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这是一群应该被我们牢记的
中国军人，他们是
民族的脊梁，他们是
民族的英雄。翻开这一段尘封的记忆，让我们追忆往事、珍惜和平。同样，英雄也应得到尊重和关怀。白骨早已化为泥土，历史长留我们心中。
缅北、滇西作战地图
“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获得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的确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一、入缅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美军第10航空队调往北非
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贡献，以往仅限于对苏德战场上和太平洋战场有牵制
日本的作用。但将各战场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认真的梳理后发现：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浴血奋战，同北非战场的阿拉曼会战、以及苏德战场决定了德国命运的库尔斯克会战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1940年9月，日军侵入
越南，威逼英国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远东殖民地后方。英国见势不妙，决定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并于10月重新开放三个月前为讨好日本而关闭的滇缅公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要求中国派军队入缅协助英军保卫缅甸。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共同对轴心国家作战。翌日，蒋介石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随后，中、美、英经协商决定，由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三个军(杜聿明第5军、甘丽初第6军、张轸第66军)进入缅甸，协同英军队对日作战。
美国方面提供作战物质并出动第10航空队对中国远征军实施空中掩护。
然而从3月初至8月中旬，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以惨败告终，一路退往
印度，另一路退回云南境内，十万大军只剩下四万余人。以往史家认为，史迪威指挥失措、英军不顾大局擅自撤退，蒋介石越级指挥、某些将领消极避战等等是主要原因，也顺便提到没有制空权的因素。此说因袭至今。
实际上除了制空权外，其它原因或者不能成立，或者是在战场形势严重逆转情况下产生的，具有不可抗拒性。史迪威在1943年率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出击时，显示出不凡的指挥才能。蒋介石越过史迪威发指令的情况，不仅存在于第一次入缅作战，第二次入缅作战大获全胜时同样存在，史迪威甚至为了进攻密支那，劝说郑洞国别受蒋介石的干扰。至于某些将领消极避战更值得商榷，因为当战局已经无法挽回时，与敌脱离接触，保存有生力量是唯一正确的战场选择，怎能说成“避战自保”、“消极避战”(见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275页、280页)同样是这些部队，为何能打出气壮山河的“同古包围战” 和“仁安羌大捷”呢？英军确实打得很糟糕，他们的崩溃导致中国远征军侧翼危机，但为何后来的英法尔会战却打得有声有色？另外，曾担任远征军第5军军长的杜聿明将军发表于1960年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述略》，对此战失败的原因分析是在特赦战犯身份和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同样有值得商榷之处。
分析一场会战的成败，不能违背一般的军事规律而苛求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总是受到具体条件限制。在战场对抗中，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火力是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采取的基本作战样式和作战规律——地面部队与空军的协同来看，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把原定用于掩护地面作战的强大的第10航空队调往北非。日本空军自始至终掌握着缅甸战场上空的制空权，而中国远征军始终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作战，在每次关键性战斗中，日军由地面和空中构成的火力均占绝对优势。同样，英军也是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崩溃的。
以关键性的同古保卫战为例，日本空军自3月17日起进行了多次轰炸。3月26日，日军由空中和地面的坦克、重炮构成优势火力，突入市区。同时以90架飞机猛轰同古以北的平满纳，炸毁火车站，使大量的援军无法增援同古守军。相反，日军的增援部队于28日到达战场，杜聿明率第5军全力攻击包围同古之日军，企图内外夹击，但却没有成功。中国守军被迫于30日放弃同古，整个战局趋于恶化。如果制空权在中国方面，那么，战况将反过来，日军增援被阻止，中国援军赶到，内外夹击在空军支援下就会获得成功，日军将溃不成军。这一假使能否成立？第二次入缅作战的胜利作了最好论证。
如果中国军队地面火力与日军持平或超出，再享有完全的制空权，就同样能够击败日军。1943年10下旬中国驻印军向缅北的战略反攻充分证明了这点。1943年12月28日，中国驻印军在美国第10航空队(两个航空营)支援下，激战四昼夜攻克于邦，日军大本营战史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大队(团)对付中国的一个师而绰绰有余。尤其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更有最强的自信心。岂然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在编制、装备和战法与训练上都完全不同，……使我军损失惨重。…… 我军接得此情报后，均为之愕然。”(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下册 第971页)。
据中国驻印军第22师师长廖耀湘回忆：“……当面之敌，只日本18师团，又没空军掩护，而当时18师团火力稍逊于驻印军的廖、孙两师，加上美国一个步兵旅与后续可能调用之新30师，认为占绝对优势，可以一举进出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因而立刻发动大规模行动，首先攻破猛关，击破十八师团的主力，前锋利用空投补给，不顾后方交通，直簿密支那地区。”(见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12页)。
中国驻印军获得美式装备后，兵出胡康河谷后，在绝对制空权的掩护下，利用空运补给，空降部队，空中轰炸，连克孟关、孟拱、密支那、八莫、腊戌，击破日军精锐第18师团、第56师团、第2师团。与此同时，集结于云南境内的中国远征军在陈纳德第14航空队的掩护下，击溃当面敌人，与驻印军会师。
时任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认为：“当时日本东条英机式飞机已为美国P—51驱逐机所制服，美国并有B—25、B—29轰炸机等攻击利器，在缅甸崎岖山地轰炸敌人代替炮兵火力，敌空军处于劣势，此亦敌失败之主因(《白崇禧回忆录》第238页)”、“…… 飞虎队到来，拥有P-51驱逐机及驰名国际之B-25、B-29轻重轰炸机，性能皆远超日本，我空军之劣势顿时改观，远征军因得飞虎队之支援，掌握制空权，故于地面作战大为有利(《白崇禧回忆录》第239页)。”
许多专家都意识到，日军掌握绝对制空权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却没有进一步详细论证并指出，它是最重要的原因，它是引发后来一系列战场危机的总根源。由于丧失了制空权，中国远征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193页)
德国隆美尔元帅对制空权与地面部队的关系，有切身感受和精辟论述：“假使敌人握有完全的制空权，那么我方尽管拥有极现代化的武器，但还是无法和他作战的，那就好像是野蛮人碰到了近代
欧洲国家的精兵，其胜败是不问而知了。……所以我们不能再依赖摩托化的兵力，以来作机动性的运用，因为他们是最容易受到空中攻击的毁灭(《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33页)。
今天，当人们从唯意志论的歧途中走出来，客观地审视战争就会发现，在1942年夏季的缅甸战场，丧失制空权且地面火力略逊一筹的中国远征军的失败，客观上具有不可抗拒性。
二、缅甸战场与北非战场的制空权交换
日军掌握绝对制空权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惨败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当初约定，美国派出强大的空军，以第10航空队番号为中国远征军提供空中掩护，如果美国政府兑现承诺，即便美空军不能掌握完全制空权，起码可以同日本空军对半分享缅甸战场的制空权，起码能够在空中缠住日本空军，使之不能直接支援地面作战。这样也会使中国地面部队的压力大为减轻(比如同古之战，平满纳火车站不被日空军炸毁，中国援军就会及时赶到，即使美空军不能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但地面作战双方援军都已经赶到并投入战斗。不会形成我方援兵不及，敌方援军赶到的绝望之势)。
1942年5月初，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美国第10航空队突然调往北非，是因为北非英军在隆美尔指挥的德意军队打击下，已接近总崩溃。如果北非失陷，英联邦等于折断了脊梁，英国本土同远东和澳洲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无法动员英联邦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控制了北非，不仅英联邦之间拧成一股绳，而且可以西西里为跳板，进攻意大利，打击在希特勒占领的欧洲“柔软的下腹部”上，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考虑是“先欧后亚” 。
1942年1月下旬，也就在中国远征军出征前两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 ”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2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6月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7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隆美尔“非洲军团”的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凯塞林第二航空兵团瘫痪了英国马耳他岛空军基地，获得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并对地面战斗实施了火力支援，以及保障了地中海航线的畅通，使得隆美尔“非洲军团”作战物质得到及时补充。
当美国在5月初决定将用于中国远征军的地面装备和作战飞机紧急调往北非后，形势立刻发生逆转，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8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在坐以待毙的前景威胁下，隆美尔被迫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和燃料短缺的“非洲军团”在决定北非命运的阿拉姆哈勒法战斗中遭到惨败。
曾任隆美尔“非洲军团”作战处长的梅林津在回忆录《坦克战》第66页、180页，186页上，对双方实力和战场情况有如下描述：
“……但是英军的空军优势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要打一场打仗，我们的汽油是不足的。”
“……但到了1942年5月，英国装备了(美国)‘格兰特’坦克以后，(英国)第8集团军的坦克实力有占了上风。”
“英军的炮兵还不断”轰击非洲军，再加上飞机不停地轰炸，我军损失惨重。汽油储备几乎消耗完了……非洲军已处在危殆中。9月1日这一天，坦克部队进退维谷，动弹不得，并遭到炮兵和航空兵不断的轰炸。……9月2日早晨，隆美尔决定撤退，但由于缺乏汽油，在白天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退却都是不可能的，非洲军只得就地不动，接连不断地遭到飞机轰炸和炮火的袭击。……9月3日，隆美尔的突击群全力以赴地向东撤退，我们扔掉了50辆坦克、50门野炮，还有约400辆战伤的汽车。”
威廉.夏伊勒在其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卷 第1262页中也指出：“……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月3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要来自美国)。”
隆美尔元帅在自己日记中，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
分析至此，不难发现，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英军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是在美国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获得地面和空中优势，并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让中国远征军承受巨大压力为代价。如果美国这些飞机坦克按原来约定，配属给中国远征军，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阿拉曼会战英军的胜利和后来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的胜利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
因此，中国的战史学家们应该负起责任来，向人们指明：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获得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三、中国远征军影响之余波
阿拉曼会战后，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并最终于1943年5月12日向英美军队投降。1943年7月12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没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打击在希特勒“柔软的下腹部”上，将战争引向欧洲本土。
此刻，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转折点，苏德双方的统帅部都放出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逐渐占领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
曼斯坦因元帅在回忆录《失去的胜利》中写道：“……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7月13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2万4千人，损失战车1800辆，野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7月13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苏军朱可夫元帅也承认：“从分析敌人的行动中可以感到，别耳罗德地域的敌军是由比较有主动精神的有经验的将领指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敌军集团的首领是曼斯泰因元帅。”
盟军在西西里的迅速登陆使希特勒惊慌失措，拒绝了曼斯坦因等将领的意见，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愚蠢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战略主动权彻底丧失。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固然没有直接影响库尔斯克会战的结局，但仍需客观地地指出：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的确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就是这样不可分割地成为一个整体。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
中国远征军渡河进入缅甸境内
飞虎队战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应英国政府请求而组织的一支远征缅甸的抗日部队。
远征军由云南搬运重炮赴前线作战
日军于1941年12月袭击美国海空基地珍珠港，并进而占领了东南亚部分地区之后，于1942年1月发动了侵缅战争。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12月23日签定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应英国政府请求遂以第五、六、六十六军，共十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于1942年2月先后入缅作战。
从3月至4月，远征军在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与日军激战。其中仁安羌一战援救被围英军七千余人。远征军在缅北的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由于中英美战略目标的不一致，使远征军陷于被动的态势，至4月底被迫后撤。8月，远征军大部退至怒江东岸，一部西撤印度。人员仅剩四万人左右。退入印度的部队改称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统辖郑洞国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退入滇西的部队，连同后续部队，于1943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陈诚任司令长官、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统辖第十一、二十集团军及第八军。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为掩护中印公路，沿公路向缅北推进，经十个月的苦战，于1944年8月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1944年5月，滇西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沿滇缅路向缅北实施反攻。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于缅甸芒友，打通中印公路，至3月遂将日军全部赶出缅北和滇西。此后，中国远征军返回国内。
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向缅甸境内的日军腾越守备队发起冲击。
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队会师,打通中印公路。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重新打通了中国西南的国际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为盟军在缅甸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中、英、美三方矛盾重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后，同月十一日第一次下动员令起；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远征军正式动员，这两个多月期间，时而动员入缅，时而停止待命，时而准备东调，反反复复，捉摸不定，坐使仰光沦陷，已经失去保全仰光国际交通线的根本目的。加以入缅后，指挥多次变动，系统紊乱，权限不明，各有所私，以及指挥无能，部队战力悬殊等等，既未能适时适地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期收复仰光，又未能退而凭据险要与敌作持久战，保全我腊 戍的物资。东拉西扯，一无所成，徒使将士浴血，丧师辱国，回想起来，实深愧痛！
1944年5月末，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前左三)率部强渡怒江
1944年4月，即将从保山开赴前线的十一集团军士兵
(一)动员方面
第一次动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蒋介石令第六军九十三师开车里，第六军第四十九师以一个加强团开畹町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准备开景东。十六日令第五军、第六军动员入缅，协同英军作战。当第五军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时，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又以奉令“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欠九十三师及四十九师之一团)暂时毋庸入缅”而中止。十二月二十九日又令第五军勿庸入缅，必要时须向东转运。
第二次动员：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令第六军集中芒市、遮放、龙陵，候英方派车接运入缅。
第三次动员：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又奉令：“据英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装甲兵团先作出发准备。”
(二)指挥方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令第五、六两军入缅，归杜军长指挥。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令第六军入缅部队归甘军长指挥，至该军受何人指挥，另有命令。二日令第六军入缅后归英方指挥。二十五日令五、六两军入缅作战，着由杜军长聿明统一指挥，杜军长仍归胡敦指挥。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亲到昆明下达命令指挥部署。三月一日蒋介石亲赴腊戍指挥，二日蒋在腊戍面谕参谋团指导入缅军之作战行动，并与英方会商。四日蒋面对我说：“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说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我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蒋回到重庆后有些不放心，又给我一封亲笔信，指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
同年三月八日腊戍会报英方通知，英政府已任命亚历山大接替胡敦的英缅总司令，胡敦任参谋长。十一日令着第五军、第六军统归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但未规定史迪威与亚历山大相互间的地位。十二日腊戍会报，英方提出史迪威指挥五、六两军，与亚历山大之间的指挥系统不明。同日特派卫立煌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卫未到任以前准由杜副司令长官代理；也未规定司令长官与史迪威参谋长相互间地位。十七日亚历山大由渝飞回腊戍转回梅苗，二十八日林蔚到梅苗，据亚历山大面告：“在渝已决定以本人(亚自称)为在缅作战的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之指挥”，但参谋团及各部队始终未奉到此项命令。四月二日改派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仍未规定罗长官与史迪威参谋长相互间的地位。
同年四月五日蒋介石带罗卓英到腊戍，六日到梅苗亲自指挥部署，决定平满纳会战，增调第六十六军入缅，并召见同古突围的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与他同住一晚，予以慰勉。八日蒋约我和戴同他巡视曼德勒。蒋介石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对我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间)与敌作持久战。”我当时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回梅苗后他又叮嘱我要服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我因同古战斗曾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蒋拦住我的话说：“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九日蒋介石回国，以后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即由史迪威、罗卓英完全负责。
被解救的英军士兵与远征军的中国士兵合影
缅甸各族人民六十多年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深受殖民主义者奴役的痛苦，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日益增涨，当时缅文报主笔宇克孟先生，谈到对中国远征军的感想时说：“缅甸人不愿做亡国奴，无论日本用什么方式都打动不了缅甸人，缅甸人真诚欢迎中国军队。……”他又说：“我们一家三口都在抗日，我用笔，儿子用枪，我的太太每天为国运而祈祷。”他并且写过不少赞扬中国远征军的社论，这是缅甸人民的主导思想。可是蒋介石为了讨好英帝国主义，对于缅甸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毫未表明态度，更谈不到支援缅甸人民。于是缅甸除先进分子积极支援中国远征军抗日外，一般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反动党派且为日本利用，甘作缅奸，到处进行破坏的活动。同时缅甸人民普遍仇视英军，遇机即杀，造成当时缅战中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不是广大爱国华侨积极援助，我军就不免要全军覆没了。
缅甸按山川河流及政治经济情况分为二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重镇为曼德勒(即瓦城)；以南为下缅甸，重镇为仰光。上缅甸西有那加山脉，中为明克山脉，东南为汤彭山脉；下缅甸西有阿拉干山脉，中为勃固山脉，东有蓬隆山，与泰国毗连者为登劳山脉。全境三条主要河流，即伊洛瓦底江、色当河(亦称西当河、锡当河)、萨尔温江，南北贯通全境；铁路公路南北贯通，并与我滇缅路相衔接。瓦城为上缅甸政治中心，握交通之枢纽，扼水陆之总汇，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其东汤彭山脉与登劳山脉间密林丛生，为现代反侵略战争进行游击战的最好根据地。
第二期远征军第一临时坦克集群
第一次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德制PAK37战防炮
史迪威（中）、孙立人（左）、李鸿（右）在研究作战计划
下缅甸以仰光为咽喉，为新兴的商港，有现代化的港口设备，为我抗战物资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海港，也是我远征军必争的目的地。
胡康地区包括那加山以东大洛盆地及新平阳盆地，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历来叫作野人山。其中河流交错，雨季泛滥，水势汹涌，舟船难通，因之有“绝地”之称。每逢雨季，不仅用兵困难，即民间交通亦多断绝；可是到了旱季，河川变为通道，除亲敦河外，一般都可徒步通行。
中印缅交界的气候，可分为雨旱两季，自五月下旬起，至十月间为雨季，阴雨连绵，天气较凉，潮湿极重，蚊虫、蚂蝗很多，瘴气特甚。十一月以后至次年五月中旬前为旱季，天气多风，极少下雨，十二月间风势较大，一月以后逐渐转热，经常在华氏一百二十度左右。
总起来说，缅甸形势是口孝肚大、尾巴尖。仰光为全缅门户，同古、普罗美都是要隘，瓦城为四战之地，八莫、密支那为最后屏障，而棠吉、梅苗又为腊戍的屏障；屏障一倒，不仅缅甸自身无以立足，中缅边境物资汇集的腊戍、畹町也就危险了。
行军中的中国远征军
娃娃兵
敌友我的军事布置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同古以南约五十公里的皮尤及其南十二公里的大桥附近序战开始前，敌友我三方的军事布置如下：1#敌情：日本十五军饭田样二郎所部等三十三师团在普罗美以南地区；第五十五师团在同古以南地区；第十八师团在泰国景迈附近，一部主力于四月初增援斯瓦战斗；第五十六师团判断由仰光登陆，当时行动未明，以后集结于同古。至于空军和炮兵、战车的情况，当时均不明。
2#友军：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所部英缅军第一师(欠十三旅)，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英装甲车第七旅均在普罗美方面。英缅军第一师十三旅在景东、毛奇方面。英空军飞机共四十五架，在马格威尔。
3#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所属部队第五军骑兵团附属工兵一部在皮尤河附近；第二百师在同古(配属炮兵部队未到)；第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由芒市于六日开始以汽车运输；第六军所属第四十九师、暂五十五师、第九十三师在景东、毛奇一带；第六十六军所属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九师、新二十八师，此时尚未动员；炮兵为第五军炮兵团及炮十三团第一营；空军为美空军志愿队。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密林中向日军发起攻
中国远征军正在渡河
驻印军渡江进入缅北作战
重要中国将领
卫立煌 - 1944年第二次远征军总司令
戴安澜 - 第200师师长
廖耀湘 - 第22师师长
宋希濂 - 第11集团军军长
李弥 - 第8军副军长兼荣一师师长
杜聿明 - 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总指挥
余韶 - 第96师师长
甘丽初 - 第6军军长
彭壁生 - 第49师师长
吕国铨 - 第93师师长
刘伯龙 - 第28师师长
马维骥 - 第29师师长
张珍 - 第66军军长
孙立人 - 新38师师长
远征军归国后，新一军为远征阵亡将士树立纪念碑
伟大的壮举,历史会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