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

人口政策调整不可沽名学霸王

基本国策起苍黄[1]，岂容寄生再猖狂？
以人为本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2]。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3]。
天若有情天亦老[4]，人间正道是沧桑[5]。

[1]：苍黄，同仓皇。本句是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遭到各界广泛质疑，理论基础已经动摇，停止计划生育势在必行。苍黄兼有变色的意思。
[2]；计划生育代表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随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确立，人口政策将面临方向性调整。人口政策的调整是最高层次的政治改革，其影响将延续数千年。
[3]：在秦末群雄相争之际，楚怀王是反秦义军的精神领袖，声望很高。霸王项羽的部将英布杀害“义帝”楚怀王，有人建议项羽惩罚英布以消民愤。霸王不但不惩罚英布，反而自己承担杀害“义帝”的责任。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形势急转逆下，英布也投靠刘邦，与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名将。
[4]：原句的意思是，对于这样的人间恨事，天若有情，也要因悲伤而衰老。这里是说，计划生育是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见到如此惨烈的事件（减少数亿后代），老天也要因痛苦而变衰老。
[5]：人间正道，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沧桑，沧海(大海)变为桑田，这里比喻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中国人口恢复性增长。古代神话：女仙麻姑对另一仙人王方平说，他们相见以来，东海已经三次变为桑田(见葛洪《神仙传》)。

计划生育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决策失误，从始至终都是受人口学家的误导，现在人口学家和计生委还在利益的驱动下用种种复杂的“游戏”掩盖人口真相。如果没有当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论（所有预测全部落空），就不会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如果后面历次生育率数据和人口总数数据不被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修正”，中央早就停止计划生育。因此中国人口政策失误的责任一清二楚。但是现在计生委和人口学界已经开始狡辩，将责任往中央推。

计生委几年前就意识到面临被撤消的危险，悄悄地在“计划生育委员会”前面加上了“人口”二字，变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指望今后中央知道人口真相停止计划生育后只要将后面的“计划生育”四个字去掉变成“人口委员会”就行了，作为部委仍然可以“可持续发展”。但要是计生委能够“可持续发展”，国家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了。有人说，砍树工人可以转变成种树工人，计生委也可以转变职能鼓励生育。但是树木是没有意识的，而人的生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意愿，同样一个部门以前让人不生孩子，现在鼓励人们生育孩子，大众在心理上难免很别扭。阎王能变成送子观音吗？计生委代表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立的。自然过渡让人感受不到“拨乱反正”的味道，生育意愿难以提高。

让人不生育容易，让人生育难。计划生育一抓就灵，鼓励生育是百求不应。计划生育是从百姓收钱，一个部门就足够。鼓励生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投资，需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根本性调整，全面改善民生，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重建生育文化，涉及到税收、财政、文化、教育、医疗、住房（韩国生育率低下，与住房等民生压力大很有关系；美国德克萨斯州生育率在2.3以上，高于美国平均水平2.1，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州房价低，生活压力小）等多个方面。一个部门有能力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有必要单独设立一个部委？计生委的一些服务功能可以转归到其他一些部门（如卫生部、民政部）。现在行政成本奇高，何必保留一个没有用的计生委？

中国计生委为什么老是与韩国相比？赵白鸽谈及性别比的时候与韩国相比，其实中国和韩国在出生性别比方面并没有可比性。计生委法规司长于学军也谈到韩国的双向计划生育：以前限制生育，现在鼓励生育。其实韩国的“计划生育”也已经失败，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只有1.08，韩国现在正后悔没有早点鼓励生育。与国际接轨，难道要与韩国1.08的生育率接轨？其实计生委羡慕的是韩国的负责人口的“机构”。韩国的教训是深刻的：韩国当初限制生育的时候有专门机构，现在鼓励生育、改善出生性别比的时候也有专门机构，正是因为有与人口有关的专门机构的存在，韩国的生育率不断下降（伤口老是被抚摸不但不有利于愈合，反而容易感染）。而美国没有负责人口的专门机构，生育率却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因此中国今后要提升生育率，就必须撤销与人口有关的专门机构。

从长远看，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失误往往会被时间冲淡，而人口问题的失误却再怎么放大也不为过，现在不算知名的人口学家，今后从历史角度看，却可能是著名的民族罪人。人口问题是一个定时炸弹，越往后掩盖，问题就越严重，越来越清晰，对政府的威信损害越大。通过“平稳过渡”撤除这个定时炸弹是不可能的，纸是包不住火的（计生委可以“左右”、“修正”一两次人口普查结果，但今后的人口普查还是会将人口真相公布出来的），今后四亿老人在等着养老，民族需要持续发展。现在可以拒绝笔者的观点（可能听起来不太顺耳），但是今后不能拒绝汹涌而来的因为计划生育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个政治大礼包，但是这个大礼包里面的是鲜活的树苗（可望长成高大的栋梁），而不是饼干（晚打开几天也没问题）。要是不及时打开，看到的就将是发出腐味的枯木。残酷的现实已把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几年都可能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人口政策调整上不可沽名学霸王！如果现在不撤销计生委，今后政府承担得起人口政策失误这个重大历史责任？

海鸥

21.4、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在城市人们的心目中，农民超生严重，计划生育停不得。但是既然全国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而即使北京、上海的生育率也还有0.7左右，那么就意味着农民超生并不严重。1990年代以来所有的生育意愿调查都显示农民生育率不断降低，早就低于1.8了。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农民不原意生孩子了？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1990年代后中国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打工，全国目前有2.5亿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育龄人口，9亿农民中去掉老年人和小孩外，育龄人口一共只有三亿多。200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就是说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很多城市居民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的城市居民（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孩子入学有困难）。

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把财力向中央集中（国家有财力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大城市有财力发展基础建设），却继续让基层政府承担农业基础建设、义务教育（而国家又提高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只好打白条拖欠教师等人员的工资）、卫生医疗等开支，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乡镇政府面临“破产”[17]。全国人大常委冯之浚说，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投资中，中央财政仅负担了8%，省级财政负担11%，县级以下财政负担超过80％，而县级教育支出最终是由当地农民直接承担。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中国乡村级政府的债务高达一万亿元人民币。比如湖南省衡阳县2004年乡村债务高达4亿，相当于近四年的财政收入[18]。而基层政府为了运转，就通过各种途径“搭车收费”将压力往所有农民身上转移，但是中央又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禁止“搭车收费”，结果只有计划生育这个合法的“捞钱”途径了。由于计划生育又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得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重要财经来源[19]。虽然1990年代的计划生育从手段上并不比1980年代严厉，但是罚款数额却是数倍增加，远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每次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就意味着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基层工作已经是围着计划生育转了，计生大楼成为一些地方最为豪华的建筑。近年湖南、山东、河南、云南、广西等农业省份都重现1980年代那种涉及计划生育的极端残忍的非法行政事件。现在开始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村最后一个可以“搭车收费”的借口也没有了，要是农村机构不能缩减的话，就更要特别警惕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制造不和谐，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概括起来：1990年代之后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育意愿不断下降；贫富差别加大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使得农民养育孩子的能力不断下降；而分税制改革使得计划生育成为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方面将农民不当人，加大农民负担，农民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另一方面计生委却又将农民当成超人，高估了百姓对抗政策的能力，夸大农民超生现象，以至于城市居民总以为农民超生严重。中央人口目标的一次次落空就是因为低估了基层计生委“执行政策”的能力，高估了农民对抗政策的能力。

计划生育的后果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已经沦落为老弱病残的基地，象战争年代一样满目疮痍；而城市却因为大量的农民工涌入，一片繁荣，甚至还有“人满为患”的感觉。掌握决策发言权的城市并没有感受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有调整人口政策的动力。等到计划生育的后果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之时，国家再也无力回天了。

民工行（仿杜甫《兵车行》）
雨霖霖，风萧萧，行李包裹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泥泞不见利民道。
牵衣顿足吞声哭，东南列车难求票。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民工缺。[注1]
或从十五跑东莞，便至四十奔上海；
去时身强壮如牛，归来体残爹娘哭。
村中只剩病老弱，计划生育犹未休。
君不闻，汉家山西二百州，屋破田荒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川湘子弟耐苦劳，被驱不异犬与鸡。
总理虽有问，民工敢申恨？[2]
且如今年冬，工资领不到。
乡长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注3]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光棍难终老。[注4]
君不见，青海头，千年汉镇今已空。[注5]
医疗教育住房压，养己不易还养后？[注6]

注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七成村庄无劳力可外输
注2：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时，帮农民工讨拖欠的工资，此事经新华社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社会开始关注农民工欠薪问题。
注3：有限的青壮年大量外流，没有足够人口补充，内地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县乡财税短缺。
注4：《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意味着超过21%同龄男性将打光棍。
注5：《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
注6：《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东、中、西部地区依次为1.70个、1 .74个、1.77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

海鸥

辩证看待中华传统生育文化

易富贤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11-21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2062


古代生存条件恶劣，瘟疫、疾病、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常使得人口剧减。人类繁衍非常缓慢，并且充满风险。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先后灭绝。繁衍后代是一种动物本能。但是如何使得这种本领得到强化，就是生育文化。现在幸存的民族都经过长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外，更得益于独特的中华生育文化。中华生育文化可以归纳成两个点：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局限于夫妻而保护生育器官、维持社会道德（看看现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低生育率就知道为什么“万恶淫为首”）。因此中华生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个字：“利”、“性”。“利”指的是“百善孝为先”，“性”指的是“万恶淫为首”。

1、百善孝为先

《孟子.离娄》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三事，赵歧的注释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孟子认为，无后是比陷亲不义，不赡养父母更为不孝的事。在孔子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视为了“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无后”所以“为大”者意义在此。孔门的孝的意蕴是丰富的。孝的生育动机对维系宗姓的存在，促进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创建东方特有的家庭道德准则，培养汉民族传统的亲子情感，对提高人的生育动机水平，使之远离全凭性欲驱使的动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标志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面多重含义：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
2、养老。
3、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有人说中国没有产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产生时的几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家庙、祖宗祭祀。据甲骨文记载，中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实是中华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些生育文化将个人利益与繁衍高度挂钩，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养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还影响死后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家族就不能持续存在。因此孔子认为保持身体健康无病也是对父母的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养老只需要几年、几十年；而死后的祭祀却需要数百年、上千年，比养老要重要多了。人死为神，并且这个神是自己家族的神，专门保佑子孙后代的，因此子孙的“孝”既有本能，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后保佑）。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国是祖宗崇拜。从心理学角度看，“孝”是驱动人们生育的动机力量。因此有人说：宗教是犹太人的历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根据《礼记·昏义》所说：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确。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还从赡养，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着生育动机作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能仅局限于养父母，因为犬马都能养主人，重要的是敬重双亲。怎样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只能算是赡养，尚不是称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要经常有愉悦的容色。《礼记.礼充》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无违”，即不违父母旨意。儒家学说通过对孝的规范，不仅制定了儿子对父母的行为准则，也把父母的生养、死葬和精神愉悦都托付给了儿子。这样，对孝的动人后果的歧望与追求，必然成了推动人们从自身的“老有所养，老有所敬”诸方面而去谋求生育儿子的强大动机力量。

其实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孝”、“回报”的概念，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孝”文化是人类各民族family security系统的核心，而family security系统的确立使得人类走向文明。换句话说，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现在西方国家由于social security的建立，“孝”的观念降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孝”只是中华文化特有（其实只是中华文化将“孝”文化上升到宗教高度；但是西方还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国却没有）。其实几十年前欧洲的家庭模式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差别：老人在家帮忙照顾孙子、孙女，儿子、儿媳承担家庭主要劳动。

《论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处理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的。换句话说，慎终追远讲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来。那么慎终追远之后，为何民德就可以归厚了呢？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的、不讲回报的，是心甘情愿的；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无限的心血和爱意，人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心理，这种回报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此孝心经过不断地培养、成长、扩展，最会形成了一个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和孝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说“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规范，历代统治阶级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教化（古代还有举孝廉的制度，最近也有学者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将“孝”作为选拔公务员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在立法上进行多方面的保护，甚至将不孝列入十恶不赦的罪行之一。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家庭结构的破坏，预示着今后道德的沦丧（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了，将本来应该用来养育小孩的精力化在歌厅、酒吧、牌桌上，社会道德能好吗？）。几千年来“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因为意味着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续发展），现在竟然无所谓了。“以德治国”必须以恢复家庭结构为前提。

２、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需要征收赋税，需要征发徭役，需要兵源，这些都需要人口基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1]。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强调“以人为本”，中国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亚里斯多德都先后论述过“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3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不久将下降到1/6），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力水平来说，使得人口最大化。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 “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总结管子和孔子的观点：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后才能懂礼节，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类似现代城市化的“聚集效应”。

战国时秦国改革家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强调的是人众，其次才是兵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可见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综观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时期都国运昌盛；而视百姓为草芥的时期都国运衰败。

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历史上昏君千奇百怪，但是明君却有共同点：以人为本。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３、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由于生育对家庭有回报，对国家也有利，历代统治者都鼓励生育，多生多育意愿、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乐子孙，振振兮”，“卑尔昌而炽，卑尔寿而富”之类子孙繁昌的祝福歌谣。统治者还通过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他说：“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则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 墨子反对“重丧”、“蓄私”等一些不利于生育的习俗和制度。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愿影响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们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

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经济，中国古代还提倡早婚早育。男人决定家族，父母催着儿子娶妻；女人决定民族，政府催着女子嫁人。

《黄帝内经.素问》：“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就是说男子16岁、女子14岁之后就具备生育能力，可以结婚。齐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解释说：“欲早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早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说，如果按三年生一个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个孩子。但是由于好不容易将女儿培养成劳动力，父母还想女儿为家里多做一些贡献，父母并不希望女儿过早结婚离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用法律来设置结婚上限年龄（现在的婚姻法却是设置结婚下限年龄），防止晚婚。 从古代墓志等资料总结，古代女子在15-19岁结婚为多。古代平均寿命短，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要珍惜生育时间，早结婚的话，孩子长大成人就是帮手；要是像现在30岁才结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个孩子的任务，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会死亡，孩子便成孤儿了。并且早育对晚育更有利于优生(使得大多数孩子都在母亲黄金生育年龄出生）。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模式下，男子20岁、女子17岁已经接近人生中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鼎盛时期，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无论从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角度，这个年龄结婚都是比较理想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协调的。过了这个时候再不结婚，可能会因为性饥渴的原因出现社会问题。

由于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战乱常使得人口剧减，这种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观念对维持中华民族人口的数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与中华民族势均力敌的民族都消失了）。

4、现在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比不上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的故事一直在流传，其实越王勾践是否真的卧薪尝胆倒是不可考证，但是古籍《国语》却明确记载了越王为了强国而鼓励生育，经过20年的鼓励生息终于灭亡吴国。现在西方国家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正在鼓励生育，但其政策力度还不如2500年前的中国越国。勾践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归附他就象水往低处流似的。如今我无能力吸引移民，只能带领男女百姓繁殖人口”。

越王勾践 “令壮者无取老妻，令老者无取壮妻”，因为这种年龄悬殊不利于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却没有，导致夫妻不育 。现在在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这种婚姻法。

勾践对不实行早婚者还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现在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岁的时候都还是单身，日本妇女还有一半的人到33岁还没有生育过孩子。

勾践并重视生育安全：“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这是说，孕妇临产时要向官府报告，官府派医生守之，免费医疗，确保母子平安。现在西方国家还做不到生小孩免费医疗的，还得靠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保险外自己还得掏钱，比如日本生孩子时保险会给30万日元的补贴，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费用为41万日元，加上怀孕期15次的孕妇健康检查，还有婴儿用品和孕妇服，所有费用加起来平均为60万日元。

勾践尤其是大力奖励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就是说，生男孩，奖给一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则奖励一壶酒、一头猪；倘若生了三胞胎，则国家委派专门的乳母照料；生双胞胎的，国家负担其中一个的抚育费。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养他们的孩子。越王勾践时代生育一个孩子奖励二壶酒和一条狗、猪（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产量低，养一头猪、一条狗不容易，就是1980年代初，农民家庭一年也养不了几头猪，能够杀猪过年就算不错的家庭了），这个奖励分量相当于一个家庭至少两个月的收入（美国2005年家庭中间收入4.6万美元，要达到越王勾践的奖励强度，得奖励7、8千美元才行，但是现在美国生育一个孩子只有1000美元返税；日本家庭收入600万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补贴2006年增加后也不到40万日元）。对于生育双胞胎的，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承担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的，对于生育三胞胎的，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提供免费保姆的。

汉高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2002年日本男女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447．8万日元，二年徭役意味着给国家贡献986万日元。日本政府现行政策只给每个家庭区区40万日元，要是依照汉高帝那种鼓励政策，得给986万，相当于节省三分之一的抚养费（日本养一个小孩从小到大要花3000万日元）。

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代人口税中有一种算赋，是15岁至56岁的男女成年人交纳的，每人一算，120钱。惠帝这个法令使15岁至30岁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赋，且达常人的5倍。也就是说，你不出嫁，不生育，那么应该生育的子女的人头税就要你来负担。现在西方国家虽然通过纳税惩罚丁克家庭和单身，但是其力度远远达不到汉惠帝时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现在赞助媒婆，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晋政府法律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女儿到了十七岁，父母不嫁国家包办。日本要是采纳中国西晋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会被吓死。

唐太宗观元年（公元627年）下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粤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将婚嫁情况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之一。现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降低单身率作为政绩考核的。

可见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现在西方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一方面气魄不够，另一方面还太小气。以西方国家目前这种不痛不痒的鼓励措施，难怪生育率不升反降。

从上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并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精英们精心策划的结果：一方面得益于精英们设计的生育文化，一方面也是历代统治者苦心经营的结果。中国古代皇帝是世袭制，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需要笼络一批深谋远虑之士，思考国家的持续发展，并且当时人们敬天畏神，考虑问题得对的住良心，怕死后受到惩罚，因此能够建立起能够沿用几千年的制度。周朝的礼仪制度、儒家学说、秦始皇的郡县制度是确保中国在文化上和领土上保持统一的重要原因。现在西方政府是任期制或者选举制，并且宗教在衰败，礼崩乐坏，丧失了道义的节制，又不惧怕死后的惩罚，政府领袖只考虑自己任期内的事情，只要几年、几十年内不出问题就行，得过则过，这也是日本等国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中国人口众多，使得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样蛮族化，没有像拜占延那样突厥化，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杂化。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灭，再也没有复兴过来；中国晋代五胡乱华，但是后面隋文帝凭借众多的汉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

海鸥

超生”家庭多占用了社会资源吗？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教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生育的成本和效用会‘外溢’，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影响。当生育成本外溢时，就会形成对他人或社会福利的损害。当效用外溢时，就会增进他人或社会的福利。前者我们称之为生育的负外部性，后者则是生育的正外部性。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生育的负外部性呢？一般来说，在一个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公共资源又处于短缺状态的社会中，最容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或者更为通俗地说，在存在人口压力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即所谓‘搭便车’，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压力长期存在，公共资源仍然短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生育行为成本的外溢是最容易发生的。而随着社会公平机制的改善和公共资源的进一步扩大，多育成本外溢的倾向也就越大。因此，计划生育在中国是一种长期的社会需要，因而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做出长期的制度安排。”[16]

依照李建民的观点，中国计划生育应该长期进行，应该“少生奖”，加重对“超生”家庭罚款。

李建民的这些观点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依照李建民的观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甚至不少欧洲国家）人口压力更大，资源更加短缺，并且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光是工资就占GDP的60%，还享受社会福利），公共资源真实地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那么生育更加是负外部性，就更加要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但是这些地区为什么不但不实行计划生育，反而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李建民教授认为中国应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是：
１、公共资源短缺。
２、并且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这两条理论都不成立：
1、前面已经论述，中国自然资源并不短缺，现在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的短缺是因为投入不足，只要中国在共同资源上的投入达到正常国家水平，公共资源就不会短缺。
2、中国公共资源并没有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其他国家分配率高达60%；而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不到GDP的10%，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就是说中国养孩子投入主要是自己，父母辛辛苦苦培养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的78%的贡献却要给社会（只拿回22%）。换句话说，中国培养孩子的成本家庭占90%以上，却只拿回22%的产出，在这种高付出、低回报的分配模式下，生育意愿必然低（这也是中国目前超低生育率的原因）。想想看，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计划”全国人民的后代，“省”的那点资源，省给谁了？其他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那么中国就更加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

被外界称为当今中国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的程恩富于2006年12月1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一个新观点：“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17] 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很多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

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丁克家庭”吃喝玩乐舒服享受了，连孩子都懒得生，到老了还要盯上别人家孩子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还认为“丁克家庭”对社会贡献大！

依照程恩富的观点，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的、更穷的后代。

那么计划生育的家庭是否吃亏？确实吃亏，但是吃的是计生委的亏，不是吃超生家庭的亏。计生委是将自己的罪责转嫁给其他家庭，将自己欠的债要别人来还。现在当务之急是停止计划生育，改善人口结构。比如现在四五十岁的独生子女家庭，停止计划生育之后鼓励你们的二十多岁的孩子生3个孩子，二十年之后你们孙子孙女长大，加上其他家庭（包括超生家庭）的孙子孙女，人口结构大为改善，能够勉强维持一个社保系统，你们还能够安度晚年。如果贪图计划生育奖励（上海丁克家庭奖励4600元）而坚持计划生育，那么今后你们只有1个孙子或孙女，他们的同龄人也少，根本不可能维持最低的社保系统。并且由于纳税人太少，国家到时候不一定拿得出4600元来奖励你们，就算拿得出，由于物质资本是递减的（人力资本是递增的），那个时候4600元又值什么？多出来的2个孙子或孙女说什么也比4600元钱合算。何况，到时候老年化严重，国家需要鼓励生育，那个时候的民意是要求给多生的家庭以奖励，还会给你们少生的家庭以优惠？因此不要被计生委许下的空头支票所迷惑（30年前国营企业是金饭碗，现在成了下岗的代名词），今后的领导人不可能、也无力兑现计生委现在许下的支票。韩国就是一个例子。

海鸥

谁是广西博白事件的罪魁祸首？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摘要：没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十一五规划”期间就会调整人口政策，就不会有《关於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各地就不会发生计划生育恶性事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陷各级官员于不义，是博白事件的罪魁祸首！

博白事件引起全球关注。地方政府成了多方指责的对象。但是要知道，相对于其他县市，博白县各级政府以前在执行计划生育方面并不算积极，算是一头“羊”。为什么“羊”突然变成“狼”？原来2007 年二月，广西举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这个区委书记等重要领导均有出席会议上，宣布对计生不得力的博白进行“黄牌警告”，敕令今年九月之前改正过来。可见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让地方官员透不过气来，博白县领导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

而广西以前在执行计划生育方面也算是“落后”地区，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为什么突然变成“先进”了？这就不得不提到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和2006年12月17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依照国家计生委张维庆的话：“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审时度势、认真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发展态势、计划生育工作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及时向中央建议，推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的出台”。可见《决定》确实是由国家计生委推动的。《决定》认为：“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可予以公开揭露；是党员、干部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各级政府纷纷响应中央的《决定》，尤其是广西、湖南等省区领导换届，新官上任三把火，计划生育是最好烧的火，为了做出成绩，与中央保持一致，选择以此作为政绩的突破点，因而向各县市施压，要各地落实中央计生政策，做出成绩。湖南新任省委书记提出了“抓计划生育就是抓生产力”的新观点,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人口问题是关系‘富民强省’的全局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务必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做好人口计生工作”。湖南新任省长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公开曝光超生名人富人，把人口计生经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投入。基层计生干部兴高采烈，以前在网上讨论没有还手之力，现在有了尙方宝剑。在这种背景下，广西掀起十多年未见的“计生风暴”。可见广西、湖南等省区的领导也是被《决定》所误导。

天下官员个个清廉，关键是碰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天下女人个个贤惠，关键看碰到什么样的男人和什么样的社会风气。

马克思当年描述资本家时指出：“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资本家毕竟还需要有本才有利润，马克思没有想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是无本万利。抓计划生育不但给基层计生人员和地方财政带来丰厚的利润，也给干部带来政绩。官员要想在其他方面创收、获得政绩，需要本事，并且起效慢；但是在计划生育方面获得政绩，只需要“铁腕”就行。有如此大的利益，又是为“富民强省”作贡献，基层政府能不积极？

类似博白的事件在全国多地都有发生，有些地方甚至更为惨烈。但是为什么只有博白民众进行反抗？一个重要原因是博白是客家大县，保持汉人传统的剽悍民风（其他地方经过宋代以来数百年的柔化，已经形成了“爬蚤”心理）。天地会1898年晚清时期，发动博白起义，誓要反清复明；中国共产党亦在1945年，在博白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对抗日军。

那么《决定》又是怎么出台的？《决定》的出台是依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简称《报告》）的结论。那么这个《报告》又是怎么回事？

本届政府上任后，提出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既然是“以人为本”，人口政策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那么就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维持世代更替和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而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由于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主流家庭需要生育３个孩子。

但所有客观资料都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后就低于1.8，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1.3左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说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威胁民族持续发展。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彭珮云为会长、田雪原、翟振武等为副会长）将每年出生人口多计算50%左右，从而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就是说本来中国人口数据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被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用“1.8的生育率”一搅合，中国人口数据就变成迷雾了。于是 “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1990年之后）的生育率水平”。人口数据是迷雾，人口政策调整也就无从谈起。

为了摸清中国人口的家底，国家于2004年启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国务委员华建敏作为总主持人，蒋正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组长，宋健（原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政协副主席）为副组长。这个战略组规格之高，领导层级别之高，人员之众（300多位专家），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中央对人口问题确实是非常重视，初衷可能确实想调整人口政策。

但是中央忽略了关键的一点：由于华建敏和徐匡迪不是人口学家，等于这个战略组的实际负责人就是蒋正华和宋健。战略组的主要成员也主要来自以张维庆委主任的国家计生委系统和以田雪原为副会长的中国人口学会。宋健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总设计师，田雪原是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独生子女政策就是采纳宋健和田雪原1980年花费不到2个月时间完成的“人口控制论”，蒋正华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参入者，并长期担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他们当年预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其实纯粹是吓人的把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在2020年之前不会出现老年化（但是实际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社会），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但事实上2003年就出现民工荒），不必担心“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但事实上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几年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增高，1996年到2005年高达127），不必担心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但是现在养老金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到2033年将出现高达8万亿的养老金缺口）。可见“人口控制论”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

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却无意中给宋健等人一次掩饰的机会，将支持计划生育的学者和官员纠集起来，整合成合力。经过课题组300多位专家学者两年多的工作，完成了26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为独生子女政策提供了一份“完美”的辩护报告。《报告》认为：目前生育率为1.8，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中国人口在2033年达到15亿顶峰。

根据《报告》的预测，继续现行政策的话，近年每年会增加1300万左右人口，今后十几年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会达到15亿人口高峰。那么如果松动人口政策，中国人口就失去控制了，后果不堪设想。《报告》对领导层所形成的震撼不亚于1980年的“人口控制论”。为了加强这种震撼效果，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高唱“第四次生育高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认为人口问题已经危险到需要高唱国际歌的地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带头散布“富人、名人超生”的舆论（人口上千万的上海，不生育人群超过20%，但是2002年到2005年三年只有84例富人、名人只超生；人口550万的大连市三年只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可见富人、名人超生对人口增长几乎没有影响，但是还是被计生委进行夸张炒作以制造人口爆炸的舆论）。

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两个最高决策机关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成果给予了较高评价，作了充分肯定。贾庆林主席请张维庆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去讲。贾庆林说：“我听了这么多的战略研究报告，感觉两个研究报告最好，第一个是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二个就是人口发展战略研究”。2006年12月17日更是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

2004年和2005年中央对民间反思人口政策的观点是比较宽容的，2004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刊物都曾发表我的文章，人民网还邀请我主持节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新华网发展论坛也宽容反思计划生育的帖子，我的多篇文章点击率达到4、5万，有一篇文章点击率达到15万（在新华网很罕见）。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极力压制民间反思人口政策的思潮，某些领导的秘书骂我，说支持我的那些社会贤达人士只是边缘人物，不能影响决策，说我的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目的不会得逞。利益集团并对我进行报复。面对整合起来的权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那里专职造谣，并且掌握影响决策的渠道），我们民间力量实在显得薄弱。中央难以相信我们这些民间的观点。在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之后，我在新华网的笔名被封（2006年12月17日重新注册“中山水寒”，但是文章很少达到上万点击率）。凯迪也于2006年6月奉命封了我的ID。

那么中国人口问题真的如《报告》所预测的那样严重吗？笔者已经从几十个角度质疑了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认为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年到2005年这5年共死亡4143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1年到2005年只出生6846万。就是说2001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只增加540万，不到《报告》所预测的1300万的一半。今后死亡人口将激增（老年人口堆积），增加人口将不断降低，“今后十几年，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 连13亿人口（注：目前计生委宣称的13亿人口有数千万水分）都达不到，不可能达到15亿人口高峰。

可见《报告》与当年“人口控制论”玩的是同一套游戏。

如果没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人口政策调整的阻力就小的多，2006年开始“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会调整人口政策。各地（包括博白）就不会发生计划生育恶性事件。因此，博白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

《伊索寓言》有一篇故事：一场战争中，有个号兵被敌人抓获了。在他们准备杀他时，他求他们对他仁慈一些。他大声叫道，“我不是武士，我只是个吹号的，它又不能伤人，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敌人对他说，“你没有武器来战斗，但是你却召集你们所有的士兵来攻打我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专家们可能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他们错误的结论使得每年损失数百万人命，导致无数件人间悲剧发生。可见学者的腐败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官员的腐败要严重！

广西、湖南等省区的新任领导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而获得重用的优秀人才，他们并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晋升的，他们既想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施展才华，也与中央的决定保持一致。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陷这些官员于不义。

以前计划生育工作相对好做，主要是计划生育在理论上站在制高点，认为计划生育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现在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被动摇，人民在觉醒，今后计划生育工作将越来越不好做。不稳定因素将会由点到面。继续计划生育的政治风险将越来越高。

民意可用，如果民意积累到一定程度而没有转变为改变政策的动力，那么就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出事件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看如何处理事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珍惜”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契机。国家应该高调处理博白事件，利用这次事件为契机，停止计划生育，将坏事变成好事，就像当年SARS事件一样，成为“以人为本”的一个标志。

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个政治大礼包，但是这个大礼包里面的是鲜活的树苗（可望长成高大的栋梁），而不是饼干（晚打开几天也没问题）。要是不及时打开，看到的就将是发出腐味的枯木。

海鸥

1980年决定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背景

1949年之后，由于中国在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死亡率急剧下降，预期寿命由1950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

加上当时文革的一些僵化经济政策，这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明显。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展开。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是指两胎间隔一般要在4年以上；“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暴风骤雨。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平均每个妇女生育4.54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7年的2.84（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就是说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接世代更替水平，而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生育意愿将不断降低。由于寿命增加在延缓，只要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惯性增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停止增长。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步得以解决。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稻区推广，粮食大幅度增产。可见1970年代那样的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停止而不应该再强化。

1960年代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引起发达国家的担忧，《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纷纷出笼（虽然西方国家自己从来没有控制人口，但却希望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1970年代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思潮。宋健1978年到欧洲开会，某些研究所向他提议用控制论研究人口[1]。

1978年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们极其希望很快改变落后的状态，为此，中央还提出“大干快上”、“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并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得减少人口分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副总理在1978年就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并在各种会议上不遗余力地鼓动。

陈云很早就提出了通过计划生育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张。他说：中国人多，必须节制生育，现在粮食、布匹、学校都很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这些主张，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原因，没有被采纳。文革结束以后，陈云重提这个问题。在1979年6月给陈慕华的信中，他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建议采取五条计划生育的措施：
1、大造舆论；
2、制定法令，只准生一个；
3、加强避孕药物工作；
4、优待独生子女；
5、实行社会保险[2]。

1979年胡耀邦为马寅初平反，感叹：“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从1978年开始，以宋健为首的航天部（原七机部） 的一些人员（李广元、于景元）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教师（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分别率先用控制论的方法预测我国人口发展[1]。依照宋健自己后面的话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理”[3]。田雪原1979年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田雪原的头上，田雪原1980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

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梁中堂语）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4]。这种预测结果要是考虑到经济发展（降低生育率）和科技进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以及寿命延长已经减缓的话，本不应该引起恐慌。但学术界还处于“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心态：1980年中国人口才10亿，粮食就已经短缺，要是增加到15亿，等于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分有限的资源，中国肯定崩溃，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人口。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当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对科学和人才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国务院副总理专门询问了预报的计算情况。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等致函国务院，希望重视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当时的情况是：领导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学者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5]；然后领导又迷信学者的“论证”。捏了个泥菩萨，还真以为显灵了，然后当成神来供。

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6]。

1981年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7]。

1985年11月19日 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说：“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15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

受宋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的影响，1980年开始学者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计划生育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下面几种[8]：

(1)、有人主张“我国人口近期宜取负数发展”，建议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进入人口的负增长。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展一个“无婴年”等等。

(2)、有人提出我国人口要降到七、八亿的“适度人口”的观点。

(3)、另一种观点则影响很大，几位学者建议从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1亿以下。这个“一胎化”方案曾对我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80年有关部门曾公开提出“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到5‰，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

(4)、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图是要在20世纪内，将中国的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之内，这一目标最早是在宋健、田雪原的（预测）“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 ”发表后[9]，于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其后，在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在1981年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和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即中共中央中发[1984]7号文件中，都又相继强调了这一指标。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10]

(5)、1984年一些人口学者提出：根据农村超生实际情况来调整控制人口的目标，将“12亿以内”调整为“12亿左右”较为适宜。党中央1985年将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调整为“力争把我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1990年调整到 “13亿以内”的目标。目标改变，但政策却没有改变。

总结一下当时的情况：
(1)、宋健认为毛时期的人口政策是错误的，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了纠正毛泽东时代在人口政策上出现的错误。宋健的这种认识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时代人口政策并没有错。

(2)、根据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这个结论没有考虑到很多现实因素，本文将具体分析）。

(3)、当时认为即使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宋健对中国有15亿人口不能容忍）。

(4)、当时2.3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能达到这个生育率，估计要举国欢庆的）。

(5)、当时认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事实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比预期早30年；梁中堂认为宋健等人的预测在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

(6)、当时认为不必担心劳动力不足，但事实上2003年就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民工荒），全面劳动力短缺为时不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透露，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11]。

(7)、当时认为不必担心“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但事实上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几年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增高，现在已经高达120-130，这26年以来有近两千万女婴到哪里去了？

(8)、当时认为不必担心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但是现在养老金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到2033年将出现高达8万亿的养老金缺口。

(9)、当时认为中国最适人口只能在7亿以内（要是在清朝以前的话最适人口才数千万）。

(10)、独生子女政策需要实行30-40年，就是说要到2010年-2020年才能停止，停止之后，有些学者建议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由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比例较少，意味着大多数人丧失二胎机会），有些学者提出了“二孩晚育方案”（这些方案只允许36岁以下的人生育二胎，意味着1970年代出生的基本丧失二胎机会）[12]，在这些方案的配合下，宋健、田雪原的７亿人口目标还是可望实现的。

(11)、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 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在这方面我们抢了个第一，从理论到实践不到一年，但这个第一是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承受的。作为一个大国，在社会制度的探索上宁愿晚些时间也不能抢第一（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更不能做“唯一”（比如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

(12)、宋健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13] 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14]。

(13)、当时没有考虑不孕不育（当时不到2%，但现在至少有12.5%）和丁克、单身等不生育情况（目前北京、上海的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30%左右；日本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的占49%）。

(14)、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本身能够降低生育率的问题（现在上海、北京的生育意愿不到1.1，农民也不到1.8）。

(15)、在某些学者的误导下，直到1985年还以为要是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中国人口到2000年将达到15亿。其实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00年也只比实际上的12.4亿多增加8千万人口，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只有13.2亿；即使最夸张估计，也只多增加1.5亿，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最多只有可能达到13.9亿。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15]：“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意味着每个妇女都结婚、都有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也都依照国家政策的话，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1.38个孩子（政策生育率）；考虑至少15% 的不生育人口，意味着要是都响应政策的话，平均每个生育妇女只能生育1.175个孩子（现实政策生育率）；1980年代不育不孕比例没有现在这么高，假如当时不生育的人口总数为10%的话，现实政策生育率为1.24。因此称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为“独生子女政策”一点也不为过。

根据宪法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但是根据各国的经验，在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中，人口并非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才是决定性因素。1980年的这些方案岂不是本末倒置？

海鸥

养育孩子的价格》

（这是一篇在美国网络流传多年的文章，作者不详）


美国政府最近公布了一项估算，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总共约需16万美元。那么16万美元这么高的付出，我们买到些什么呢？

你买到命名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孩子命名。

你可以每天感觉新生命的活力。

你每天晚上可以在被子里挠痒痒，听窃窃的嬉笑。

你可以得到真诚的爱，超越自己心灵的承受。你可以得到最甜蜜的亲吻、最温柔的拥抱。

除此之外，付出16万美元，你可以看到对石头和云彩，甚至热饼干的永无止境的好奇。

你时刻有一双小手握住，那手上常有的果酱或是巧克力。

你总有个伙伴陪同，一起吹肥皂泡、放风筝、挖沙洞。

你可以不顾一切地欢笑，即使那天老板骂人，或者股票跌得一塌糊涂。

除此之外，付出16万美元，你能够刻南瓜脸，玩捉迷藏，抓萤火虫。

你有借口，可以百读那些自己年幼时喜爱的读物，星期六早上看动画片，看迪斯尼电影，对着星星许愿。

你还可以拿吸铁块在冰箱门上摆出虹、心、花的形状。

你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从车库顶上取下飞盘，从脚踏车上取下助轮，从手上挑出小刺，给游泳池放水，或者做小球队的教练，虽然那个队从来没有赢过，但每场赛后都能得到冰淇淋奖励。

除此之外，付出16万美元，你坐在历史的头一排座位上，见证人行走的第一步，讲出的第一个字，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开车上街。

你能够成为不朽。

你为你的家族之树添加了一个新枝，如果你幸运，那枝上将长出更多的小枝，代代相传。
你接受到大学里得不到的教育，心理学、护理学、司法学、沟通学。

在孩子眼里，你是上帝之下的第一人。你具有最大的力量，能够医治伤痛，驱赶床下的恶魔，安抚破碎的心灵，巡视过夜聚会，处罚一切犯规，同时给予无限度的爱。

有一天，你的孩子，他们也将同你一样去爱，决不考虑代价。

养育一个孩子，18年，16万美元，真的昂贵吗？

说明： 2005年美国人均GDP为$ 41,800，中国是13919元人民币。社会越发达，养育孩子的相对成本越高、压力越大。因此按道理说，现在中国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应该压力不大。但是由于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中国养孩子压力非常大。
全面看待人口意义，解除计生委和人口学界对人口政策的垄断

中国有一大怪事：因为有了人口学科，人们想当然地将人口问题的发言权归到人口学家手里。

人口的意义是全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意义。就像一个苹果，人们自古以来都喜欢吃，知道对身体有好处。近代营养学兴起后，营养学家得出苹果的三大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淀粉，但光是这三种成分还不能说明苹果的全部意义，后面又发现微量元素，但是将蛋白质、脂肪、淀粉、微量元素等依比例组合起来，还是组装不出一个完整的苹果。水分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但是将苹果晒干后，味道就差多了。苹果中的纤维素曾经被视为废物，但是纤维素可以促进肠蠕动，纤维素缺乏有可能引起便秘。要想知道一个苹果是否好吃，宁愿问一个刚吃了苹果的小孩，也不愿问一个营养学家。

一个小小的苹果就如此复杂，何况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常常被简化为经济问题，但即便从经济学角度，人口的意义也非常全面，人既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以前将人的生产功能视为正面，而将消费视为负面，现在发现消费的意义也非常大。不光是人才资源才有用，也不光是人力资源才有用，人口的意义是非常全面的，“以人为本”意义非常深刻，这个“本”是不能轻易动的，其他的发展都应该围绕着这个“本”展开。可惜中国各个学科只是瞎子摸象一样理解“以人为本”。自从1980年以来，这个“本”成了唐僧肉，什么部门都想吃一口：环保部门认为环境问题是“人口太多”，经济部门认为失业问题是“人口过多”，交通部门认为交通拥挤是因为“人口太多”，近年电力短缺、粮食短缺也被认为是“人口太多”。总之，“人”在中国被肢解了！主刀的就是人口学家。

光从经济学和人口学角度，孤寡病残和老人是没有意义的，是单纯的消费者，应该“计划”掉才是。但中国古代就强调“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可见对经济学界的建议也只能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不能作为全部依据。发展的目标是为适度增加的人口提供物质文化需要；环保的目的是找出精细化的发展模式、避免粗放型的发展，是为适度增加的人口提供优良的环境。经济和环保为民生服务，为民族服务，为人口繁衍服务。而非人口为经济发展和环保服务。中国现在有一大怪事：经济学界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就怪人口太多。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宁要老龄化，也不要不充分就业[3]。但他们不想想：现在出生的孩子并不影响现在的就业，反而能缓解现在的就业。环保部门遏制不了环境恶化，就怪人口太多，但他们不想想：要是中国像原始社会那样，还要环保部门干什么。

国家像房子，人口就像家俱，家俱会不会引起混乱，要看房子主人如何摆设。不会整理房子的人，会认为家俱太多而扔弃大量家俱，但是等到房子摆设好后会发现家俱不够用，又没有钱买新家俱；会整理房子的人，会耐心地将家俱归类整理，房子整理好后，不但空间宽敞，家俱也都派上用场。中国很多知识精英认为人口太多，其实反映的是他们“摆设房子”的能力差。

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这就是说圣德的人善于做到人尽其才，其眼中没有废弃的人，人都是有用的，也就不会将人视为废物而限制人口增长；善于做到物尽其用，其眼中没有应该废弃的物品，家俱都是有用的，不应该随便扔弃。什么样的发展观，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口观。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光是涉及到人口学本身，也不是光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可以说了算的。需要历史学界、军事界、法律界、社会学界、医学界、文化界、民族界、宗教界、伦理学界、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等多个社会部门和学科取得共识才能实行计划生育。从这种角度看，没有人能够单独决定实行计划生育，而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自己的视角来反对计划生育、要求停止计划生育。

人类已经依照其内才规律繁衍了数百万年，中华文明也绵延了五千年，而中国人口学科建立才几十年（并且是建立在马尔萨斯、马寅初错误人口论的基础上的，专门为计划生育服务，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五千年的文明建立了系统的生育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繁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滑稽的是，婴儿期的人口学科（主流人口学家扪心自问，计划生育以来人口预测准确过吗？）的发言权竟然比五千年的生育文化要大。

中国将人口政策交给人口学界和计生委来决定是不正常的，就像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早几年的SARS，要是光让医学界决定，将会在衣原体和冠状病毒上争论不休而错过时机；现在继续让主流人口学家和计生委讨论是否调整人口政策的话，将会在1.3和1.8的生育率上争论不休（事实上已经争论了十几年了）而错过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现在应该借助西门豹斗巫婆的思路，解除主流人口学家和计生委对人口的垄断，人口迷雾自然消失。

由于人口的意义非常全面，在人口政策调整上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人口学界（人口政策调整不考虑其他部门的意见会出问题，而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考虑人口学界的意见不会出问题）。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摔跤明星文图拉能够当选州长，并且成为一个不错的州长；而明尼苏达大学专门研究政治的教授们却从没有成为州长。美国有数百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从来没有想到要选他们当总统，因为社会的意义是全面的，需要有宏观战略眼光的人当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专业上的精英。美国有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是这些人似乎从来没有成为财政部长。

人口学科还在强调要有“话语权”。其实从学科本身来说，应该放弃话语权，变成一般的学科（就像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一样），那样责任会轻一些。否则，人口学科能够承担得起人口政策失误的后果？

世界上有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欧洲大陆所用的大陆法系是精英法系，一小批精英制定了法律条款；而英美所采用的海洋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有陪审员制度，带有浓厚的大众色彩。郎咸平认为普通法更为合理。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而现在很多法律条款与实际的规定之间是有冲突的（比如计划生育明文说是“提倡”，但实际上是“只能”），并且丧失了普通法系的民众基础，需要政府通过一些“潜规则”才能摆平，政府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这是中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然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却带有浓厚的大陆法系的特点，当时是少数几个“精英”在“不争论”的环境下制定的。由于缺乏大众的参与，计划生育将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

中国有重视“精英”的传统，但往往是精英误国。左派学者何新、自由派学者何清涟认为中国人口过剩威胁社会稳定。何清涟将1996年广东高要市杜润琼因为仇视人口而投毒杀人归罪于“人口过剩”本身。何清涟在1998年还认为20世纪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几乎呈无限供给趋势，认为农村超生严重，嘲讽 “希望工程”救助多育的农村家庭；但是事实上现在农村已经没有年轻劳动力可供转移，出现大范围的民工荒。余杰一向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以独立思考为荣，以启蒙公民权利意识为己任，但在其代表作《心灵独白》中，将中国的落后、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归因于人口多。

《心灵独白之十》摘录：“早在30年代，陶行知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国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人多，科学不发达，社会不平等。减少人口是中华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举了人口数与生活状态的关系之后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线或创造线（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穷困而埋没，没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谁忽视真理，谁就要受到真理的惩罚。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挣扎时，陶行知先生的话才显示出应有的份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我们。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说的一段话：‘凡物多则生患。天下之患，生于多者十，而外夷不与焉。士多而不敬，官多而不择，民多而无业。士多而不知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弭。’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恶’。”

中国要是采纳马寅初的观点在195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崩溃；中国人口在1930年代、1940年代本身就增长缓慢，要是依照陶行知的建议在193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即便是短期的），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可见，无论是老一代知识精英陶行知、马寅初、劭力子、夏衍，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决策智囊胡鞍钢，自由主义学者何清涟、余杰，还是新左派学者何新，都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当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是几代精英的耻辱。在1980年那种政治现实下，以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下，决策者想不实行计划生育都难。中华文化圈的韩国、新加坡由于尊重精英的观点，对人口控制也是非常热情（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精英们的设想不能完全付诸实践），现在后悔莫及。台湾由于重视精英，还曾想要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当行政院长（在台湾生育率只有1.1的现在，李远哲还认为台湾需要继续减少人口）。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在人口方面的看法，不但反映出决策者的眼光，同样也反映出学者的眼光。学术有专攻，不要一碰到问题就往“人”身上推。

现在国家人口政策的话语权几乎被人口学界的某些“权威”所垄断，这是很危险的。像吃饭、睡觉、生孩子的事情，难道也得由专家来垄断？古代对社会学人才思贤若渴，是因为当时接受教育的人才少（这些人接受教育的时间大多达不到现在的高中程度），现在普通百姓大多都接受了初中、高中或者以上的教育，只要给他们了解真相的机会，他们自然会对社会问题做出接近事实的判断。人口问题是国家的根本，其意义非常全面，岂是几个人口学家和几个经济学家就能说了算的？难道人口学家的历史、军事、法律、经济、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知识真的比普通百姓要全面？

有媒体宣称，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其中之一就是印度不能像中国这样实行计划生育，导致印度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在精英的建议下，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历年的竞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敢提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普通人的感性常识比精英的理性思维（用放大镜放大人口的某一负面作用）更合理。

中国相声艺术的没落，也是因为精英演员被“圈养”起来，养尊处优，从前深入社会、体验生活的那股劲早就被体面的生活消磨殆尽，离火热的生活也远了，底层意识不见了，人文关怀没有了，再也写不出有深厚生活积淀和深层关怀的作品来。如此一来，相声艺术不再被群众欢迎并逐渐没落，也就不可避免了。近年从民间歌舞厅、剧场赶场“赶”出来奇志、大兵、郭德刚等新秀，才给相声界带来一股春风。

秦始皇和李斯等政治精英们不惜用“焚书坑儒”等手段压制民间思想，但还是不能维持政权的延续，秦二世而亡。而推翻秦朝后，西汉开国君臣，绝大多数出身布衣，如：刘邦是自耕农出身，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为戍卒，这些人在开国以后，都当上了将军、丞相级别的官僚，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些“低水平”的“布衣将相” 奠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对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盐铁会议与本末之争就争论得相当激烈（而中国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在“不争论”之中匆忙上马）。

还是老子说得好：“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这并不表示老子不重视知识，相反老子还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其实老子的思想就是“普通法系”的思想，要充分发挥所有人的长处；但又不迷信精英。现在调整人口政策的难处就是因为当初在重视“精英”观点的同时也将这些人步步高升，这些人现在高踞要位（不原意放弃凭借人口问题而获得的利益），成了调整人口政策最大的阻力。

这几年笔者一直苦口婆心在网络上摆地摊，一方面是我没有通畅的渠道发表我的观点，更主要的是在网络论坛摆地摊能够吸纳普通百姓的朴素观点，也正因为这个目的，我在文章中都附有邮箱地址，便于得到网友反馈意见。因此我的文章都是浓缩了成千上万个网友的观点，发现了一些人口学内在规律，具有浓厚的大众“普通法系”色彩。某些主流人口学家对我可能不齿，他们高高在上，地盘观念很强，对于社会人士质疑人口政策很是不满。他们的人口发展预测一次次落空，但他们照样可以鄙视我“不知天高地厚”。

在人口政策调整上，应该采纳普通法系的思路，让大众参与人口政策的调整。

海鸥

计划生育是调控人口的“第三只手”

妇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要是不实行任何限制的话，欧洲妇女一生最多可生育15个左右孩子（自然极限生育率）。但事实上，即使在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欧洲妇女平均只生育8、9个孩子（现在非洲一些相当于中国1960年代发展水平的国家也还平均生育7个孩子），中国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国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自然极限生育率可能也不像欧洲那样有15）。体质在各种族间有差别（就像黑人在很多体育项目上占有优势一样），白人妇女生孩子后两三天就能逛商场，黄种人还得坐月子（古代对坐月子更是小心翼翼，因为那个时候是以五谷杂粮为主食，营养不足，体质差；现在食品丰富，并且都接种了疫苗，体质增强，对坐月子也就相对随便一些了）。

现在北美的阿米什人（Amish），过着18世纪那种传统农业社会的简朴生活，不使用电器。青年人从16开始恋爱，到20岁时结婚，不许离婚，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但是每个妇女平均也只生育6、7个孩子。

正常说来，主要育龄期是在15岁到45岁这30年。将30年育龄期分成三段时间，15-25岁是生育能力最强阶段（女性在20到21岁是一生最漂亮的时期，也是生育能力最强的时期，可能是造物主这样安排以吸引异性），35-45岁是生育能力比较差的阶段。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在近二十年增加10倍，那么也意味着即使在目前仍然有生育能力的人群中，平均自然极限生育率和平均现实极限生育率也是下降了的，已经没有15和6了。

那么以自然极限生育率15来计算，粗略假定15-25岁生育6个，25-35岁生育5个，35-45岁生育4个。现在中国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已经延迟到25岁左右，意味着减少了6个孩子的潜力，不孕（12.5%人群不孕）减少1.5个，避孕减少2个，人流减少1个，缺乏性生活（离婚、电视、电脑等）减少1.5个，这样算下来就只有3到4个的潜力了。

按照现实生育极限6来计算，晚婚（25岁初育）减少1个，不孕（不是每个人，而是整个人群平均）减少0.75个，避孕、人流减少1.25个，性生活减少（离婚、电视、电脑等）减少0.5个，这样算下来就只有2到3个的潜力了。而要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持人口不增加不减少，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育2.1个孩子。可见即使没有计划生育，需要挖潜才能使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说明：上述推测是比较粗略的）。

虽然目前调控人口似乎是“右手”主导，但“左手”并没有退出舞台，不久前中国的SARS、东南亚的海啸、美国的飓风等都让人隐约地感到这只“左手”的威力。而艾滋病、禽流感要是失控，可能死亡数亿、甚至上十亿人口。

其他国家的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是加强“右手”的力度（现在西方国家的鼓励生育是减弱“右手”的力度），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只能叫做birth control）却是强制性的。对于人口调控来说，中国这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是凭空多出的“第三只手”，既有“左手”的刚性，又有“右手”的柔性，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帮凶。一旦“左手”、“右手”、“第三只手”同时出击，中华民族将面临空前的生存灾难。

人口学界可能会辩解：在1980年的时候，“左手”已经远去，“右手”还没有出现，中国只好用计划生育这“第三只手”来调控人口。

“右手”当时真的还没有出现吗？日本在1940年代每个妇女平均还生育五六个孩子，但在1950年代经济腾飞后生育率急剧下降，每个妇女平均只生育两个多孩子；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地区的生育率也是在1970年代就急剧下滑的；西方国家在1950年代不孕不育人群就已经升高到15%左右了，等等。中国政府在1980年的时候已经申明中国将于“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了，说明对经济发展是有信心的，中国在1980年的时候避孕工具已经比较普及了，人口学界难道不知道经济发展和避孕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见，在1980年的时候，调控人口的“右手”早就出手了，并且已经快打到鼻尖上了。在1971年没有感到“右手”的存在情有可原，但1980年还没有感到“右手”的存在就只能说明中国某些人口学者的水平之差了。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这种经济结构改变所引起的低生育意愿是难以逆转的，逆转的难度比戒毒还难。

海鸥

13.3、计划生育代表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们受制于有限资源的压力，经济增长将会受到约束，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得控制人口。然而其后的很多著名经济学理论将马尔萨斯的结论颠倒过来。

经验统计学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人口增长促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膨胀，额外需求刺激了额外的厂商投资。这一切再加上对规模经济效应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产力增长速度。结果当人口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准也随之提升。库兹涅茨强调人口增长可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将使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使商品价格提高，这一结果必然会刺激投资，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根据大量史实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索洛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资本积累的速度及其规模变化，也不是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投入的多少，而是技术进步的程度。后来，经济学家丹尼森等人在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情况比较研究中也发现，其资本要素及劳动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达三分之一左右，而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因素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索罗和丹尼森等人的“技术进步是首要增长要素论”的影响与日俱增。依据索洛模型，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等于技术进步率，总的产出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加人口增长率，国家的总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正相关（换句话说，人多力量大）[3]。

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穷人经济学家）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物质资本投进去以后，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而知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了别人照样用，它是报酬递增的。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就是说现代经济理论与马尔萨斯理论截然相反。现在经济理论已经将人力资源视为第一资源。人力资源来源于人口资源，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

邓也说过：“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素质低，人口就是沉重的负担；素质高，人口就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优势。怎样才能变人口负担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矛盾转化的条件就是教育。

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储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决定了各国角逐的胜负，这基本上也已形成共识，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国家长期性的战略投资。

解放后，中国政府十分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长期性的战略投资。在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三项指标当中，教育一直是领先于另外两项的。1979年之前中国的中、小学生入学率远远高于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1976年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比例达95％。基本上是免费义务教育，一些地方的农村在改革开放前，不但基本普及了初中，而且高中也相当普及。不少地方曾搞过普及中小学运动，每个自然村都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都按片建立初中，不少公社还建了高中 [4,5]。

中国的科技发展也突飞猛进，取得两弹一星、火箭、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突破，在飞机、汽车制造、核能开发等方面也与国际水平不断拉近。各国科技投入占GDP一般在1.5%-3%，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研究开发投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和德国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也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05年美国为2.7%，日本为3.2%，韩国为2.9%，瑞典为3.9%。中国在1950-1979年期间最高年份为2.3%，平均为1.3%。虽然当时的经济和科教政策上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但是在发展方向上是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的。

中国在1980年实行严厉计划生育政策后，表面上一直宣传重视教育和科技，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并曾将教育部和科技部升级为委员会。实际上却同时降低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1981年的初中入学人数是1770万人，较1979年减少了360万，小学的入学人数则只有2749万，比两年前少了1030万人，当年的《红旗》杂志还刊文称，有60％的小学生未等毕业即辍学，高中教育更是剧然滑坡，突然撤并大量高中，每个县只留几所高中[5]。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然而，事实上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增长长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都做到了免费义务教育，包括人均GDP只有我国1/3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而偏偏我们没有做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我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一些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得靠“希望工程”，一些领导一方面自己通过“希望工程”捐助个别学生，一方面却通过政策使得大量学生失学，这本身就非常滑稽。不甘心失学的宁夏小姑娘马燕的“马燕日记”轰动欧洲，感动很多欧洲人捐款，是中国的国耻！另一方面，国家又将有限的经费大量投入到几所名牌大学。近年在教育经费比例没有增加、基础教育没有跟上的情况下高校又盲目扩招，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再生产低水平的重复和恶性循环，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

科技投入比例也是罕见的少，由1979年之前的占GDP的1.3%下降到0.6%。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科技投入一直在0.6%左右徘徊。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技术（如核电）与国际水平相对差距拉大，有些技术甚至出现绝对倒退，比如1980年可以造载重100多吨的大飞机，但是现在再也造不出那么大的飞机了。中国科技投入在2000年后才有所增加，到2004年也才增加到GDP的1.23%。每千人中科技人员数韩国为2.9人，日本为7人，而中国只有0.6人。由于劳动者素质的低下，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与每公顷农业用地所创造的农业附加值分别为193美元与184美元，韩国则为5302美元与6961美元，日本分别为16712美元与12445美元，连泰国都分别达到了554美元与488美元；中国每消耗1千克标准能源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7美元，韩国为1.8美元，日本为6.1美元，泰国为2.1美元[6]。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2006年3月7日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远低于创新型国家70%以上的水平；目前科技投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长总量仅相当于韩国的二分之一；与资金不足并存的是资金使用上的浪费[7]。中国科技部部长说，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进步贡献率必须从现在的39%提高到60%，否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科技的相对退步。依托军工的科技发展也相对落后。

最近十年，在中国经济年均9%的增长率中，人均资本量增加对GDP的增长贡献了5.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增长只贡献了2.7个百分点。按照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计算，我国的投资率2004年高达45.2%，人均资本量的增加非常可观 [8]。资本一方面来自境外投资，一方面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家庭消费结构畸形、储蓄率增加。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赖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而依照现代经济理论，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并且也是可以快速撤离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要是继续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严重问题。虽然印度经济起步比中国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但印度的增长模式却比中国要健康。中国投入40美元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

中国台湾省、韩国、新加坡等地在经济起飞的同时，都加大在教育和科技上的投入，对科教的投入远远快于经济的增长。台湾在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科研经费增长了4.8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4%提高到1.85%。韩国的教育投入现在已经占了GDP的13.3％，为世界之最。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中国在经济改革后不但没有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反而降低投入。

要是将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和教育失误放在一起看的话，等于中国白白减少上亿人口，既减少今后劳动力的数量，又降低劳动力的素质，减少人力资源，并且畸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白白牺牲可持续发展能力。以计划生育为标志的这种发展观是典型的“以物为本”的马尔萨斯发展观，是与现代经济理论背道而弛的。改革开放已经28年了，还得靠廉价劳动力打拼，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的“发展”是以透支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为代价的。

人口资源既可以转变成人力资源，同时又是巨大的市场，人力资源加上巨大的市场，在城市化聚集效应下可以促进中国经济腾飞。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口资源。不合理的教育和科技体制使得人口资源没有充分转变为人力资源；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市场人为缩小（在同样财富、同样人口的情况下，分配相对均匀市场就大；财富越集中，市场就越小）。

海鸥

23.4、治大国如烹小鲜——该翻就得翻

俄罗斯人口减少已持续多年。早在1960年代，俄罗斯就已经出现人口问题，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1990年代，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无法扭转[9]。

中国人口问题也一样，早在1990年左右，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后降低到1.3左右的超低水平。从2000年之后的多次人口抽样调查看，1980年代2.4的生育率都还有水分，意味着中国人口早在1980年代就出问题。但是只要有利益，再明白的事情也会有迷雾，中国人口数据总是被人根据集团利益需要用种种复杂的“游戏”掩盖。2004年国家组织三百多位学者进行中国历史上首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给人口学界一次自我纠错的机会。但是该战略组主要领导就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的设计师，核心成员都是以前的人口学家或者计生委官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现行计划生育起草了一份辩护状，现行人口政策没有必要调整。又一次错过了人口政策的调整时机。

要是说1980年实行计划生育是因为认识水平问题的话，那么现在还坚持计划生育或者二胎方案就不仅仅是水平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是个人和部门利益问题了。

要是当初就不实行计划生育，就不会形成利益集团（这个集团胆子大得惊人，敢于将每年出生人数多修正出50%！），那么现在一点争议都没有（就像印度一样）。要是当初强制不准母乳喂养，一律改用米粉喂养，那么现在呼吁停止米粉喂养而恢复母乳喂养也同样会有争议。因此现在争议的原因其实不是学术（事实上人口问题从来就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是利益。

从长远看，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失误往往会被时间冲淡，而人口问题的失误却再怎么放大也不为过，中国近百年最大的失误是计划生育，现在不算知名的人口学家，今后从历史角度看，却可能是著名的民族罪人。

相对于医疗、教育等问题来说，停止计划生育并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但是政治收益却是巨大的（功近而德远！）。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个政治大礼包，但是这个大礼包里面的是鲜活的树苗（可望长成高大的栋梁），而不是饼干（晚打开几天也没问题）。要是不及时打开，看到的就将是发出腐味的枯木。卫生部、教育部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功能部门，即使现在出现问题，也只能加以改进使之恢复功能，需要小心谨慎，既要修复功能，又要防止进一步损伤功能；而对于正常社会来说，计生委根本不是功能部门，是个寄生物，外科手术切除就可，停止计划生育只涉及计生委系统这个小部门的利益，不存在后遗症的问题。

人口问题是一个定时炸弹，越往后掩盖，问题就越严重，对政府的威信损害越大。通过“平稳过渡”撤除这个定时炸弹是不可能的，纸是包不住火的（计生委可以“左右”、“修正”一两次人口普查结果，但今后的人口普查还是会将人口真相公布出来的），今后四亿老人在等着养老。现在可以拒绝笔者的观点（可能听起来不太顺耳），但是今后不能拒绝汹涌而来的因为计划生育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残酷的现实已把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几年都可能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国家计生委现在利用垄断的话语权在拼命地狡辩，说人口素质下降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说出生性别比失衡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说地方计生干部的行政侵权行为也不是因为计划生育，甚至说老年化也不是因为计划生育。

《伊索寓言》有一篇故事：一场战争中，有个号兵被敌人抓获了。在他们准备杀他时，他求他们对他仁慈一些。他大声叫道，“我不是武士，我只是个吹号的，它又不能伤人，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敌人对他说，“你没有武器来战斗，但是你却召集你们所有的士兵来攻打我们。”

《左传》记载，春秋晋国执政大臣赵盾与晋灵公有矛盾。赵盾被逼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赵盾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孔子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古代武将打仗都担心史官和谏臣，怕落下屠城的罪名。现在虽然缺乏史官和谏臣，但历史不会永远沉默，难道国家计生委对减少4亿人口（计生委自己的宣传，其实没有这么多）、对地方计生委系统不断出现行政侵权事件能心安理得？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这里的小鲜指的是小鱼。汉代的河上公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三国的王弼注：“不扰也”。为什么烹调小鱼不用去肠、不用刮鳞呢？这里有下面几层意思：
1、怕煮烂：不该翻动的时候（比如1980年代就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老是把锅里的鱼翻来覆去，检查是否熟了，其结果只会把鱼煎烂；该翻的时候（比如现在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就要翻动，否则鱼会被烧糊。
2、小鱼太多，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处理不过来：政府不得不小，要有治无类，一视同仁，大而化之，行政成本也就低；而中国计划生育却是政策多样化，城市与农村不一样，汉族与少数民族不一样，以前拼命抓农民超生，现在拼命抓富人超生，近年在性别比费尽心机，但是性别比不降反升。中国行政成本从1978年以来增加100多倍，光是计划生育就“贡献”不少。
3、鱼太小，就只能用文火，否则容易烧糊：中国1980年却采纳极端的“猛火”（独生子女政策），不烧糊才怪。
4、佐料、火候要尽量均匀，不要有些熟有些生、有些太咸有些太淡：而中国分配制度却非常不合理，穷人养不起孩子，富人由于不用担心养老而不原意生孩子，全国生育意愿低下。

“治大国如烹小鲜”体现老子“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政治理念。“小国”意指小政府大社会,“寡民”为寡欲之民（清纯的民风；《老子》第三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样，就“其政闷闷，其民醇醇”（汉文帝时期的无为而治），反之则“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一些政治声誉好的领导，反而往往让老百姓深受其苦）。

人口政策的调整不要拘泥于所谓的“政策连续性”，要对历史负责，要面向未来，要一步到位，不要过五、十年又调一次，老子就曾经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左传》叔向也说，“国将亡，必多制”。频繁地改动法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容易让利益集团“挟法以自肥”。

政策调整必然会影响部分人的利益，会引起社会的一些震动，是会付出一些代价的。但是这种震动就像生小孩之前的阵痛，是正常现象。不要指望没有阵痛就能生小孩。

将人口视为资源还是负担，将新生人口当成分子还是分母，是检验是否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的试金石。我们有理由相信，调整人口政策将是“以人为本”的重要标志，人口政策的调整程度将反映“以人为本”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