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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教授告诫计划生育将使中国变废墟！
　　
　　邹恒甫 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长江学者
　　　　
　　“一胎化”计划生育导致了暂时的“人口红利”，但是，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或生态系统难以支撑之时，中国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单纯经济总量上的扩张即经济增长必须让位于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发展，后者不仅包括经济量的提高，经济质的提高也是其中的核心内容。经济增长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
　　　　
　　GDP代表着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是指一国产出的总量。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则要看该国的GDP增长率。然而，世界银行公布的“扩展的财富”指标则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扩展的财富”由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四种要素组成。其中，自然资本是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财富，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它主要包括空气、水、森林等自然生命支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非物质形态的生态服务和土地、森林、鱼、矿产等为人类提供的物质形态的物质产品构成。
　　　　
　　众所周知，无论是生产或消费过程，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物质与能量废弃物。因此，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GDP只能表现出产出总量的情况，却没有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GDP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甚至在有些时候GDP核算出的一些数据非常荒谬，比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可能提高GDP。如为了预防洪灾要修防洪大坝，这造成投资增加和个人收入增加，GDP数据也随之增加。再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医疗产业大幅度增长，GDP随之增加。由此看来，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经济产出仅是经济投入的结果，并不包括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投入。
　　　　
　　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污染来维持的话，从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所获得的收入将产生收入效应，增加消费，使得经济体生产制造的技术能力丧失。当比较优势其优势禀赋为自然资源时，对高技术企业将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下，由于出口顺差将导致汇率上升，从而对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增长领域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或生态系统难以支撑之时，这种国家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
19.1、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而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否和谐又取决于对性的控制程度。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孟子》：食、色，性也。食，是个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寿命有限，需要通过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专门器官，性行为是动物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两重性，从造物主的安排来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为了增加繁衍的积极性，是一种奖赏（古代宗教将手淫视为邪恶，并施行割礼，就是要确保性行为的“工具”地位）。从十几岁开始人有生殖能力的时候才有性欲；怀孕和哺乳期因为专注于繁衍后代，性欲降低。

但是性冲动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对性的管理不当，不但威胁生育大事，而且对社会道德的威胁性最大。孔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坏事都是淫开头的，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对于性欲的恐惧就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对性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天主教教会之所以禁止通奸和离婚，就是因为他们确信，对付通奸和离婚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治的。”因此各种文明都对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记，而性混乱则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

“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实是活力的表现，“性”活跃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段。对性过于放纵，是很多文明覆灭的原因，比如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因为淫乱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巴比伦亡国也与淫乱有关，中国晋代的淫乱间接引发了五胡乱华，现在西方国家的“性解放”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超低生育率；但对性过于压制，同时也压制了人性，导致社会发展缓慢，比如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明清。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

笔者提出“女人决定民族”的观点，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话糙理不糙，历史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文雅。遗传学证据已经证明笔者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古代征服一个民族，俘获女人作为战利品。在和平的时期，两个地区文明发展不平衡的时候，婚姻往往是单向的，婚姻的流向体现文明的高低。发达地区的男人容易娶落后地区的女人，落后地区的男人却很难娶到发达地区的女人。由于女人是生育的主体，而男人又是文化的主体（孩子在男人的家里成大，接受父系文化熏导），结果导致落后文明的男人娶不到老婆，从而使得民族人口不断减少，甚至消亡。笔者研究过一些家族的繁衍史，一些落后山区家族的灭绝就是因为女人外嫁山外而男人却不能从山外娶妻回来。

因此，一个民族对本族女人外嫁非常敏感（而对于第二代移民孩子与外族通婚却不敏感，因为孩子们是在同一文明体系中长大，不体现文明优劣，也没有文明冲突）。上海复旦大学的文波、金力等通过系统地分析汉族群体的Y染色体（父系标记）和线粒体DNA（母系标记）多态性，研究结果表明：汉族人口扩张中男性占主导地位，就是说有部分汉族男人娶了少数民族女人，导致少数民族本身繁衍率低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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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体现了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

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对性控制的度掌握得比较好。即使在有“脏唐滥汉”之称的唐朝和汉朝，中国的性开放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那种淫乱的程度；而在 “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中国禁欲又远远达不到欧洲中世纪的程度。原因是中国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礼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过婚姻制度将性控制在礼教之内，控制在家庭之内。

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只不过要做到节制就可以了。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儒家提出适当节欲（而不是禁欲）的思想，《礼记·曲礼》：“欲不可从（纵），乐不可极”。孔子说：“君子好色而不淫”。荀子提出“中理”这一标准，即人的欲望和行动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

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家庭模式其实是中国数千年摸索出来的社会分工。中国古代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可以纳妾外，普通老百姓基本是一夫一妻制，匹夫匹妇，《易经·家人卦》所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亦即《礼记》所说：“男不主内，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来没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笔者研究一些家谱，发现古代对母亲的孝道似乎比父亲更重要，祭祀规格、坟墓的风水选择似乎更高于父亲。古代文学作品中“上有八十岁老母” （而不是八十岁的老父）可以抵消一些罪过或者豁免一些责任。宋明理学兴起之后的元明清三代，歧视妇女、摧残妇女的现象才比较普遍，包括妇女裹小脚大范围流行（裹小脚现象虽然很早就有，但是没有大范围流行；古代裹小脚是歧视妇女，那么现在强制安置避孕环、强制结扎输卵管就不算歧视妇女了？）。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其实就体现了男女在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方面的分工。

“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西周开始的中国古代婚姻法中，将婚姻视为人生最为神圣的事情，结婚程序遵循严格的“六礼”：纳采（求婚）、问名（探女方情况）、纳吉（通过双方八字的测算，得到好兆头）、纳征（正式订婚）、请期（双方商定成亲日期）、亲迎（成亲）。南宋之后浓缩成三礼：纳采、纳征、亲迎。并且成亲的时候还要拜天地（因为男女结合是天作之合），拜父母（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夫妻互拜（意味着夫妻结为利益共同体）。成亲之后，还要庙见，就是女方由男方陪同去拜见男方的祖先，向祖宗报个到，算是男方家族的人了。

从道德层面看，古代很早就主张妇女应该“从一而终”。“从一而终”其实有多重积极意义：
1、由于家庭是物质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从一而终”其实是很好地保护了妇女利益的，家庭的财产是夫妇共同创造的，不能随便将妻子扫地出门。
2、婚姻目的之一是 “合二姓之好”，一旦离婚就是“结二姓之怨”。
3、男女结合是天作之合，不能违抗天命（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合，那也是因为前世结怨，认命而已），只好婚内恋爱，培养感情。
4、依存于物质再生产的人口再生产才是有效的，夫妻双方同心协力抚养小孩。单亲家庭不利于抚养小孩（现在西方国家的单亲家庭也同样不利于抚养小孩，很多陷入贫困）。要是离婚的话，继父、继母对小孩的态度就有可能不一样。
5、生育时间是有限的，离婚意味着浪费生育时间。

因此在古代离婚是一件很郑重、很严肃地事情，不能随随便便。男子可以离婚休妻的七项条件（“七出”）：不孝顺父母、无子（还得等到50岁过了生育年龄之后）、淫、妒、恶疾（麻风等传染病）、多言、盗窃。前两项涉及到孝，第三项就是对性的限制。古代社会还为“七出”设定了限制条件，叫做“三不去”： 有所娶无所归（离婚后无处可去）、与更三年丧（妻子陪同丈夫给公婆服过三年重孝）、前贫贱后富贵。也就是说，虽然女方犯了除了“七出”之条，但是有这种三种法定情况之一，男方也不能提出离婚。但是属于“淫”和“恶疾”的不适用“三不去”。“恶疾”是因为传染病威胁家族的生存（非典期间也要隔离，道理一个样）；“淫”是因为败坏家风，可见古代对“淫” 的处罚非常重。

但是从制度上看，中国古代不曾禁止过妇女再婚。早在唐朝，法律中就有“和离”制度，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而欧洲整个中世纪都禁止离婚。

中国古代一方面严格限制婚外的“淫”，一方面又鼓励夫妻之间的正常性生活，使得性得到满足。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也就是男女都能适时缔结婚姻，内无大龄未嫁的怨女，外无大龄未婚的旷夫，老百姓都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礼记·内则》还规定：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就是说妻子在50岁之前，丈夫有满足妻子性生活的义务，五天必须进行一次性生活，一方面是为了繁衍人口，一方面是为了调和阴阳（防止性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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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英国人口的增加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粮食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使得有足够的人口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科学、哲学和艺术研究，比如牛顿，是一个遗腹子，他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十几岁时，母亲让他辍学，希望他能成为一位象样的农民。幸亏他的母亲被说服了，她相信了儿子的主要天赋不在于务农，而是另有所为。牛顿在21到27岁期间为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使随后的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牛顿时代，美洲高产作物已经在英国普及，牛顿不务农已经不影响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他才有机会继续学习、从事科研。否则，像他这样父亲早逝的农民家庭，十几岁的孩子必须承担其家庭重担，一代科学巨星就将埋没于农田。虽然这些从事学术的人员仍然是少数，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使全人类收益，人类的生活质量增加显著(虽然口头上还老是感叹今不如昔！)。比如英国医生Edward Jenner研制成功接种牛痘的技术，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不到20岁，提高到40岁。以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的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使得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延长20多岁。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光明。

要是没有美洲的高产作物，英国人口一直像过去那样只有100到400万，一方面粮食的短缺使得大多数人（很可能包括牛顿这样的天才）不得不忙碌于农田里，另一方面这么少的人口难以涌现出瓦特这样的发明家，难以支撑城市化和工业化。现代科学体系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将是另一番模样，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

人口增加，对现有资源的消耗也增加，不过这种消耗增加只是“加法”地增加；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 (如氮气)变为新的资源(如氮肥)，这种新资源的增加是“乘法”地增加的。科技进步、生活质量的提高远远快于人口增长，这也是为什么人口不断增加，而生活水平反而不断提高的原因。当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气中的氮气合成的，大大促进了粮食增产，使得地球可以承载现在的65亿人口，使得大部分人能够脱离土地从事其他工作。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将“非资源”变为“资源”的过程。比如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大致经历了柴草、煤炭、石油三个能源时期。在柴草时代，主要是借用兽力、风力（风车）、水力（水车）；1765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使得昔日几乎是“非资源” 的煤炭一跃而成为人类主要能源，成为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开发的原动力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石油化工业的产生，“非资源”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总体来说，人类花费在能源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断减少的。在柴草时代，90%的家庭几乎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能源收集上面；而在煤炭、石油时代，人们只需要花费很少一部分收入就可以购买所需的能源。今后能源占收入的比例将更加下降。能源的每一次突破，都导致人类生活水平的质的提高。

目前看起来，好像能源问题很大，但这只是暂时的问题，并且中国因为有丰富的煤炭和水电资源，能够熬过去（中国熬不过去，其它很多国家更加熬不过去）。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完全行不通，即使成功地将人口控制在“适度人口规模”的7亿，仍然有常规能源用完之虞。所以，将能源等资源作为控制人口的依据，是不充分的，没有说服力的。目前，先进的电子技术、新材料和生化技术都被运用到能源系统中。例如：汽车将成为带轮子的电脑，电脑不仅控制方向和刹车，还会改善燃料使用率和降低废气排放；伴随着产业运营机制的改革，新建的发电厂都是效率高、成本低的，火电厂环境保护的成本提高，将促使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加快发展[11]。总之，21世纪将要发生的能源革命，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从而降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传统能源的竞争力，几十年后，随着核聚变[12]、太阳能 [13]、氢能（包括生物制氢）、生物质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洋温差能和盐度差能、冰能、反物质能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能源问题将得以解决。就象我们现在笑古代人不会用煤碳、石油一样，后人也会笑我们现在对能源的担忧是端着金饭碗讨米。

谁能保证/假设计划生育减少的数亿人口都是社会渣子？他们中少数人的科技成果不但足以养活他们这个群体，还能使得全人类受益。

科技的发展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没有特定的科学家，人类可能一样能造出汽车、飞机、彩电、电话、电灯，一样能搞出杂交水稻，但可能不在我们这一代而在今后几代。

我们从世界历代人口情况看看文明的发展。世界人口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高产作物经过一、两百年时间推广）才快速增加的。我们以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为界限，看看前后两段时间共有多少人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知世界人口在1830年10亿，1930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05年65亿。300年之前的世界人口数量难以准确掌握，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有人口记录。我们粗略假设中国人口在1700年之前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3。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那么同时期世界人口约为3000万；中国人口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500年波动在1000万到6000万（我们假设平均为3300万），那么世界人口平均为1亿（有时候两三亿，有时候数千万）。以30年为一代（寿命近代才延长的），那么1492年之前共有大约100亿人口，1492年之后共有200亿人口在地球上生活过。就是说过去5000年的人口总数不到最近500年的一半。而现在的文明又是继承了人类所有300亿人口创造的文明。过去寿命短，活到50岁以上的人比例不高，以15岁到65岁为创造文明年龄计算，古代人口平均每人创造文明的时间很短（现在平均年龄在70岁，意味着每个人有40、50年时间创造文明）；古代人类从事科研的人数与现在相比微乎其微；并且由于人口稀少，传播速度也慢，知识往往在传播过程中消失了，因此难以积累，科技人员之间也难以形成协作关系。人口稀少，使科技成果难以产业化，也就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要是每10亿人出一个牛顿式的人，现在每一代人可以出好几个，古代需要10代人才出一个（并且寿命短，还没到创造成果的时候可能就去世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先祖能创造出过去那种辉煌的文明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相对于我们的祖宗来说，我们现在的成就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马铃薯、玉米、红薯的基础上的。说明：这项推测是非常粗略的，仅仅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近两百多年的“人口爆炸”导致了“知识爆炸”和传播速度的加速(比如说从言传身教到纸媒体，再到电子媒体)，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迅速地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要强调的是，人口爆炸是科技爆炸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与其他必要条件(如科技鼓励制度、社会制度等)一起催化了科技的进步。

因此从这种角度看，到目前为止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是印第安人的伟大的农业文明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使印第安人农业文明得以传播到欧亚大陆)。印第安人应该排在哈特名单第一位，哥伦布也应该排第二而不是目前的第九。

现在由于传播的加速，很多小国家也能利用大国的科技积累做出一些科技突破，但真正的重大科技突破还是靠美国等人口大国，中国、印度的科技潜力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比如前十几年中国国内科研人员很少在《科学》、《自然》等顶级杂志发表文章，但现在每年都有文章出现在这些期刊，并且增长速度很快。中国的一些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也在快速增强。

中国即使在1960、1970年代那样贫穷的时期，也还有能力发展两弹一星，一样能搞杂交水稻，全国受益。中国现在经济仍然不算发达，但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已经位于世界前列，生命科学也在迎头赶上。要是中国像过去一样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有这个能力吗？

由于教育周期的存在，科技进步比人口增长稍有滞后；但老年化来临时，最先受影响的就是科研经费（现在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有下降趋势），科技发展的减速必然拖累经济发展。现在的科研主要取决于人的智力，美国的科研经费现在70%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只有很少部分用来购买仪器、试剂。要是人口萎缩，还能保证足够数量的高智力的科研队伍？另一方面，老年化压力增加，劳动人口减少，国家为养老金就已经焦头烂额了，还有财力维持/增加科技投入？还能保证科技继续加速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使大量劳力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新的产业。少数人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创造了我们现有的文明；更多的人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从事新的行业，必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文明。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将使人类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人类对原始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将成倍地增加。几千年来，温饱是人类的主要目的，现在温饱只是最低需求了。

人类的大多数战争都是争夺现有资源，但今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主要依赖新的资源的开发，而不是竞争现有资源。各国与其为了争夺现有的有限资源而大打出手，倒不如放弃冷战思维，协作发展科技以开发新的资源，国际热核计划（ITER）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12]，占世界人口一半左右的７个伙伴（欧盟、中国、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决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团队，为子孙后代寻找新的洁净能源（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的原理类似太阳发光发热，即在上亿摄氏度的超高温条件下，利用氢的同位素氘、氚的聚变反应释放出核能。核聚变燃料氘和氚可以从海水中提取，核聚变反应不产生温室气体及核废料。由于原料取之不尽，以及不会危害环境，核聚变能源成为未来人类新能源的希望所在）。这项计划本来几十年前就应启动，但是由于美国财大气粗，有能力购买石油，在能源方面没有急迫感，退出这项计划，使得这项计划被推迟了几十年。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正视能源问题，那么在开发太阳能、氢能、生物质能、风能等替代能源上将会取得快速进展。美国由于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合理的人口结构(美国是唯一保持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以及创新制度上的优势，所以能在过去几十年主导世界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且今天仍然是科技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也是美国成为世界首选的留学生对象国的原因。各国应该互相协作，为人类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球化是今后的趋势。人们往往只注意美国在利用全球自然资源，事实上美国也利用全球智力资源。无法想象没有中国和印度的高科技人员，美国的电子、生物等高科技产业会怎么样；也无法想象没有大量留学人员，中国的科技进步会这么快。美国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对其他国家不利，但美国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却是对全人类有利的，因为科技发明的专利是有期限的，在这个期限内可以购买，这个期限以后可以免费使用，比如美国史克公司开发的西咪替丁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治疗溃疡病的药品，全球受益。

人力资源已经成为科技进步最重要的必要条件，科研经费中用于“物”的部分越来越少，而用于“人”的部分越来越多。现在西方国家人口增长已经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决定了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重新崛起。中国应该恢复传统的自信，而不应继续沉浸在近一百多年的自卑之中而过于敏感，这样才能重新主导亚洲以及世界发展。

有人说中国石油储量有限，但即使中国不生小孩，光留下美国一个国家，石油也会用完的，只不过是延迟了几十年而已，用完了怎么办？美国到时候也进行民族自杀？尤其是几乎不产石油的日本，更是没有理由生存下去了。今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主要依赖新的资源的开发，而不是竞争现有资源。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干吗要为了其他国家多用几年现有资源就进行民族自杀？更何况别人也不会感谢你，因为谁都知道对于现代社会，竞争现有资源只是暂时的，长远看，开源比节流更重要，只要科学技术在进步，自然资源永远也不会枯竭，人口减少意味着开源的智力减少。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也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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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谁曾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近两三百年来，世界人口数量的增长呈现不断加速的态势。世界人口在1830年突破10亿大关，从第一个10亿增加到第二个10亿，用了100年的时间（1830年～1930年）。之后，只用了30年时间（1930年～1960年），世界人口就跃升到30亿。接着经过15年时间（1960年～1975年），世界人口达到40亿。又经过12年时间（1975年～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2006年世界人口已达65亿。

中国人口也在近三百年快速增长，根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历代人口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从清朝康熙初年的两千万左右增加到19世纪初的4亿，1901年4.2亿， 1911年3.4亿（由于社会动荡而减少），1949年5.5亿，1960年6.5亿，1970年8.3亿，1980年近10亿，1989年11亿，1995年12亿， 2005年突破13亿（其中有数千万水分）。

人越来越多，但地球只有一个，很多人忧虑重重地研究地球承载人口的能力。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Joel E.Cohen）于1996年出版了专著《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书中对人类在近400年来对地球承载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迄今为止，估计数已问世65个之多。这些估计数的差别大得惊人，从最低的不足10亿到最高的超过1万亿。

相比之下，我们学者对中国人口容量的估算相对比较保守并且趋同，早在解放前，中国有的学者就提出中国人口总数4亿为最佳；1948年甚至有人提出2亿最适宜。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这个人口数量发展目标的是孙本文先生。他在1957年发表的《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成为中国适度人口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很多学者都研究过这个热门问题，田雪原、陈玉光、宋健、宋子成、孙以萍、王浣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胡鞍钢、曹明奎、毛志锋、朱国宏、袁建华等都提出了各自的推测数据。对中国的人口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宋健，因为他的人口控制论是中国八十年代开始实行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1981年宋健、田雪原等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佳方案[1]。

由于1980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不争论”的政治、学术大环境，以及宋健等在人口学界的权威性，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多受宋健等人结论的影响，以至于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就像现在都认同1.8的生育率一样）。根据蒋正华的综述：“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人口容量极限；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角度不同、方向各异的分析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15亿人或16亿人左右，而超过18亿人到20亿人，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一些专家还根据不同的目标建立起最优人口模型，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就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资源利用最有效而言，人口数目约在7亿人到10亿人之间。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国远期人口以保持4亿人为好。现在可能做到的是在计划生育工作能够做得到而又尽可能满足群众要求的情况下，使下世纪中国最高人口数比16亿低得多些”[2]。

现在回过头来检验这些学者的预测，发现他们的预测依据是站不住脚的，有些甚至是非常可笑的，他们是以1980年代的生产力水平预测未来，过去的一二十年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预测是错误的。比如宋健等（1981）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的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全国妇女平均生育1.5个孩子，在100年内依靠我们自身的土地资源，饮食水平将不可能达到美国目前水平；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当时的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

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还出现粮食大量过剩，粮仓爆满，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今后中国如果出现粮食短缺的话，主要原因将是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耕地抛荒（现在湖南、四川已经有大量耕地无人耕种而抛荒）。不知这些学者又作何感想？

与宋健的人口思想一脉相传的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观点，李小平和宋健都是以美国为坐标研究中国人口。宋健以1981年的美国标准，认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由于美国近二十多年又有所发展，李小平以美国现在的标准，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将人口降低到3亿。笔者在前文已经分析指出，世界资源分布极不均匀，都依照美国标准，那么全世界人口应该从现在的65亿减少到10-20亿，日本人口应该从现在1.275亿减少到2、3千万。

2004年新华社《瞭望》周刊仍然重申了人口学界的这一共识，很多媒体转载这一报道时用了“中国只能养活18亿人”这一骇人听闻的标题。2005年1月10日人民网“特别策划：13亿人口的分量”也重申：我国人口承载量最高应控制在16亿左右，最合适的人口数量为7亿左右（虽然事实证明1981年的预测的依据是错误的，但是这个结论仍然被坚持）[3]。现代版的“刻舟求剑”！

假如宋健的“适度人口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纵的方面来看，在1960年，中国人口数量就符合这个“适度人口”，但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饥荒之中。第二，从横的方面来看，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有的穷国人口密度很小（如索马里、尼日尔），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还达不到“适度人口”的数量，但这些国家却出现了“人口过剩”。

西方国家学者断言人口上限，仅仅是限于学术层面，对人口增长没有实质性影响；中国1980年之后的学者断言中国人口上限，直接影响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影响千家万户的利益，他们不严谨的学术研究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本质差别。中国学者（尤其是影响决策的学者）不能找借口回避责任。所谓人口上限，反映的是学者的短视，是典型的削足适履的心态。

最早担忧人口过多的其实既不是马尔萨斯，更不是马寅初、宋健。历史上担忧人口过多的人和企盼长寿和优生的人同样大有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是因为追求长寿、服用丹药而短寿的；而优生却常常衍变成种族歧视和屠杀。

明朝大臣徐光启（1562-1633）提出“生人之事，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的观点，比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说法早了近二百年。这也说明了，明朝已经有了人口过多的问题。看看明末清初，中国人口的减少有多厉害。明朝中国人口曾经达到六千多万，但由于战乱和瘟疫等因素，到清初康熙时期下降到两千万左右（乾隆的话为证），其中四川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0%。要是明朝皇帝因为徐光启的忧虑而限制人口的话，那么现在中国土地上的主人很可能不是中国人了。

乾隆皇帝看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发现人口激增，不无忧虑地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音喜，五倍的意思），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当时，中国的人口接近4亿。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乾隆五十八年写了《治平篇》，揭示了人口繁衍速度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分析了人口膨胀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这是全世界的第一篇人口专论，比英国学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了五年。

如果说徐光启、洪亮吉和马尔萨斯是因为处在人口增长期，没有预见能力的话，那么被中国现在人口学界尊称为“中国马尔萨斯”的汪士铎就纯粹是马后炮了（就像1980年的计划生育一样），因为从1800年到1850年，中国人口整体增加已经非常缓慢。汪士铎1850年还在惊呼“人多之害”，汪士铎主张以“复族诛之法，推广连坐之条”、妇女犯有死罪一律“皆（斩）决而无监候（死缓）”、溺女婴以减少女人、听任灾疫流行等办法以减少人口，保证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平衡。��

清朝皇帝没有采纳洪亮吉、汪士铎的观点控制人口，中国人口在乾隆末年以后的100多年几乎没有增加，到1911年反而还降到3.4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例也从19世纪初的1/3下降到20世纪初的的1/4，现在更是只有１/５了。要是清朝皇帝采纳洪亮吉、汪士铎的观点控制人口的话，现在中华民族可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民族了。

追根溯源，最早担心中国人口过多的应该是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当时中国人口两千万左右)。他曾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要是当时也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中华民族早就灭绝了(当时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灭绝了)。

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口学家只看局部历史，根据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的人口数据总结出一个规律，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无限地预测未来。

古代没有掌握控制生育的方法，因此虽然很多“有识之士”担忧人口过多，但仅仅限于理论层面，没有像丹药那样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将控制人口理论付诸实践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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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05年底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最终样本单位为调查小区。这次调查的样本量为17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1%。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调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调查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现将快速汇总的全国总人口及其结构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总人口

　　2005年11月1日零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0628万人，与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126583万人相比，增加了4045万人，增长3.2%；年平均增加809万人，年平均增长0.63%。根据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总人口为130756万人。

　　二、流动人口

　　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

　　三、城乡构成

　　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56157万人，占总人口的42.9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77个百分点。

　　四、性别构成

　　全国人口中，男性为67309万人，占总人口的51.53%；女性为63319万人，占总人口的48.47%。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30，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下降0.44。

　　五、年龄构成

　　全国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26478万人，占总人口的20.27%；15-59岁的人口为89742万人，占总人口的68.70%；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76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六、民族构成

　　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8295万人，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333万人，占总人口的9.44%。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七、受教育程度

　　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为15083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46735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40706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2193万人，高中程度的人口增加974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增加3746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减少4485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八、家庭户人口

　　全国共有家庭户39519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3694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3人；集体户人口为6934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减少了0.31人。城镇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97人，农村为3.27人。

　　注：

　　1、本公报为根据调查结果的初步推算数。

　　2、调查登记标准时间为2005年11月1日零时，调查登记对象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的常住人口。

　　3、全国总人口数未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省人口数。

　　4、经事后质量抽查，总人口的净漏登率为1.72%。全国人口中已包括据此计算的漏登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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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德裔历史学家给欧洲写墓志铭

欧洲以其深远的历史、辉煌的遗产，一直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孕育之地。人类进入科技和工业迅速发展的二十世纪以来，虽经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苏联的威胁，但欧洲仍和美国一起，作为自由世界的堡垒，抵抗共产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不仅成为全球最有经济实力的洲际大陆，更给共产铁幕下的人民带来自由的希望。
　　
但是，曾几何时的辉煌欧洲，近年却一步步走下坡路。它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仅远不能与当年相比，甚至有美国学者写好了“欧洲的墓志铭”，认为它已经迈向最后寿终正寝的日子。欧洲到底得了什么病使它迅速“衰老”？纵观其现状，并总结众多学者对它的分析，人们起码可以看到四个明显的症状：
　　
第一，人口危机
　　
当今欧洲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出生率太低，人口不增反降。根据“人口替代率”，平均每个女性生二点一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欧洲人越来越倾向不要孩子，欧洲国家的平均生育率目前只是一点三七。这种现象导致很多国家人口萎缩，像德国、意大利、俄国、西班牙等国的生育率都不超过一点四；瑞典一点六，丹麦一点七，挪威一点八，英国一点九，也都低于人口替代率。
　　
民调显示，二十多岁的德国人，25％男性和20％女性都表示，不会要孩子。按这个发展趋势，到本世纪中叶的2050年，德国将会失去相当于全部原东德的人口。
　　
意大利的生育率更低，才一点三，男性有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33岁。学者预测，到本世纪中叶，60％的意大利人，由于都是一胎化，将不知道什么是兄弟、姐妹、叔叔、舅舅等。
　　
俄国的情况也相当严重，现有1.47亿人口的俄罗斯，到本世纪中叶，将会减少三千万，只剩1.14亿（过去13年，俄国人口减少了580万）；欧洲中、小国家也是如此，保加利亚人口届时将会减少36％；比利时会降至450万人（现近800万）；爱沙尼亚更严重，人口将会减少一半以上。
　　
法国在二战结束后15年内，人口增长了25％。当时戴高乐政府的总理乐观地计划说，到二千年，法国将有一亿人口。但现在法国人口才6300万；因法国生育率同样低于“二点一”的替代率。按联合国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法国总人口也不会超过目前的水平。而那时候，非洲一个小小的也门，其人口将会超过整个俄国；而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的人口，将会各自超过原欧盟十五国的总和。
　　
人口多少对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从1800年到1930年，美国人口由600万增长到1.2亿；同期俄国由3700万增至近1.4亿，是强国中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美国生育率近年多保持在二点一，去年人口增长5％，达三亿人）。
　　
人口多，明显将增加人力、生产力、军力，以及整体国力。从经济角度，它也增加内部的消费能力。例如美国的大众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出口占不到美国经济的20％。即使美国不与整个世界做贸易，它在国内仍有七成多的市场，可见人口对国力的影响。
　　
第二，年龄老化
　　
欧洲人口下降的直接后果，是人口老化，社会负担加重。欧洲历史以来第一次出现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超过了20岁以下的年轻人。目前是每六人有一人超过65岁，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数量将会占三分之一。
　　
据统计预测，今后25年，欧洲的劳动力会下降7％，同时65岁以上者增加50％。有工作能力的人口下降，同时老年人数量剧增，这一反一正，自然加重社会的负担。2001年，欧洲五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典）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7-29％（美国在同年才是14.7％）。
　　
在欧洲，60岁以上者的就业率远低于美国。据2003年的统计，55到64岁之间的美国人，60％有工作；相比之下，德国是39％，法国是37％，意大利只有30％。再加上欧洲人的退休年龄较早，人的平均寿命又大幅增高（七十年代欧洲人平均寿命72岁，现男子78.5，女子81.3岁），那些老年人拿退休金的时间自然延长，还有名目繁多的庞大福利，国家全包的全民医疗保险等等，都给政府增加更大的财政压力，使本来经济就处于滞缓状态的欧洲，更是雪上加霜。
　　
第三，移民的大量涌入
　　
在欧洲人口下降的同时，外来移民增多，目前已有两千万，其中90％来自穆斯林国家或阿拉伯世界。恐怖主义兴起后，欧洲出现极端反美、反犹、反西方文明的激进风潮，甚至呼应恐怖份子，袭击自己所在国，滥杀无辜。这种现象在英、法、德、西班牙、荷兰等地更为显著。
　　
例如英国有200万穆斯林（其中70万在伦敦），虽只占人口3％，但增长速度很快。据英国官方数字，200万穆斯林中，一万六千人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三千人曾在阿富汗的盖达基地等受过训练。2005年7月伦敦被这些移民恐怖份子袭击，造成五53人死亡。近年英国反恐机构破获、阻止了多起他们的恐怖袭击阴谋。
　　
法国的情况更严重，穆斯林移民有600万，占人口近10％。而且自1999年以来，一直以每年15万穆斯林入籍，20万非法移民进入的速度增长。前年丹麦杂志刊登穆罕默德的漫画事件时，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和阿拉伯世界反西方的疯狂举动同调，游行中高举的标语牌是：杀死侮辱伊斯兰的人。由于欧洲左派们热衷“文化多元主义”（即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要多元），因此没有致力于把穆斯林移民融入西方文明。在英国，伊斯兰的清真寺有1700个，法国有1600个，德国有2200个。几乎全部的清真寺都只强调伊斯兰主义，而拒绝接受西方文明。不少年轻的穆斯林移民，在这样的清真寺被“洗脑”后，参加了恐怖组织；或去袭击、杀害当地的犹太人。去年巴黎有一名23岁犹太人被穆斯林帮派绑架后殴打、虐待，最后被身上喷汽油烧死。几年前一个穆斯林青年打死一个犹太人后兴奋地说，“我杀了个犹太人，可以上天堂了。”
　　
德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移民也占人口10％，其中最大群体是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约320万（德国的犹太人只有12万），他们在德国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会，很多父母甚至不许他们的孩子学当地语言，只是送去清真寺学《可兰经》。
　　
在荷兰，穆斯林有100万，占人口6％。几年前，画家梵高的后代、电影导演特奥．梵高因拍了一部揭示一些伊斯兰国家欺压女性的影片就被当地穆斯林青年用割断喉咙的残忍方式杀害。当时荷兰的孩子吓得不敢在自家院子挂荷兰国旗，因为当地穆斯林可能认为这是“挑衅”。
　　
根据英国一项全国性调查，26％的穆斯林表示，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忠于英国；40％支持用伊斯兰宗教法代替英国的法律；13％支持盖达恐怖活动。在有些英国城镇，穆斯林甚至讨论建立“伊斯兰议会”，为将来在英国境内建立“穆斯林省”做准备。英国的红十字会甚至把圣诞树等标志从他们办的“慈善中心”拿掉，怕冒犯当地的穆斯林。
　　
六十年代的法国是安全的，但随着穆斯林移民的涌入，犯罪率直线上升。据“国家统计研究所”（INS）的数字，1960年法国犯罪率是12％，到2000年时增长70％；警方说，法国境内的60％罪犯，90％以上的犯罪活动主谋，都是移民。
　　
即使在一向平静的瑞典，其第三大城市马尔摩（Malmo）因穆斯林移民涌入，强奸、抢劫、烧毁学校，反犹，伊斯兰私刑（Honor Killing）等，简直无法控制；很多当地的白人被迫搬离。
　　
信奉真主的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曾宣称：“已有很多迹象显示，真主将引领伊斯兰在欧洲获得胜利——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也不用征伐；在未来几十年，五千万穆斯林进入欧洲，会把它变成伊斯兰的洲际大陆。”
　　
第四，福利社会主义捆住手脚
　　
在经济走向全球化，亚洲，甚至美洲的经济都在腾飞的今天，欧洲的经济却发展滞缓。被称为“旧欧洲”代表的法国和德国，失业率长期在10％左右，是美国（现为4.5％）的一倍以上；但经济增长率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总部在巴黎的“经合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发表题为《走向发展》的160页报告指出：今后10年欧洲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将进一步衰落；20年后，平均每个美国人的财富将比德国人和法国人多出一倍。
　　
二千年时，欧盟元首们聚会誓言，到2010年，欧洲将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但现在看来像一个玩笑。上述报告对欧盟国家按个评分，结果主要国家的经济力全都是B-，没一个进入A等。与此同时，美国的加州如单独计算，已排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整个法国；新泽西州相当整个俄国（世界第15位），佛罗里达州相当南韩，马里兰州等于整个香港。
　　
欧洲和美国的差距之所以越拉越大，主要由于哲学理念不同。美国更看重“自由”，通过减税，削减福利，减少经济规定，鼓励充分市场竞争，从而激发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保护“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发展资本主义。而欧洲则热衷“平等”，通过高税收、高福利，“劫富济贫”进行财产二次分配，在本质上仍是实行“集体主义”，以群体的名义（现在叫“公共利益”）剥夺个体的权利和自由，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和共产主义相似，“杀鸡取蛋”的结果，鸡越来越少，蛋也自然更不够分，最后大家一起受穷；只不过由于选举制度使推崇福利社会主义的政党被淘汰，所以这个走向贫穷的过程比共产主义缓慢。
　　
通过高税收而“劫富济贫”的做法，是高举“追求平等”的道德大旗而实施的严重不道德行为。在西方民主社会，财富是能力和努力的标志，“劫富济贫”就是蔑视才智、践踏勤奋；就等于是褒扬愚笨、鼓励懒惰。
　　
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创造着成绩的人们是幸福的；而不劳而获者，永远是所有社会中最不快乐的群体。2005年的美国民调显示，收入最高的5％群体，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低收入的5％，多出50％。据“经合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的工时，比德国人多22％，比荷兰、挪威人各多25％；即使是英国人，也比美国少10％。但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认为，“工作是人生幸福的最主要来源”；89％的美国人满意自己的工作。
　　
2002年全球35国《大众社会调查》（GSS）显示，56％的美国人感到他们的人生“非常幸福”，而法国才是35％，德国更低，才是31％，虽然他们有更多的付薪假期，工作时间又比美国人少很多。
　　
美国学者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分析说，这和美国人多信奉新教伦理的“勤奋工作有利灵魂”有关；同时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导致人们必须勤奋，因为美国没有欧洲那么多的铁饭碗保护政策。
　　
“给旧欧洲写墓志铭”　　

上述这四个症状（当然不只这些）显示，欧洲确实“病了”。近年有多位英美学者撰文指出欧洲陷于危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林蔚（Arthur Waldron）曾撰文“欧洲的危机”。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在“欧洲的灾难性变形”一文中指出，欧洲对伊斯兰主义的妥协，就像当年英相张伯伦对德国法西斯的“绥靖主义”，是可怕的历史重演。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欧洲到底需要什么”中结论说：欧洲已是正在死亡的洲际大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塞谬尔森（Robert Samuelson）文章的标题就是“欧洲的终结”，指出欧洲这么高调反美，正说明他们在默认自己的衰落。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扎卡拉（Fareed Zakaria）在“欧洲的衰弱和坠落”一文中论证说，欧洲已经衰落，它反美并无实力，总不能用“无”来打“有”。
　　
86岁的资深而多产的美籍德裔历史学家拉克尔（Walter Laqueur）今年五月出版了他的第70本书，书名是《欧洲的最后日子：给旧大陆写墓志铭》，他分析了欧洲的种种病症之后感叹说：即使欧洲决心改革，也为时太晚。欧洲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主导性角色的日子已成为历史。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最好的可能是维持中等，最糟的前景是，它将像恐龙般成为人们凭吊的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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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哲学往往露出年轻的微笑

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哲学思想是非常深奥的，对几千年形成的一些信仰不能因为短时的迷茫便全部加以抛弃。

以前是棉制品，后面穿的确良、尼龙衣服，但现在主流又回到改进了的棉制品衣服了。有些人因为穿上了的确良衣服就嘲笑那些穿棉制品衣服的人土气，有些人喝上了可乐就嘲笑喝泉水的人落后。生育一直是神圣的，就因为前些年人口增加过快，人们就认为多生小孩是不光彩的事情。事实上生儿育女仍然是神圣的！没有足够的人口，社会就会停止发展。

从全社会角度看，将我们这一代人视为一个群体，下一代视为一个群体，难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正确吗？下一代年轻人即使有些缺点，对老年人有些“不孝顺”(比如说通过立法限制老年人的利益)，但没有他们的话，老年人一点养老保障也没有。

古代妇随夫居，只有儿子养老的制度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当然现在已经不适合了)。古代生存条件恶劣，男人在外拼搏是很有风险的（寿命也短），要是忙外也忙里，哪来的精力？当时培养成本低（现在养儿如种草，养女如养花，“穷养儿子富养女”，对女儿的精力付出可能还要大），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不继承财产（有些还通过彩礼弥补父母的养育成本；现在养个女儿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这么高，女婿出得起彩礼？出不起彩礼，那就乖乖帮忙养老吧。因此现在女儿、女婿养老不论从感情上还是经济上说都是合理的），女儿没有赡养自己父母的义务，但儿媳承担养老的义务，因为当时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儿有女，基本扯平。女儿虽然不养老，但逢年过节回娘家，农忙女婿过来帮忙，亲情照样维持。这样反而有利于家庭关系简单化。有人认为古代这种制度不公平，但就像在市区公路上有Yield（让路）和Stop（停）等标志一样，分明是两条路驶往同一个方向，从一条路来的车偏偏要给另外一条路来的车让路，看起来不公平，但要是不这样的话交通事故更多。现在社会发达了，高速公路没有Yield（让路）和Stop（停）等标志了。从法律上讲家庭成员平等，但家毕竟不是完全公平讲理的地方，今后独生子女夫妇需要赡养两对父母，与父母的矛盾、四个父母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

今后老年化严重，老年人得不到有效的社会保障，国家必然会提倡孝道，也许会立法要求选拔公务员要以孝和廉洁为先，就象过去“举孝廉” 一样。

古代所崇尚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曾经遭到大力批判，现在不也是梦寐以求的目标吗？

现在消费是关键，流动非常重要，商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但是中国古代却一直是“重农抑商”，因为当时主要问题是生产不足，生产是“本”，流动是“末”，需要“崇本抑末”，需要大量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要是商人的地位太高、收益太多，很多农民会不安心生产。现在医生地位高，因为生命的价值提高，而且现代医学能够有效地保护生命、恢复劳动力；但古代医生的地位并不高，因为数千年医学没有大的进步，平均寿命数千年只有20、30岁，医生治不好几个病，有些还利用迷信骗财，倾家荡产治病的话，往往人财两空，妨碍生产，因此必须抑制医生的暴利，降低医疗成本。时代在不断变化，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看待古代经过数千年摸索出的制度。

人类数千年科技进步缓慢，要是大家都花费巨大的成本用来教育（现在科技发展快，教育是当代得益的，但是政府仍然不愿投资；古代的教育是数百年、上千年后才能产生效益，比如希腊的数学到工业革命时代才转变为生产力），对社会是很不合算的；并且当时生产力低下，需要大量的人从事生产养活自己，不可能有太多的人脱离生产。

关于贫富差别、社会和谐，孔子提出了三个境界:“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 “不患寡而患不均”,“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现在世界各国都是走的这条路。

管子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精神文明随着物质文明的提升而提升，现在各国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看看众多独生子女因为“众星捧月”效应培养出来的孤傲、狂妄、自私性格，难道“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的古训不正确？

现在演艺界女艺人似乎还逃不脱“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宿命。

《诗经》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恰恰违背了自然规律。

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也非常深奥，现在的民主实践难道不就是中庸思想的体现？现代医学认为母亲营养过剩或者过少都不利于胎儿发育；新生儿出生体重过重或者过轻都意味着增加今后很多疾病的发病率；低体重、低身高的新生儿在出生后一般都会有一段赶超阶段，但赶超得越快(父母很高兴呀)意味着今后疾病的发病率越高。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人口政策也一样。

中国中庸思想也有利于保健，中国文化主张节制、适度。现在很多人迷信“生命在于运动”，以为运动越剧烈就越有利于身体，其实不然，运动员很少长寿。就像一辆汽车，正常行驶能够跑20万英里，使用寿命20年；要是过度用车，每天跑长途，不但跑不了20年，也跑不了20万英里；但要是停在家里很少开，一些部件也会老化，不会成比例延长使用寿命。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动物心脏跳动的次数在出生前就预设好的（心跳慢的动物如乌龟往往长寿），剧烈运动会透支心跳而缩短寿命，而要是不运动却又因为肥胖等原因造成心脏脂肪堆积或者其他疾病，达不到恒定的心跳就提前去世。

古人强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这种工作、休息方式使得人体节律与自然节律一致，是有益于保健的。

依照现在“科学”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无疑有很多缺陷，但是这套“有缺陷”的传统文化却成功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被证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和制度；在古代那种生产力条件下，要是采纳现在“完善”的文化和制度，那么连人口都不可能延续下来，更别说其它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人类繁衍是紧急避险，民族生存和繁衍是第一位的。

难道现在的一些文化真的就比古代的要好？比如现在国家计生委精心培育出“丁克”、“少子”的生育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留下的是糟糠，舍弃的是精华，还好意思嘲笑古代的生育文化？

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人力资源一直是第一资源，“人多力量大”有什么不对？1980年代为了某种宣传需要，连这个常识都被污名化了！1990年代“减员”真的“增效”了吗？连人力资源都不会利用，反映的是决策水平的低下。

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总抚养比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很多人不要小孩、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早就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财丁不能两旺”，“千年田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生育率都是生活水平低的地区高于生活水平高的地区。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庭价值和稳定。家庭的稳定意味着社会稳定，心理相对安全。现在的物质水平是明显提高了，但我们心理安全程度反而降低了。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对于人口政策的调整很有借鉴意义。

中国落后不过两三百年，但我们民族似乎还没有恢复自信。我们数千年文化的宝库积累了宝贵的财富。爷爷辈说出的朴素语言可能是数千年深奥哲学的浓缩(爷爷本人也说不出道理了，只是转述)，父辈读了几年书(尤其是经过前几十年不正常教育的父辈)，往往能自鸣得意地将爷爷驳得哑口无言，但说出的将被证明是谬论。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细细品味，不无道理。

海鸥

《大国空巢》后记

我的家乡在湖南农村，小时候目睹了一些计划生育粗暴执法的事例，对计划生育产生过怀疑，但是当时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应该是利大于弊的。由于几十年的舆论灌输，我1999年出国之前也认为国情不同，其他国家可以不实行计划生育，但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应该适当限制生育。出国之后，发现华人其实是最不愿意生孩子的种族，美国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而我周围的华人都只愿意生育两个或者一个孩子（并且年轻一代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的越来越多，有些连一个都不想生），罕有生育三个孩子的。感觉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中国单独控制人口，实际上是为全世界作出牺牲（现在看来中国计划生育其实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后面看到美国拉美裔移民的高生育率导致西班牙语的兴起，而曾经辉煌的法语却日渐没落，感觉到人口是文明的载体。2000年到2002年从人口与语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写过一些短文，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张贴在网上，但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后，发现不育不孕是一个大问题，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有这么高的不育不孕率，中国现行的、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本没有必要，从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对此长期以来被要求“不争论”，中国人口学研究长期为计划生育服务。近几年网络掀起激烈讨论之后，计生委才改口说“学术无禁区，表达有纪律”，但是学者的研究是需要发表的（涉及到学者的晋升、基金申请），如果不能表达，还怎么研究？众所周知，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是有潜规则的。凡是计生部门委托的课题，未经计生部门批准，课题承担者对研究结果必须严格保密，必须遵守“纪律”。有些“不听话”的学者，随时有可能被清除出局。这也是为什么计生部门的人口专家一边倒“支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并不是全部学者）养成了“学术爬蚤心理”，自我设限，缺乏思想独立，或主动或被动为现行政策辩护，常常异口同声得出相同的结论（比如都认为中国的人口上限是16亿，都认为现在中国有1.8的生育率）。这种现象在其它学科也很普遍，以至于决策层无法相信下属的汇报，温家宝总理都需要“绕道”才能获取真实情况。从整体来说，中国人口学科是不尽责的，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但从个体来说，还有一大批有良知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人口学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开辟了一片绿洲，实属不易，他们值得尊重和感谢！

各民族传统的生育文化都是经过上千年的摸索才建立起来的。而工业革命打乱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家庭模式，动摇了各民族生育文化的根基。欧洲和日本生育率低下，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似乎都茫然失措。韩国想提高生育率、治理出生性别比，但是生育率却不断下降，十几年耗费巨大的工程事实上却造成上百万人口的损失。由于理论上的缺陷，联合国从来没有准确预测过人口，除了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都没能成功鼓励生育。而美国的生育率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主要还是因为近年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可以说现代人口学理论还是在婴儿阶段，还无力指导政府建立起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生育制度和文化。而中国人口学科又是建立在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错误理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并不想跟着别人的理论走。在一些专业人口学家的眼里，我的观点是异端。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和李斯等政治精英们不惜用“焚书坑儒”等手段压制民间思想，但还是不能维持政权的延续，秦二世而亡。推翻秦朝统治的不是饱学的儒生，而是“不读书”的“大老粗”刘邦和项羽。而推翻秦朝后，西汉开国君臣，绝大多数出身布衣，如：刘邦是自耕农出身，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为戍卒，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些“低水平”的“布衣将相”奠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对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盐铁会议与本末之争就争论得相当激烈（而中国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在“不争论”之中匆忙上马）。

我不是人口学科班出身，不钻进计生委和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套路，才能突破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理论封锁，透视他们精心制造的人口迷雾，反而更容易看出计划生育政策的荒谬性。

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小时候，我父亲就骂我是“十不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精。但是人口的意义非常全面，研究人口恰恰需要“十不全”。我来自农村，经历了中国从农业社会逐步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亲朋，现在每周都给国内亲朋打电话，知道他们生育心理和扶养能力的转变；博士毕业后我到工业化层次最高的美国工作数年，认识了来自多种生育文化圈的朋友，特意了解各种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况，深刻体会到中华生育文化的衰败。从中国到美国，我经历了工业化的各个阶段，而工业化过程恰恰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过程，是人类生育率降低的过程。由于研究领域与人类生育相关，掌握了一些人类生育生理和病理学知识。在明尼苏达大学药理系做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鸦片成瘾机制，因为研究毒品，从而对毒品、性解放、同性恋等社会问题感兴趣；这一年多时间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但是这段经历对于后来研究美国生育文化转型却大有裨益。基于医学专业背景，我采用了一些医学思维方式研究人口问题：用人类发展指数“诊断”生育率；用“数据手术刀”一层一层解剖中国人口迷雾；将公认（“无菌”）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与争论（“污染”）数据（近年新增人口）隔离，“外科无菌操作”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根据全国多地家谱研究了易氏家族2000多年的繁衍史，对人类繁衍史和中华生育文化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马尔萨斯32岁建立他的人口理论，但38岁结婚后却“食言”而养育三个孩子；我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年龄与马尔萨斯当年相仿，我以身作则，依照自己的理论而育有三个孩子，知道工业化社会普通家庭养育孩子的艰辛，切身体会到“生产力压迫人口”，也知道普通百姓养孩子的心理感受。虽然我的学术背景比较杂，但是都是研究“人”（生理、病理、药理、心理，以及人的历史），不是研究昆虫繁衍（《人口爆炸》的作者Paul Ehrlich研究昆虫），也不是研究导弹控制（宋健是将导弹控制论应用为人口控制）。我的“十不全”的“人” 的知识、“十不全”的经历对研究人口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全面”的。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至于我，却是没有这些顾虑的，因为我不是学者，我本身是人民。我不是学者，我并不在德国七百贤人的行列里。我和广大群众站在他们的智慧宝库门口，只要那里走漏出任何一点真理，并且落到我的手上，那就行了：—我用好看的字母把它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排字工人；他把它用铅字排出来交给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把它印出来，它就属于全世界了。”

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不是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嘲笑我是“非人口学者、非人口经济学者、非人口社会学者、非环境专家”），我试图用一种平民化的语言来构建一个平民人口理论。人口问题不像其它问题，只有老百姓看得懂，才能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理论才能有效。我在网络上辛辛苦苦摆地摊多年，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尽量用通俗但不流俗的方式论述人口问题，张贴到网上，以期雅俗共赏，目前我的文章可能已经有数千万人次的网络读者。大众型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使得我的研究结果更加接近事实，我的预测一次次“不幸言中”（而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这几年对中国人口的预测，都与事实相差甚远）。

一些人口学家说人口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但是面对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他们的争论却只局限于几个学者之间（似乎还只是争论是否放开二胎），就像两口子的私房话一样，上不能影响决策，下不能引导民意，宝贵的时间就这么白白流逝，而古代还有以死相争的谏臣。辛弃疾感叹：“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扩大影响，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因此我利用一切途径宣传我的观点（有时借用“炒作”的标题）。作为一个民间人士，质疑的是基本国策，面对的是权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那里专职造谣，并且掌握影响决策的渠道，其影响力远非我们民间人士可比），没有掌握主流媒体，只是在网络论坛上摆地摊（还得看“工商”和“城管”的眼色），不吆喝几句是没有人关注的。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反对者不乏其人（我谈不上先知先觉），出现了不少“超生游击队” （其中部分人以生命为代价）。但是全面而系统化地从理论角度反思中国人口政策，我可以算是第一人。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现在网络民意基本逆转，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组成了不少“人口学网络游击队”，网络地摊已经变成连锁店了。人口学的开明学者也认为我们在网上的宣传给人口学讨论带来了一股春风，改变了人口学讨论气氛。

计生委对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不但不主动吸纳，反而利用自己特权压制网络观点，并对我进行报复。独生子女总设计师宋健1980年预测中国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但是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社会。明明预测是错误的，但是现在人口学界却说老年化不可怕，是“中国的福音”，是“为富先老”。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是担心人口过度增长，现在看来即便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但是人口学界却说就是要减少人口，要将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5亿、3亿。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是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置中华民族持续发展于不顾，他们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知道“计生委”是不能长期生存的，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就是不愿意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成立国家人口战略组，我曾经对这个战略组抱有幻想，我只是委婉地提出“计划生育要适可而止”，并违心地“奉承”过战略组领导，希望他们以此为台阶，主动提出人口政策调整建议，但是由于贪得无厌，这次战略研究报告变成了为计划生育的辩护报告（其实非常拙劣），再次延误人口政策调整时机。可以说计划生育是始于草率，行于暴力，终于搪塞和掩饰。计划生育是“空前”（彻底否定传统生育文化）“绝后”（减少后代）。
　　
有人说我的观点太尖锐，让人受不了。其实我向来与人为善，只是人命关天，人口问题事关国运，怎可漠视？每延误一年，就多损失数百万人命。要是我也畏畏缩缩，那么也会形成“爬蚤”心理。我不敢保证我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主要观点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

虽然人口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负面意义，但是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急性的、直接的、局部的、每个老百姓都能感受得到的，而正面影响却是慢性的、间接的、宏观的（人口不是灵丹妙药，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只是经济发展中很多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口学永远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从夏商周时期到清朝初年中国人口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但是包括韩非子、徐光启等“有识之士”都抱怨人口太多。在1800年到1950年期间，其他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而中国人口的增长却非常缓慢，仅仅是从4亿增加到5.5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差不多一半，但是汪士铎、陶行知、马寅初等知识精英还是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即便今后证明我的主要观点都是正确的，相信仍然会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观点。

这几年我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人口研究上（说明：工作时间还是尽责的），周末、节假日常常通宵达旦，对个人和家庭利益都有影响，但是良心使我欲罢不能。我特别要感谢我太太对我全方面的支持（包括生育三个孩子）。不断收到一些海外网友的邮件，他们在我的理论的影响下多生育了一两个孩子（我周围就有好些华人家庭和美国人家庭因为我的理论而多生育孩子），国内也有不少人因为我的理论而准备“超生”。看到网友发来的孩子可爱的相片，让我感到我的理论还是有意义的，我牺牲了个人利益，但是换来了很多生命，并且这些生命将世代相传。

以下是我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历程。

由于讨论计划生育的文章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论坛上出现，我最开始只能在海外论坛打游击，遭到网友一面倒的反对，骂声一片，文章不能收入精华文库，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宣传、辩论，海外论坛的舆论开始逆转，2003年底文章被收入精华区（天下论坛精华区收录我关于计划生育的第一篇文章是2003年11月上贴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其实这篇文章早在此前几个月就已经完成），万维网的天下论坛和多维新闻网是我在海外宣传的主要阵地。我关于计划生育的文章“登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网站是人民网强国论坛（强国论坛1999年刚建立的时候我就注册了），我一直尝试将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发到强国论坛，但文章一直未被放出来，2003年中期强国论坛开始零星地“漏放出”我的一些文章，最开始也是反对一片，但舆论逐渐逆转，成为国内群众基础最好的论坛。2004年初在大陆的主阵地还是强国论坛，主要是宣传我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系列文章，但是其他论坛开始转载我在强国论坛的文章，我自己也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信息网上帖文章（但是2005年之后人口信息网禁止我发文章，并在2006年后将过去的文章大多被删除，只在精华区保留了2004年5月15日上贴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修正稿) 》）。

2004年7月完成《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又名《计划生育何去何从，攸关中国持续发展》）一文，这篇文章被海内外很多中文网站转载（7月开始在新华网被讨论数月，近两万点击率），并被修改、浓缩后以《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里面有一处笔误：将“生育率”说成“出生率”）为题发表在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0月15日118期)。该文算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民间反思计划生育思潮的兴起。

2004年7月之后扩大在中国大陆网络论坛的宣传力度，2004年7月29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注册，大多数文章被置顶推荐，得到广大法律工作者一面倒的支持。

2004年8月4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天涯注册，讨论比较激烈，最开始反对者居多，大量文章被删，2006年之后情况才有改观。

2004年8月28日网友帮我以“水寒中山王”为笔名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注册（后面又注册“中山水寒”），此后发展论坛成为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多篇文章点击率达到4、5万，有一篇文章点击率达到15万（在新华网很罕见）；但是在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之后，我的两个笔名被封，2006年12月17日重新注册“中山水寒”。

2004年10月1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凯迪注册，此后凯迪的猫眼看人论坛成为又一个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还是有大量文章被删），上10万点击率的有好几篇，单篇文章最高点击率近20万。在猫眼看人论坛上与李小平教授进行了长期辩论。但是2006年6月凯迪封了我的ID，引起多位网友抗议，值班编辑解释说：“与编辑无关，确实”。此后网友仍然偶尔可以转发我的文章到凯迪。

2004年10月10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改革论坛注册，后并被邀请为网络专家。

从点击率角度看，网易效果最好，单篇文章点击率超过130万，点击率上50万的文章有好几篇。

此外还在其他一些论坛注册宣传。

2004年9月12日接受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上海站记者采访，2004年10月19日接受《了望东方周刊》北京站记者采访。但是该周刊最终没有刊发我的文章。后面将《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总结文章给两位记者，委托他们转交有关部门。

2004年9月29日、10月3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刊发我6篇文章，并将我列为特约研究员。仲大军先生并将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推荐发表在2004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该文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光“网易财经”一个月浏览量就超过80万。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此后，大军中心刊发我了几十篇文章。

2004年10月24日受邀在人民网主持节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

2004年10月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开始发表我的文章，11月16日刊发我的9万字的总结文章《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后将题目改成《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该文被广为转载（比如2004年11月22日的《中国报道》周刊全文转载），并于2005年2月23日被《新华报业网》收录为“精粹”。2004年11月16日《光明观察》给我创立个人文集（《光明观察》的文章本身点击率并不高，但是由于“官方”性质，辐射性好），从此成为我的文章的主要辐射地，多篇文章被数千、上万网络媒体（包括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在线等官方媒体）和论坛转载。可惜光明网服务器在2006年7月遭到损坏，《光明观察》过去的文章无法恢复，8月份之后重新上载了部分老文章。

2004年11月 27日收到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副主编来函，说是很多人告诉他关于我在网上刊发的文章，他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我将文章送交给他，他将在人口学界进行一些辩论。但是后面没有反馈意见。

从2004年11月起，定期将我的文章送交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组。

2004年12月5日，在美华学社（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s & Scientists）芝加哥分会成立会上，我报告了了我的人口观点，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官员听取了我的汇报，并答应将我的九万字的总结文章送交中国有关部门。

近年每年都与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2005年委托全国人大代表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对计生委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美华学社首届国际学术大会于2005年4月23-24日在芝加哥举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为大会发来贺电，美国农业部华裔副部长Joseph Jen博士、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Leon M.Lederman博士、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在会上介绍了我的观点，很多教授对我的观点感到shocked（震惊）。接受中国之星电视台的采访。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一位成员出席了该次会议，听取了我的介绍，并拿走了我的幻灯片。

2005年3月解放日报的《新闻晚报》刊发我的文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2006年10月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会刊《社会科学论坛》刊发我的文章《中国：人口过多？人均资源不足?》。

2006年旅美科协的会刊《海外学人》分两期刊发了我两篇人口数据分析文章。

2006年以来，先后接受人民日报《国际金融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晨报、新青年权衡杂志等媒体的采访。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内参》、国家税务总局的《香港传真》、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等几家内参发表或连载我的文章。美国、英国、法国的一些媒体也在关注我的观点。

总体来说，中国民间论坛比较谨慎，很多帖子不敢放行。我将文章先在《光明观察》发表或者在强国论坛、发展论坛、法治论坛这些官方论坛贴出，将网站保存，转贴到其他论坛，其他论坛看到是来自官方网站和论坛，也就能够“网开一面”，网络媒体慢慢被打开。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即便是网络媒体所有松动，讨论还是有底线的，但是这个底线需要人来突破。这几年我们就是一再改变这个底线。我对《光明观察》说，我凭良心写作，您们根据规则决定是否放行。因此我的很多文章不能在《光明观察》刊发，甚至我的博客文章都被删除很多篇。我不能过于屈就于规则，不能过于“折衷”，否则就象主流人口学家一样形成爬蚤心理，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观点“中和”下，等于人口政策还得坚持不动摇。经过我们的坚持“脱敏”，2004年的禁忌话题，2006年变成了公开话题，宣传空间被不断拓宽。

中国很多事情可以自下而上，从地方媒体开始。但是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地方媒体还没有这个胆量，只能是从上而下。南方报业集团以“敢言”而著称，但是在计划生育方面却反而不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刊物。从媒体关于人口政策讨论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看，近年中国网络媒体能够宽容反对计划生育的观点，主要是得益于决策层的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由于发展思路的转变，人口问题讨论空间才得以放宽，才能在网络媒体形成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像以前那样 “不争论”，少数几位学者可以“挟国策以令全国”，那么中国人口问题永远是迷雾。

可以说沐浴了“以人为本”的春风和网络的雨露，才有《大国空巢》的诞生。如果将《大国空巢》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2000年到2002年算是准备土壤、萌芽阶段，2003年是幼苗时期，2004年是开花、结果时期，2006年是收获阶段（书稿完成于2006年底，2007年只是进行一些校稿）。希望能够突破阻力，尽快上“餐桌”。

我的研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网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王小强先生将我的多篇文章刊发在《香港传真》，并鼓励、支持我将近几年观点系统化整理此书在大风出版社出版；感谢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仲大军先生多年的支持；感谢《光明观察》传播我的观点。感谢茅于轼、血健轩辕（网名）、杨支柱（杨支柱先生1998年在其《计划生育与法治》中就认为强制计划生育无法律依据）、梁中堂（梁中堂先生从1980年开始就反对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他在山西翼城县的“二胎”试点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孤岛）、曹观法、李寒秋等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感谢王鑫海、如风两位网友帮忙校稿，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见。

尤其要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反思计划生育才能形成思潮。其中何亚福先生2004年9月19日与我联系（他在2003年写过《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在减少》，与我算是殊途同归），之后我们并肩作战，活跃在各个网站，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写了大量文章，破解人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误区。防风（黄华斌）分析人口数据，质疑计生委的生育率数据。王鑫海探讨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并将有专著出版。舟木从资源角度、阿蚌从基层干部的角度质疑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加拿大的张雷是我早期在海外论坛的支持者，给我提了很多建议。Henanyanling从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等多个角度质疑计划生育。徐胜，自自强，水寒火热，韦东生（嘉恒），Kulturo， xiaoyu61611，杜杨，马典（攀枝花）,李雷（石家庄）, wuyannian1，陈开斌，王岩，王建霞，王心明，胡国鑫，汉博士，江南有丹柚，bin1997kk等网友活跃在各网站，进行了大量的宣传。Xiangjiang Ma，Wei Zhao，Hua Li，Julian Qian、仰天长啸等大量北美网友除了对我表示支持、声援外，有些还以身作则，响应我的理论多生育一两个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计划生育，活跃在各个网站，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如新华网：心软，冇钱买表，无弃人，刘老太爷，常山赵子龙之剑，家庭计划，有点热血，新华呢佳，看刀耕火种，人口如棋，whymay等；法治论坛：高手寂寞，wczh，吾思吾行，fanguozhi，童光灿，淼城人，tiefa7559，天涯芳草等众多网友；凯迪社区：爱看美女，murki，喧寂斋，llll8888001，西岸听海，MATRIX，小米的步枪，国家栋梁，yide1，两个小乖乖，骆驼祥子，陈剑平，郑幼容，陈雨弘，蔡正强（浙江海宁），徐晓黎，千里烟云，等；人民网：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崔树桢，徐二峨，舣洋，远山飞云等；中国改革论坛：jifengwang，大思想家，zhongwei等；天涯社区：fesel，快乐的声音，孙聚民，LegendX，天为人纲，来往变常，adamwang2006，国人002，重新来过不，阿飞和他的女人，秋燕饵，以道佐人，文辰水，岳扩旺，隆后，fslzy，cpeiying，黎光寿,熊志明，高阳裔，a12b12，retinoscopy，你要查找的ID，永兴屯，无愁天子，我行你素，gavinchris2004，华夏之痛，ithind，灌水拍砖,七下八上，佚名过客，简单虫子，gulumufox7，海角老狼, 虾之小者等；网易：zhangqingk，南山，xyzxyz-007，qqwweerr1997，grubnow，陈祯清，张玉武，杨汝辉，刘武平，1juexing等；天益：我是天龙、韩定宏等。注：排名不分先后。

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网友和社会贤达很多，很多网友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难以一一列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也不便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现在中国的主流人口学家们基本上已经无“礼”可言，人口问题一团迷雾；国家不妨“求诸野”，听听我们这些草根的看法。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风萧萧兮易水寒，计划生育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