、建议控制人口的“有识之士”历代不乏其人。现在不少人口学家声称要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或者3亿。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亿,1978年以后出生的5亿,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且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民族自杀,留着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节流不如开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高素质人口。

7、从全球看,环境污染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也不断改善。但是中国城市环境确实在恶化,一方面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二、三亿青壮年农民工只是序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城市环境的恶化(如果走精细化道路,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光将目前人口城市化,环境问题同样严重。并且中国现在的环境污染很大程度是国际社会转嫁来的。计划生育无助于改善自然环境,但是却严重污染人文环境。

8、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是非常草率的,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当年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中国在人口学家的恐吓中莫名其妙减少了数亿人口。比较中国和印度的HDI,发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均GDP,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计划生育无功于当代,却有害于千秋:诱使中国走“以物为本”的畸形粗放型发展模式,削弱物资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抬高养育成本,降低生育意愿,使得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削弱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速人口老化,导致“未富先老”,使得中国难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中国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今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三四亿老年人口都得指望退休金),并使得城市化滞后,降低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腰斩依托于健全家庭结构的传统文化;彻底改变世界和中国民族结构(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22%下降到2005年的19%,不久将降低到15%,然后继续快速下降,李小平等人口学家认为应该继续降低到占世界3%;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期间中国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增加出生性别比;降低人口素质;增高家庭风险;降低国防潜力,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激化了干群矛盾;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威胁社会稳定。恶梦醒来是早晨,但是中国人口恶梦醒来却将是漫长的黑夜。

9、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就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增加腐败的空间,贫富差别增加,也给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导致消费萎缩,产品廉价外销、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经济受制于人(全球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国内需求不足引起就业不振,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家庭需求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被迫成倍提高,虽然孩子增多,妇女劳动参与率降低(也能缓解就业压力;而目前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第17位),但是家庭生活水平反而比现在高,消费和生产的关系趋于合理,大大增加就业容量;多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不可能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的就业影响不大,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人口基本并不与50岁的人口抢工作。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10、因为涉及利益和权力,计划生育就像是穿上着了魔法的红舞鞋,停不下来了,计生委靠编造数据来维持其存在的理由,将每年出生人口多计算50%左右,从而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国人口迷雾是“人工迷雾”。中国2005年底实际人口只有12.5亿左右,而没有国家统计局宣称的13.07亿。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下,中国人口政策还纹丝不动,《报告》预测在现有政策下中国人口将于2033年达到15亿,根据这种预测,2006年人口需要增加1300万以上,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只增加692万(实际上可能只增加两三百万),可见《报告》一两年的预测就与实际相差甚远,遑论今后了。目前每年出生1200万左右,死亡1000万左右,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死亡人口将急剧增加,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继续现行人口政策,中国人口高峰连13亿都难以达到,不可能达到14亿,更不会达到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6亿。

11、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得益于传统生育文化(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现在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不就是国家和民族意义的传香火吗?家族的香火传不下去,难道国家和民族的香火传得下去?依照现在“科学”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很多缺陷,但却成功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而其他很多文明却相继消亡);在古代那种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繁衍相当于紧急避险,要是采纳现在“完善而公平”的文化和制度,连人口都不可能延续下来,更别说其它的了。但是工业化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动摇了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和礼教文化),从而使得中华文化圈的地区(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的生育率为全球最低。比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而下降的趋势,中国大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只能在1.8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没有刻意破坏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遭到被动破坏的;而中国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遭到三重破坏:A、现在的物质生产至上的经济制度和家庭模式对中华文化圈的打击;B、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曾经主动打击传统的生育文化;C、几十年计划生育的片面宣传刻意破坏生育文化,人口上限和超低政策生育率形成生育心理的“爬蚤效应”。因此中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也证实这一点。人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容不得继续延误时机,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方向性的改变,而不是“二孩晚育”这样的微调。重建生育文化、鼓励生育的任务将非常艰巨。

12、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经济起飞、国家崛起、合理养老金制度的建立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畸形的人口结构却是经济衰退的充分条件。近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已经下降到1200万左右(数量还远不如1940年代),其中女孩不到600万;印度每年出生人口2400多万,其中女孩1200万左右。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是中国的两倍。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0.95个,台湾、韩国1.1个孩子(这些地区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要是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这500多万女孩(扣除不生育人群后,生育妇女不到500万)到时候每人平均只生育1.2个孩子的话,那么每年出生人口只有600多万,而其时每年死亡人口近2000万,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万(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万以上),每年人口减少1000多万—大国空巢!

[ 本帖最後由 海鸥 於 2008-6-21 13:43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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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空巢
——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目录
作者简介
茅于轼先生序
仲大军先生序
第1章、财丁不能两旺——神秘的人口“两手”自控规律
1.1、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支柱
1.2、调控人口的“两只手”使得人口增长呈S形变化
第2章、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未来
2.1、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欧洲的未来
2.2、中国正在走欧洲的老路
2.3、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
第3章、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3.1、问题的提出
3.2、人口迷雾的透视器——以人为本的HDI发展观
3.3、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国的高生育率
3.4、中国人口“过剩”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3.5、解放后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
3.6、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会怎么样?
第4章、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4.1、1980年决定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背景
4.2、计划生育是调控人口的“第三只手”
4.3、以中国的发展水平推测没有计划生育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
4.4、1971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共减少2.3亿人口
4.5、没有计划生育的话,现在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18亿、20亿吗?
4.6、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3亿会怎么样?
4.7、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共减少1.3亿人口
4.8、1980年以后不同生育方案的后果分析
第5章、中国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已广的谣言—中国的人均资源真的不足?
5.1、从“地大物博”到“人均资源不足”的宣传演变
5.2、人口密度和农用地面积
5.3、森林资源
5.4、淡水资源
5.5、矿产资源
5.6、中国和印度自然资源的比较
5.7、人力资源才是第一资源
5.8、中国“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
第6章、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6.1、近两百年来人类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6.2、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名人
6.3、哥伦布发现美洲对全球和中国人口的影响
6.4、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第7章、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7.1、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不是法国?
7.2、英国工业革命给中国的启示
7.3. 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7.4、1800年以来中国、法国、英国、德国应对人口压力的几种方式
7.5、中国的人口问题也可以在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
第8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8.1、谁曾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8.2、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
8.3、中国人口上限究竟是多少?
8.4、要用全球化眼光看待农业分工
8.5、被夸大了的环境危机
第9章、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9.1、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
9.2、美国人口优势
9.3、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第10章、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10.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10.2、对“计划生育贡献论”算法的剖析
10.3、中印比较:计划生育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10.4、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第11章、谁挥霍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
11.1、本末倒置的“人口红利”理论
11.2、“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11.3、“超生”家庭多占用了社会资源吗?
第12章、现在养小孩为什么这么贵?
12.1、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12.2、教育产业化
12.3、住房
12.4、医疗产业化
12.5、消费阶层化使中国人普遍感到穷
12.6、消费率持续走低
第13章、计划生育所致的畸形家庭消费结构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13.1、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寄生经济
13.2、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看现在的失业问题和今后的劳动力短缺
13.3、计划生育代表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13.4、医疗、教育、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第14章、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14.1、老有所养,谁来养?
14.2、计划生育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结构
14.3、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14.4、计划生育增高家庭风险
14.5、“优生优育”还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14.6、计划生育威胁社会稳定
14.7、计划生育使得城市化进程滞后
14.8、计划生育有悖多项宪法条款
14.9、总结: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第15章、人工迷雾下可怕的人口现实——令人胆战心惊的人口数据
15.1、磨拭“解剖刀”
15.2、中国人口真的能达到16亿?
15.3、一个数据就足以推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15.4、迟来的13亿人口日
15.5、现在中国人口有13亿吗?
15.6、第五次人口普查漏报严重吗?
15.7、“超生”超得过统计吗?——网友反馈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情况
15.8、中国能有1.8的生育率吗?
15.9、中国人口早在1980年代就出问题?
15.10、用“封存”法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斩断“修正”人口的黑手
15.11、1990年以来的死亡人口是否被低估?
15.12、中国人口是否已经接近负增长?
15.13、不同生育方案下每年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的比较
第16章、从2002-2005年电力短缺看今后劳动力短缺和学校破产
16.1、1997年后的“8%经济增长率”导致现在的电力短缺
16.2、不同资料来源的每年出生人口数量
16.3、“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劳动力严重短缺
16.4、“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学校生源短缺、高校破产
第17章、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先贤精心策划的结果
17.1、“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
17.2、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17.3、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17.4、现在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比不上中国古代
17.5、古老的哲学往往露出年轻的微笑
第18章、 从全国易氏繁衍历史看人口繁衍的艰难和民族结构改变
第19章、谈性说爱论人口
19.1、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19.2、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体现了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
19.3、从古今结婚年龄的差别看现代的低生育率
19.4、从现在各国生育率下降看“万恶淫为首”
19.5、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是现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9.6、无性时代已经来临?
第20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20.1、美国生育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奥秘
20.2、社会主义国家生育率普遍偏低
20.3、中华文化圈生育率低下的原因
20.4、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20.5、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第21章、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
21.1、中国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定位
21.2、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变化趋势看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能有多少生育率
21.3、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
21.4、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21.5、从越南的计划生育看中国的人口现状
21.6、“超生挑战中国16亿人口上限”是个大笑话
21.7、“二孩晚育软着陆”是错误的
第22章、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堆积高峰越高越好
22.1、战后美国婴儿潮、日本“团块世代”对经济的影响
22.2、从人口结构看中印龟兔赛跑
22.3、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印度、美国、日本的综合国力
22.4、中国三次出生高峰的原因
22.5、国家计生委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两大理由不成立
22.6、政策调整后出生堆积高峰越高越好
第23章、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
23.1、尊重人口的内在规律——无条件恢复常态
23.2、全面看待人口意义,解除计生委和人口学界对人口政策的垄断
23.3、用“奥康姆剃刀”来解开人口问题这个“哥顿神结”
23.4、治大国如烹小鲜——该翻就得翻
23.5、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23.6、归去来兮——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适度鼓励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23.7、人口政策调整成功的标准:主流家庭愿意生并养得起三个孩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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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 《大国空巢》序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3月22日

易富贤先生投入大量的研究精力写出了《大国空巢》这本书,里面既有详实的人口学研究数据,又有大量的国内外历史知识,虽然我没有完全看,但知道此书的主要目的还是批评我国过度计划生育的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义无返顾地投入到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少生了几亿人口,使这一时期的中国抚养率大大降低了。如果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中国的人口今天可能达到16亿人,如果真是这样,今天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看看今天社会上的就业情况,大批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大批四五十岁的下岗待业,五十多岁的人就早早退休回家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劳动力过剩最严重的时代。这还是在计划生育了的情况下发生的。假如不计划生育,其情形会更加严峻。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和独生子女政策的确是够狠的,象一把大剪子,在三十多年间剪掉了即将出生的几亿人口,并且在今后半个世纪里使人口从增长变为下降,到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从最高峰降到13.5亿(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是14亿多一点)。

计划生育给中国带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自80年代以来,由于只生一个孩子,城市家庭的子女抚养成本较低,使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中国今天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国家,国内资金富裕得无处可去,只有投向国外。

总起来看,30多年计划生育肯定有它的正面意义,它大大减轻了我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负担,从而减轻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负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易富贤先生又对计划生育工作大张挞伐呢?关键是易先生看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因计划生育而造成的困境。

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计划生育既有好的一面,也伴随着弊端,并且,其弊端往往隐藏在后面,等人们清醒地发现它时就晚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对未来的前景提出警告,就象清晨的公鸡打鸣一样,会给昏昏沉沉的国家和社会带来警醒作用。易先生的《大国空巢》一书就带有这种作用。它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声鸡鸣,由此唤醒沉睡了多年的中国社会。

不用讲多少大道理,就以我最近参加的一个亲人追悼会为案例,就可以看出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对我国的家庭传宗接代有多大的杀伤力。不久前我一个87岁的堂叔在去世了,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之后,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亲戚们聚坐一堂,谈论起仲氏家族的人丁变化。

先从我的曾祖父谈起,他于1910至1920年之间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即我的爷爷、大爷爷、大姑婆和小姑婆,他们四个(加上他们的配偶共8人)又生了16个子女,这是我的父亲和姑姑辈,父姑辈又生了大约36个孩子,就是我们这一辈,到了我们这一辈,人口的增长就打住了,后代只有44个。这44个仲氏后裔里,仲姓的男孩子只有5个,他们生的孩子里男孩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家仲氏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最后只剩下一根仲姓独苗,如果这个男孩再生一个女儿,我们这一门仲氏就完全断根了。

话谈到这里,大家不禁有唏嘘之感:计划生育对我国的家庭人口简直是断子绝宗。想我仲姓一族,自春秋时期先祖仲由(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在公元前542年诞生那一天起,繁衍到今天已有将近80代人。2500年间,仲姓家族已经繁衍成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大约20-30万人。

我是子路的第75代孙。打开祖谱《仲里志》,各地仲氏族人分布情况历历在目。仲氏家族与孔氏家族都一样,都有一部传承完整的家志。孔氏家族叫《阙里志》,仲氏家族叫《仲里志》。

今天遭计划生育这一围剿,估计到2050年仲姓人士将减少数万人,2100年或者到2200年,仲姓这一小姓氏是否还能在中国存在,《仲里志》是否还有人续写已经是个大问号。所以,计划生育所影响的不仅有经济问题,也有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问题。

这使我想起看唐代历史剧《贞观长歌》中的独孤家族,这是一门武将之家,后周时期赫赫有名,但到今天独孤一姓早已不见踪影。在如此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社会,小姓氏的灭绝也是这样容易,不要说在今天如此倡导独生子女的时代了。随着计划生育继续下去,可以想象中国的许多小姓氏会迅速消失。

计划生育所产生的影响更会显现在今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里。在那次送别堂叔的告别聚会上,我对堂婶安慰地说,今天还有这么多后代前来送别,要是等到我们这一代去世时,可能就没有今天这几十人的场面了,可能只有几个孤苦伶仃的独生子女。

由此我对大家说,中国人口红利期正在过去,迎接我们的将是一个相当冷酷老年社会。计划生育这柄双刃剑所带来的痛苦很快就将在一二十年之后显现出来。任何事情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当我们正在庆幸计划生育减少了人口负担压力时,老年社会的困苦将接踵而至。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年轻一代要承担起沉重的养老负担。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做绝了,不能走极端,今天看来好的事情,到将来不一定好。今天看来坏的事情,到明天看不一定坏。有一次我在网易做节目,就告诫现在的独生子女这一代,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要认为从小娇生惯养,到大了还会有福享,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小时幸福,大时辛苦。

这就是我对计划生育的评价和态度。我不会完全否定它,但也不会绝对痛斥它。这是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命运。计划生育之所以在这个国家诞生,就说明有它的存在意义。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能力再抚养更多的人口。5000年来的开采垦伐和生态环境资源破坏,已经使这个国家的国力消耗殆尽。人类今天对自己的残酷,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应。
上天的意志要遏制人口,人类能不顺应吗?因此,痛斥也好,哀叹也好,我们还要看到天命。人类的意志不能违背天命,中国人必须承受天命所赋予的一切酸甜苦辣。易富贤先生是否也应该从这一角度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如果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估计21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下降到12亿。可以断定,整个21世纪将是中国最痛苦的人口结构调整时期。中国人要有心理准备,迎接这场人口变化带来的经济变化、社会变化以及文化变化。

这就是我对《大国空巢》一书观点的平衡。我们应该思想得全面一些,既要积极行动,又要宽容理解。既要享受好处,也要迎接苦难。特别是我们50-60岁这一代人,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易富贤的书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谢谢易富贤先生!

仲大军, 2007年3月22日,于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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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先生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著名思想库)主任。国内目前知名的经济观察家、社会评论家、批评家、专栏作家、政府和企业顾问。曾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编委。由于职业的关系,近年里他着力创建经济观察这一职业,根据企业和政府的需求及时做出有指导性和前瞻性的分析判断。例如,他最早写出“告别短缺经济”的文章。1997年,他发表“迎接微利时代”一文,较早地指出了中国经济的这一新特征。1998年初,仲大军根据中国行业生产的变化写出了“中国产业利润大转移”一文,对产业间利润转换的现象首先进行了描述。2000年春,当“新经济”、“网络经济”被炒得甚嚣尘上之际,仲大军撰文指出:“今后十年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土木钢铁’经济的时代”。此外他还是著名的社会评论家,每年有几百万字独立思考的文章见诸国内外报刊杂志,其主要著作有《寻找新思路》、《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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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大国空巢》序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人口对于经济的作用始终是一个谜。有人说地球上的资源有限,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地球资源所能够容纳的水平。所以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从微观一点的层面来看却正相反。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像日本,香港,台湾,还有欧洲的许多国家,人口都非常密集,而人均收入又都很高。可见资源问题并没有成为制约因素。再具体到城市的层面看,大家都在争人口。十几年前我研究美国人口的流动时发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各个地方当局都在争人口。不但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地广人稀的国家如此,连我国这个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国家也都在争人口。城市边缘的开发区最着急的是人口太稀少,不少高楼大厦虽然都卖出去了,可是真正入住的很少,人少繁荣不起来,房地产的价钱也就上不去。每有一户人家来到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过去大城市的户口控制极严,近年来情况大有改变。主管当局越来越明白,繁荣靠人口,抵制人口对自己并不有利,因此大大地放松了对户口的管制。我国农村经济的停滞和城市的发展也与人口的大规模拥向城市有关。当然,人口密集而又贫困的地方也很多,像孟加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起来看,似乎二者没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因此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特殊值得研究的课题。

如果从人类发展的长远历史看,人口数量在近二百年间发生了爆涨。据历史学家估计在公元零年时全球人口为2.3亿,到1820年增加到10.4亿,平均年增长率为0.08%。而近180年来人口从10.4亿增加到65亿,平均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最近的全球人口年增长率1975-2003间平均为1.6%; 2003-2005为1.1%),比过去的两千年加快了12倍。拿更远的史前发展看,人类从非洲走出后的六万多年才增加到两亿多,其增长速度跟蜗牛爬行差不多。现在的人类学家想方设法寻找远古时代的人类化石,但是所得非常稀少。原因是那时候的人类总数大概超不过百万,分布在全球1.33亿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起来每一百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找起来当然不容易。这样看起来人口数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而到了上个世纪进入到了一个爆炸阶段。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其他生物的增加。人口成了独霸地球的超级物种,把其他生物的栖息地统统都占领了,破坏了,导致其他物种的大量灭绝。现在的环境破坏和大气变暖,轮到人类自己灭绝自己的时候了。幸亏事物有自己的规律,近年来生活提高,教育普及以后人类的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可以预见,将来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人类太多,而是孩子太少。这一现象已经在发达国家看到。中国不久也会走上这条路。经常出国的人或许会注意到,相比之下在中国公园里很难看到小孩,在公交车上很少看到孕妇。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现出征兆。

过去以为如果人类不控制自己,照过去的轨迹发展下去,不出二三百年,因人口过剩而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舆论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控制人口,要保护环境。现在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此间发生了些什么重要的变化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件事:经济增长加速,相应的环境负担加重,还有人口的增加和增速的减慢。这三件事中国都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中国的变化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全球在这个时期的变化。

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是讨论人口的。让我们来看看,在全球总体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口究竟处于什么状态。看了这本书我们才知道,这里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观点是政策的基础,不同的观点导致不同的政策,如果观点错误,后果将是严重的。尤其是人口政策的结果会产生几十年的持续影响。所以弄清楚我国的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是一件重大事情。

现在全球人口是65亿,其中中国占了19.5%。中国人口在全球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因为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超过中国。特别是中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数在直线下降。从1988年年增1700万人降到2005年年增7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差不多60万人。这样推算到2016年中国的人口年增为零。再往后,人口增长变成负数,人口总数一年比一年减少。因此中国人口的峰值应该发生在2016年。从1988到2005的17年看,易富贤的曲线和事实拟合得相当精确,拿来推测未来11年的增长是相当可信的。(见本书图15.1)易富贤得到的结论是调整人口政策,取消对生育的控制。这一点和国家计生委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按照计生委的意见,计划生育丝毫放松不得,不但在现在的五年计划里如此,下一个五年计划还不可以放松。

我不是人口学家,对上述两种意见的是非曲直没有发言权。作为经济学家可以从经济方面做一些分析。如上所说,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近二百多年的人口增长确实是爆炸性的,其后果是环境和资源的不可持续性。这一点意见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有所作为的话,我们希望人口增加,还是人口减少?或者不增不减?鉴于人口资源的矛盾,减少人口应该是合理的策略。

但是这是从很长远的发展看。从政策的角度看可能是不同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如何从人口增加变到人口减少的适应过程。变得太快社会不能适应,会遇到一代人的生活困难,造成巨大的社会痛苦。具体的问题就是人口忽然减少,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降低,导致生产下降,全社会入不敷出,经济衰败。这样的经验教训已经在不少人口减少的国家里发生过。尤其在我国,因为二十多年实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人口发生过急刹车。将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哪个国家都快,可能造成的问题也特别大。这一点是我国大多数人口学家都同意的。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降低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的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一份红利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将来老龄化社会降临时劳动力供给不足,欠帐是要归还的。

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严重的性别失调。根据公布的人口统计,现在0-4岁的性别比达到了1.23,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将会找不到老婆。性别比的失调一年比一年严重。拿每五年作一个段落,性别比依次是1.23, 1.19, 1.14, 1.08等等。可见这个问题在日趋恶化。当然,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很复杂,但肯定和管制生育有关。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之前性别比没有扭曲。

由于这些原因,继续执行严格的违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大可怀疑的。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对当前政策提出质疑是有必要的。有这样质疑的人远不止易富贤一人,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信息流通受阻碍的环境中,这方面的意见不能充分表达。所以他的看法特别值得大家注意。

按理说,国家计生委应该对这样的意见最关心,最欢迎。可是事实上恰好是计生委不欢迎不同的意见。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是生怕自己制定的政策被不同意见干扰,得不到贯彻;更由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如果计划生育不需要了,国家计生委也就要解散了,自己这份官也当不下去了。相反,愈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自己手中的权也愈大。很明显,什么样的政策对这些官员有利。这是问题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难解决的部分。

懂得政策如何联系到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就能够解释一系列的政策偏差。类似的问题有不少。其中首先是中国的粮食问题。主管粮食的官员特意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无中生有地制造粮食危机论,迷惑老百姓,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哄骗最高领导人,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其次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和冻结农用地的政策。这些政策有明显的错误,但是得以不断加强,靠的是扼杀不同意见,严格控制言论,让社会和领导只能听到他们一家之言。2007年3月1日报载国家计生委的负责人宣布要制定新的生育控制政策,对社会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严加处罚。不但罚款(有的罚到几十万元)还要计入档案,不得参加社会各种评奖活动。这种法外加刑的做法根据何在?名人富人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要仇视他们。计生委的人自己承认,名人富人超生是极个别的事,并不构成对人口控制的威胁。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如果是借机敲诈勒索,就完全失去了政府应有的公正执法的原则;如果是想煽动贫富人群之间的对立情绪,破坏和谐社会,居心就更可怕了。

仇视精英是文革的做法。计生委被有文革遗风的人所控制,倒是值得担忧的。其实,对超生罚款已经是过去的做法。现在不叫罚款了。先是改称为计划外生育费,现在又改称社会扶养费。超生已经是一个中性的行为,并不认为是什么错误。这些官员曲解有关规定,把它当作打击社会精英的手段,挑拨普通群众和精英分子之间的对立,破坏社会和谐。同时又随意扩大自己手中的权限,增加自己的威风。这种出格的做法难免引起大家对计生委此种政策出发点的怀疑。

以上猜测政策因为官员们的个人利益而被扭曲,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是很难得到的。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何来证据呢?但是我是研究制度理论的,懂得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再加上政策中明显的片面性,怀疑就产生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主管官员都有这种心态,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负责人是难辞其咎的。官员们否认我的指责的最有力的回答就是开放反对的声音,让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有充分发表的机会。否则怎么否认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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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啊,现在计划生育已经不是基本国策了,政策开始松动、动摇。
有如此系统地文章来分析得失,相信领导们会考虑的。
不然等到像欧洲那样人口负增长的时候,就晚了
清冷如月,嘹亮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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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不靠政府靠谁?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2007-09-15

 2007年9月13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北京CBD国际论坛上谈到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仅靠政府买社会保险,远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西方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紧接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王宪章就推销商业养老,他说: “商业养老保险在我国有很大发展前景。”(龙永图: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 中国青年报. 2007年9月13日)。

龙永图关于“养老不能全靠政府”的高论一出,立即引来不少质疑之声。龙永图受到指责的原因是人们对政府养老充满期望。长期以来,计生委的宣传是:“只生一个好,老政府给养老”,现在国家计生委还在农村实行少生奖,给60岁以上独生子女家庭老人发放养老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1980年开始实施,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父母还没有到60岁,现在享受养老金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还是1940年代出生的人口,人数还微乎其微,政府还有能力做到“少生奖”),诱导人们少生。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前不久还说养老不是问题,只要调整一下养老制度就是。不但城市人口指望政府养老,农村人口也误以为政府能养老了。而龙永图打破了人们的这种美好的幻想,揭穿了一个弥天大谎,点破了一个事实:不能指望政府养老。

1980年根据宋健、田雪原等人花费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的“人口控制论”,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宋健和田雪原当时预测独生子女政策“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

然而1999年中国就进入老年化社会。根据上面《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3日的这篇报道:“目前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43亿人。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是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而我国2006年人均GDP仅有2000美元左右”。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2005年说:“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项怀诚警示养老金缺口 未来缺口高达9.15万亿元. 新华网.2005-10-23.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3671441.htm)。

中国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只有1.43亿人,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9亿多劳动力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即便如此,现在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陈春艳,李蕾.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 人民网. 2006年02月22日http://life.people.com.cn/GB/1089/4131213.html)。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由于计划生育所引起孩子数太少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些老人都得指望政府养老),而劳动人口却大为减少,政府养老怎么指望的上?龙永图只是提前敲响了警钟,人们应该提前防范才是。

龙永图认为:西方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西方都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当初建立养老金的时候都是高生育率,能够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和商业养老制度,家庭人口结构合理,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也健全,使得老有所养。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商业养老制度和家庭养老都面临危机。美国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最好的(美国生育率还有2.09),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但是依照目前的运作方式,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到了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中国以前没有social security,但是有family security,父母向下一代投资,再让下一代回哺父母,使得养老等福利大项在自己家庭内就可以解决,并且建立了一整套“孝文化”(历届统治者并通过法律强化之),能够保证父母的投资有回报,减少了国家在这方面的压力。照顾老人是需要非常多年轻劳动力的,不是钱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老人不是大棚里的蔬菜和车间里的零件,是没有办法“自动化”照顾的。但中国现在只计划生育,却不计划养老,计划生育政策打断了这条中国家庭传统的内部资金链,使得家庭人口结构畸形,family security彻底破坏(一方面是下一代人数不够,另一方面是孝文化已经没有约束力),social security又无法建立。养老不靠政府,靠谁?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王宪章推销商业养老。但政府都指望不上,还指望的上商业养老?缴纳了几十年来商业养老费,等到需要领养老金的时候,保险公司已经破产关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初期,政府鼓励集体化,在统一食堂里吃饭比自己家里还要好,有这么好事情,都一窝蜂加入集体化,结果出现大的饥荒。三十年前进入国营企业意味着铁饭碗,但是现在国营企业却成了“下岗”的代名词。

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因此通过人口代际来维持的养老是有效的和最可靠的。其实无论是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还是商业养老,都是代际之间的投资,都得依赖合理的人口结构。这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假设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要知道,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既然养老不能靠政府,商业养老更不可靠,那么只能指望自己的孩子了。但是孩子数又太少,难以指望的上。那么总得有条生路吧,总不能逼着数亿老人造反吧。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就提出一旦社会保障出现问题,“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政治未毕通也”。西汉时期“有勇力者”才有能力“衡击”,现在不一样了,弱势群体一样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破坏:石家庄残疾人连炸数楼今后数亿老年弱势群体(现在的青壮年)要是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不容小看,因为他们连死都不怕了。

如果政府不能养老,就应该将事实告诉大家,并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放大家一条生路。因此现在当务之急是停止计划生育。三四十岁的人再生个孩子。四十五岁以上的虽然没有生育能力,但是鼓励你们的儿女多生几个孩子,等到你们六七十岁的时候,孙子孙女长大成人,协助他们的父母帮你们养老。人口结构改善之后,还能勉强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制度,你们还能拿点养老金。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你们还能够勉强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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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确实是因为计划生育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7-10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5077

联合国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波动在105-106,但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 ,1988年突破110,1997年突破120。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是1.23。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意味着光是因为性别比同龄127个男人将有27人打光棍,加上其他原因(比如经济发展后,部分女性也选择单身),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2007年07月06日人民日报《中国男女人数相差3700万社会问题凸现》指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搜狐网站对该则新闻进行投票,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是因为计划生育。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但是“治疗”之前首先必须“诊断”准确,“诊断”明确后就应该对症下药,否则会延误“病情”。因此现在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不能继续忌病讳医。

中国传统上也曾有溺杀女婴的现象,但是那是在古代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下,没有避孕措施,少数家庭生育七八个、十几个孩子,实在无法养活,既溺杀男婴,也溺杀女婴,由于女孩对家庭贡献小(父母几乎没有从女儿那里得到回报),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下,溺杀女婴相对多一些。但是孩子毕竟是自己骨肉,只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不会溺杀女婴。中国在1980年之前生活水平还不高,但是已经足以养活五六个孩子了,也就没有出现溺杀女婴现象,性别比正常。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愿意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现在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都很宝贝(并且还有“穷养儿子富养女”、“养儿如养草,养女如养花”的说法,养育女儿更加精心),还有几个家庭真正歧视女儿?只是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希望不一样(除了期望儿子能够延续家族外,其他并无歧视)。 只有一个孩子话,偏爱男孩的为多;但是有两个孩子的话,大多数还是喜欢一女一子(合一个“好”字) ,而不是两个儿子。现在“超生”的人大多数也只有生育两三个孩子的愿望,要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他们会选择性别、溺杀女婴吗?

现在舆论宣传说想生儿子就是思想落后。难道想生女孩就是思想先进?想吃白菜是落后,想吃萝卜的就是先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本来萝卜白菜都能兼有,鱼和熊掌都能兼得,但是计生委只让拿一样,这就导致了人工选择性别。

中国父系姓氏至少有两三千年历史,欧洲国家只有数百年历史(欧美国家妇女现在结婚后仍然改随夫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family name;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来的妇女婚后不改姓、一个家庭出现两个family name 感到奇怪),延续数千年历史的姓氏意义非常深远,岂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

现在希望生男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分配制度只倾向物质再生产而忽略人口再生产,而男孩在物质再生产方面有竞争优势,显得“贡献大”,父母有成就感。白菜没有放盐,而萝卜却佐料齐全,人们当然愿意吃萝卜。农村得指望儿子养老。因此现在偏爱男孩,更主要是由于现实利益诱导。如果光是延续香火的话,那么只有父亲更偏爱男孩,但是现实上很多母亲也偏爱男孩。要是在分配上将人口再生产当成生产对待,女性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使得杨家上下都得到了荣华富贵,时有传言:“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唐朝统治者黩武开边,看到繁重的兵役负担和边庭血流成河、白骨蔽野的惨境,杜甫在《兵车行》中感叹“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现在由于性别比失衡,儿子找不到老婆,父母也感叹“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光棍难终老”了)。可见现实利益是很重要的。

计生委多次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 1990年达到116.5。计生委说印度也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那我们先“诊断”一下韩国和印度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病情”。

韩国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父系姓氏有差不多两千年历史,有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

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1970年代韩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生育3.6个孩子,扣除不生育妇女,意味着绝大多数家庭养育4个以上孩子,绝大多数家庭都有男孩,没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出生性别比正常。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养育成本增高,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1970年的4.53个下降到1980年的2.83个,1985 年的1.67个,再下降到1990年的1.59个。1980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也持续攀升,1990年代达到高峰1.165。究其原因就是在畸形分配制度挤压下,抚养成本太高,生育意愿下降,只能养育1.6个孩子,要是自然生育的话,将会有相当部分家庭没有儿子,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借助B超等方法,人工选择性别。抚养成本的提高,导致二孩和三孩的人数减少,为了提高生男孩的“效率”,二、三孩的出生性别比也增加,韩国总体出生性别比以及一孩、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从1985年的109.4 、106.0、107.8、129.2增加到1990年的116.5、108.5、117.0、188.8。从中可见,即便在1990年,一孩出生性别比还是相对正常。就是说低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抚养成本增高的一个指标。

但是中国与韩国、印度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方面并没有可比性:

1、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198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 1985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78)之后才严重,出生性别比从1985年的109不断上升。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同步,1980年代就出问题, 1990年就高达111,而中国2000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0.728)还只相当于韩国1978年的水平,韩国1978年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就是说,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抚养成本增高会引起中华文化圈国家出生性别比失衡,但是中国 2000年之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达不到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程度。

2、中国1949年之后妇女就“解放”了,妇女已经顶了半个世纪的“半边天”了,而韩国妇女现在才开始“解放”,印度妇女还没有“解放”。印度养女儿从经济角度等于“白赔”,一方面女儿不帮父母养老,并且女儿出嫁的时候还要倒赔巨额嫁妆;而中国女儿现在正逐渐成为养老的主力,而结婚时男方父母出钱多 (中国古代还通过彩礼部分地偿还培养女儿的成本)。 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说"印度(出生性别比)非常严重 "。 从绝对数量来看,似乎中国的与印度今后光棍数量相差不大,但是考虑到出生人口基数,印度的性别失衡问题远没有中国严重。印度近年每年出生2450万左右,中国只出生1200多万,印度出生性别比只有 110左右(比正常只多出5个百分点),而中国却高达123-127(比正常多出18-22个百分点)。

3 、韩国是一个以男性为社会主体的国家。韩国多年来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在当代韩国社会变得日益松散,但不同社会性别在生存和发展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长子继承制,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结婚以后的任务是生儿育女当家庭主妇、男性从来不干家务,甚至招待客人女性不能与男性同桌吃饭等现象还较普遍地存在着。

4 、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占男性的86%(韩国为71%,印度为50%),在所有165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7 ;国会议员女性比率中国为20.2%(韩国为13.0%),在所有参评的16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45位;中国女性收入相对男性的比例为66%(韩国为48% ,印度为38%),在所有参评的15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23位。就是说中国妇女的地位不但高于韩国和印度,在全世界也是位居前几位。

5 、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二胎加间隔)的地区都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1-4岁平均为120.9(翼城为102.7),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

因此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有几个愿意继续生下去的?),直到10胎为止(中国妇女十几岁结婚的话,一辈子现实极限生育能力平均也只有6、7个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个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许生儿子,还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吗?

由于计生委忌病讳医,拒绝承认是计划生育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拒绝人口政策的调整。近年在治理性别比方面投入很大,但是由于治标不治本,出生性别比 不但不降低,反而不断攀升。

中国 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一些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因此得出结论:放开二胎不但不会缓解出生性别比畸形,反而会增加出生性别比畸形。真的如此吗?现在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原因是计划生育限制生育。本来那些偏爱男孩的可以通过多一、两个来实现(每次都有 50%的可能是男孩),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罚款和其他惩罚以及养育成本的提高,使得“超生”非常昂贵。并且随着胎次的增加,罚款数额也增加。这就使得偏爱男孩的“超生”者必须提高“效率”。要是没有计划生育的罚款和惩罚,人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成本多养育一两个孩子。

中国2006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0.78)相当于韩国1985年的水平,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1.7左右,另外也意味着中国除了计划生育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外,今后还将会因为抚养成本过高而加重性别比失衡,如不及时治理将会日益严重。

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要是中国性别比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话,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要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因为抚养成本过高,那么中国性别比高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应该低于韩国的1990年的1.59,现在也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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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谁来养?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2-9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3417

初稿2004年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第42期(总第275期):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2/cz01.htm,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

老有所养对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社会养老更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这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为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还接近4个),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每3.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额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直到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社保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因为欧美和日本虽然目前生育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生育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的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例如日本就是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拒付养老金的表现形式之一。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中间年龄就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为老龄化忧心忡忡、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并建议日本应该和中国一样,人口至少朝着减半的方向努力。国家计生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

李小平对自己的理论似乎并没有信心,他在《老来怎么办?》一诗中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无路我就跳大江。反正早晚是一死,人生不过梦一场”。他建议安乐死立法。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可谓穿着夏衣骤然进入老年化社会的严冬。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社保立刻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的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展,这些老年人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中国将被迫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在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着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现象,出现了所谓的“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是极度危险的,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能量守恒”,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健全的人口结构,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国家人口结构开始出现问题,社保制度也面临危机);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缺乏其他条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由于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建立起社保制度;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却没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为中国忽略了其他条件)。

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帮助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有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在年老时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现在整个社会限制生育付出太少的话,今后数十年内各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美国政府是明智的,并且也有能力这样做。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是在城市,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教育,不象城市那样是国家的义务教育。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高校录取分数线反而远比农业省份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也做到了“老有所养”,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到时候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以前的100元将有可能降低到不值10元甚至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养家,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年轻劳力有余(六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运行,但随着老年化的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这种分配模式其实也并不有利于老年人,随着年资的增加,工资增加,结果导致企业往往寻机解雇年资高的员工,高年资的员工失业率增加。因此合理的分配模式是,让贡献与工资成正比,年轻人刚开始参加工作,工作经验和能力都欠缺,工资低一些(低就业门槛也有利于提高就业率),但是国家通过降低幼儿教育、住房等民生成本,使得他们能够低廉地成家、生子;四十岁左右家庭开销大,孩子读书需要钱,并且上面还有父母需要扶养,这个时间也是工作的黄金时期,贡献也大,工资应该高一些;五十岁之后,孩子已经长大,父母大多也已经去世,家庭负担轻,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稳定,工作能力在降低,工资应该逐渐降低。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上提倡孝道。到时候选拔公务员可能得采纳中国古代的“举孝廉”的思想,可能会为孝道立法,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我们廉价地换来“孝”的名声),一对夫妇又只抚养一两个孩子,看似“轻松”,实际上是在透支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目前适龄生育人口基数大意味着今后的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人口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三亿派”学者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生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帮助解决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的很大一部份,但现在只占很小一部份。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的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像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而根据人民网的资料,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要是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话,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美国就用不着担忧社会保障制度的破产了。

人均寿命将继续延长,但有极限,中国人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今后寿命延长将非常缓慢。寿命延长工作时间也会稍有延长,但不会成比例地延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疾病发生率在不断增加(很多是所谓的富贵病),虽然寿命延长,但延长寿命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昂贵(比如医疗成本),远非延长工作时间所能弥补(现在有些工厂就已经被老年人医药费拖得半死不活了)。尤其是在今后的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本身就较差。比如平均寿命只有60岁,只在生病的时候需要扶养;平均寿命80岁,至少有十几年需要扶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寿命延长,工作年龄并没有相应延长,养老负担却更重。这就是老年化的实质!

从众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阳发生“12.25”特大火灾,夺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本来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机告诉亲人时还没有恐惧感,还没有逃生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都在里面,火灾肯定会被很快控制住的。结果后面情况难以控制时,一片拥挤,影响了逃生。要是在一开始就准备逃生,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是可以逃出来的。现在计生生育也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反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无所谓。但当危机来临时,谁也逃不了。

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过去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竟然有这样的好事!既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辛劳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这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人无远虑,必有近犹!说是老有所养,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谁来养呢?少壮不努力(生育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人们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保制度。中国需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前提条件是停止计划生育并改善民生、鼓励生育,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续发展、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保制度的关键。

中国传统的伦理是父慈子孝,这是建立在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家族的持续发展。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拥有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发言权,他们可能会不顾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而只顾本身的利益(儿女都没有或者指望不上,还为什么子孙后代?),甚至要求廉价出卖国地等民族资产。

总之,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保案(当然不仅仅如此)。



老有所养,谁来养?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2-9 9:13:49 http://guancha.gmw.cn



老有所养对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要是同时有两、三个小孩在读公立大学的话,第二、三个小孩免交很多费用。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金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候都是高生育率而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是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生育率还接近4),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估计,每3.3个在职者支付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付1个退休者。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寿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

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美国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的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了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就是现在,发达国家社保问题也才露出芽来,因为欧洲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所以现在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日本就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更主要是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一种拒付养老金的表现之一。

依照国际惯例,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通常会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英国用了45年、瑞士是50年、美国65年,法国虽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达到14%的比例却花费了115年。根据于学军等人的预测,中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7年。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社保制度还没有建立好,中间年龄就将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凶猛。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了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束手无策中就进入老年社会。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 而由于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总统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城市社保立马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些老年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最近中国已经开始延长退休年龄了,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的赢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甚至年轻姑娘也“自愿”嫁给老头),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了,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了,出现“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要是大多数人都这样的话,其实是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身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但从社会角度出发却是危险的。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是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有能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老年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整个社会付出的太少的话,今后问题可大了。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社会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你以为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但是孩子长大后主要贡献却主要是给国家。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美国政府是明智的,并且也有能力这样做。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而孩子工作后的贡献却几乎全是给国家。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反而分数线远比农业省份要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这个时候以前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一通货膨胀,以前100元将降低到不值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很多企业已经不招收45岁以上的职工了)。

年轻人本来就要赚钱多,老人本来就赚不到钱。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养家,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就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候年轻劳力有余(六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但随着老年化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

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是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后,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留下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往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还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提倡孝道,到时候选拔公务员可能得采纳中国古代的“举孝廉”的思想,可能会为孝道立法,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我们廉价地换来“孝”的名声),一对夫妇又只抚养一、两个孩子,但却是透支今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但正因为目前适龄生育人的基数大,就意味着今后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人保政策时才更应该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 。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弥补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很大部份,但现在吃只占很少部份。科技的提高,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象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比中国还要高),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而根据人民网的资料,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要是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话,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美国就用不着担忧社会保障制度的破产了。

寿命是有所延长,但有极限,中国现在平均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专家预计数百年内人类平均寿命不会达到100岁。寿命延长工作时间也会稍有延长,但不会成比例地延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疾病发生率在不断增加(很多是所谓的富贵病),虽然寿命仍然会有所延长,但延长寿命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昂贵(比如医疗成本),远非延长工作时间所能弥补(现在有些工厂就已经被老年人医药费拖得要死不活了),尤其是今后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对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本身就较差。比如平均寿命只有60岁,只在生病时候需要抚养;平均寿命80岁,至少有十几年需要抚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寿命延长,工作年龄并没有相应延长,养老负担更重。这就是老年化的实质!

从众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阳“12.25”特大火灾,夺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本来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机告诉亲人时还没有恐惧感,还没有逃生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都在里面,火灾肯定会被很快控制住的。结果后面情况难以控制时,一片拥挤,影响了逃生。要是在一开始就准备逃生,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是可以逃出来的。现在计生生育也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反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无所谓。但到问题来临时候,谁也逃不了。

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过去的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还能得的奖励,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初期,政府鼓励集体化,在统一食堂里吃饭比自己家里还要好(将几年的存粮几个月都吃完,生活当然好),有这么好事情,都一窝蜂加入集体化。结果呢,出现大的饥荒。谓之“自然灾害”,不是人灾又是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犹!说是老有所养,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谁来养呢?少壮不努力(生育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普通老百姓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就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保制度。中国需要需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是前提条件是停止计划生育并改善民生、鼓励生育,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续发展、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保制度的关键。

中国传统的伦理是父慈子孝,这是建立在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家族的持续发展。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拥有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发言权,他们可能会不顾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而只顾本身的利益(儿女都没有或者指望不上,还为什么子孙后代?),甚至要求廉价出卖国地等民族资产。

何新、何清涟等学者认为人口过多会威胁社会稳定,建议控制人口。其实他们的这种思路是非常错误的,纵观历史,动乱的起因往往是人均税负太重,人口多只是表象。而税负过重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管制手段所造成;相反,劳动人口多还会降低人均税负。《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叶适认为“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墨翟认为人口众多恰恰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因为“以人为本”,鼓励生息,降低人均税负。而现在我国税负不断增加,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今后老年化严重后,政府想“薄赋轻税”都不行,三四亿老年人等着生活,人均税负更重,社会保障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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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优育”还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3-8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3814

现在国人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少生优生,通过降低人口数量来提高人口质量。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窦燕山五子先后登科及第:长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尚书;次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侍郎;三子曾任补阙;四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谏议大夫;五子曾任起居郎。当时人称窦氏五龙)。现实中既可以举出无数事例说明精养一个孩子比粗养多个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说明一个家庭同样能够培养好多个孩子(窦燕山模式)。

两千多年来,出了无数个孟母,花费了巨额的培养成本,但是培养出的“孟子”却没有几个。并且“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孟子”的后代往往很难继续“富贵”下去。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现在很多人将素质简化成高学历。并且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要获得高报酬。人们简单地将获取财富的能力视为素质的标准。由于社会是开放系统,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不过是“成功地”获取财富,并不是“成功地”创造财富。而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国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获取财富的人。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所谓的精英,实际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说家庭培养孩子的标准:获取财富;国家培养孩子的标准:创造财富。国家标准与家庭标准是不同的,而现在中国政府却用家庭标准来看待人口问题。要是分配制度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可以趋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就会出现矛盾,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人爱拿人口素质说事,什么叫素质高,什么叫素质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吗?

如果说钱多就叫素质高,统计表明:美国的公司老总们大多是大学生(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有毕业),博士生当老总的很少见。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