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陶茶碗

这件茶碗,是泥质灰釉陶器,东汉时烧造。其造型是弧壁,敞口浅足,平底。制作上采用拉坯成型,装饰上无任何刻划,利用拉坯时留在胎坯上的自然弧纹,形成以较高的艺术美感。陶器制品,目前发展最早的是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出土的制品,距今已有八千多年历史。陶器的产生,在许多文献上曾有一些传说性记载,《吕氏春秋》中说: “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逸周书》说:“神农作瓦器。”《史记》中说:“黄帝命封为陶正。”《物原》中说: “神农作壅,轩辕作碗碟。”到东汉时,瓷器已产生,烧陶工艺吸取了原始瓷器施釉的经验,创造出低温灰釉陶器。
东汉,饮茶和茶业虽然已获得某些发展,但陶碗还是作为食器和饮器混用的,没有分离出来单独作茶具用。
汉代全国大一统的局面,使全国各地的日用陶器和墓内随葬器皿的品种与形制,大部分相类同。东汉时,江南已烧造出成熟瓷饮具等器具,这件东汉的陶茶碗吸收了瓷器制造的工艺技术,既是一件实用的日常用具,又色调绚丽美观,是东汉时的代表性饮具。
三国魏玉杯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 玉是“石之美有五德者”,认为玉有五个特性。《辞海》说: 玉是“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在民间,常用它比喻洁白美好,纯洁无瑕。在古代,玉器主要作为礼仪、殉葬、装饰之用。玉作生活用具,大约始于东汉。河南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收藏的三国魏玉杯,就是用玉雕琢而成的一件生活用具。主要用来盛装饮料,是一种高贵的饮茶器具。
这件玉杯, 通高13.0厘米,口径5.0厘米。为筒体直腹,有圆饼形高足,通体光素,虽无花纹装饰,但切割规整,曲线流畅;又经抛光,富有光泽感,表明雕琢此玉杯的工匠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加上玉杯是由温润洁白的和田玉雕琢而成,故而成为一件难得的玉器珍品。
用玉石加工成杯,一般不采用雕刻工艺。因为玉的质地坚韧,而通常使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加水研磨琢制而成。为此,制玉不称雕玉,而称琢玉。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魏(公元220-265年)能琢出如此精致的玉杯,实属不易。
这件玉杯,当时作为饮食器具,并非是供茶专用的。我国的专用茶具,虽然在汉时已经可以找到踪影,但直到隋唐以前,饮茶器具还并未从饮具中分离出来。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时有所见,如作为饮食器具的碗,它既可盛饭作食具,也可盛酒作酒具;同样,还可作饮茶的茶具,这更何况是在古代呢! 所以,三国魏玉杯既是茶具,又是食具或饮具,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北齐白釉莲瓣纹罐

用瓦罐作盛茶器具,在两晋南北朝时已有所见。根据陆羽《茶经》记载,西晋(公元265-316年)时,傅咸在“司隶教” 中说河南洛阳“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茶经》还引《广陵耆老传》称: “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每旦至夕,其器不减”。这里说的是东晋元帝(公元317-322年)期间, 广陵(今江苏江都东北一带)老妪携器卖茶的故事。就是说在两晋期间,至少东起江苏江都,西至河南洛阳,茶已在市场上出售了。而当时民间可作茶的盛器,又能为老妇“独提”者,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表明,当属瓦罐之类,北齐白釉莲花瓣纹罐就是这种用来盛茶提卖的理想器具。虽然,在当时茶具还尚未从食具中分离出来,它可以逢酒盛酒,遇水汲水,但同样可以用来装茶。用罐盛茶的做法,在民间尤其是在田间劳动时,被广泛使用,并一直延续至今。
这件白釉莲瓣纹罐,通高为19.0厘米,口径为7.5厘米,为一色白釉。 腹呈圆鼓形,有圈足,口颈适中,肩有四系,提携时既稳妥,又方便。值得说明的是,北朝时,瓷器还是一种新兴的产品,主要供社会上层人士使用,属高档消费品。尤其是白釉,更是问世不久。其造型、纹饰,虽是仿照汉代的铜器或陶器形制,但作为瓷器,特别是白瓷仍是弥足珍贵。另外,罐上腹部的莲花瓣纹,一般认为是从东晋开始才有的,而见于茶具上,这还是最早的历史实物见证。在存世的茶具作品中,它与同类的白釉莲瓣纹罐相比,也堪称是我国最早的盛茶器具。
隋白瓷碗、盘

公元581年,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割据局面。隋末大运河的开通,对促进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件隋末白瓷碗、盘的出土,对研究古代茶具的发展,特别是白瓷茶具对唐及五代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意义十分深远。
这件白瓷碗、盘,有五只碗和一个盘组成套件。碗呈杯形,大小一致,为圆口,深腹,近直壁,有圈足。盘系碟形,盘径28.5厘米,其下有三足,足呈圆环状。盘的大小正适合容纳五只小茶碗,两者十分相配。加之同为一色白瓷,釉色光润,有一种雅致洁净之感。
史学家认为,我国在隋代以前,制瓷业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入隋后,北方制瓷业有了发展,目前已发现的隋代遗窑,有很多分布在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它们制造的器件以生活用具为主,当时生产的茶具有碗、壶、杯、罐等。隋代北方瓷业的发展,为唐代瓷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几十年来,在河南安阳,以及陕西西安等地的墓葬中,陆续出土了一些可作茶具用的白瓷器具,如同白瓷碗、盘一样,这些器具都有胎质较白,釉面光润的特点,表明其时的烧制瓷器技术已超越前代。这件白瓷碗、盘的出土,为隋代茶具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六朝青瓷耳杯

这件越窑青瓷耳杯、托,由杯和托组成,是六朝时期代表性的茶具之一。杯整体呈耳形,两端微翘,最长口径为15.7厘米。直口斜腹,腹浅,两侧有近长条扶手,以便于端持。底平,无足。托呈浅盘状,较大,亦无足。杯和托均为一色胎釉,胎色呈现出深浅不同的灰色,质地坚硬细致;釉色为青灰色,釉汁纯净,且有釉上褐色点彩装饰工艺,整体显得古朴敦厚。陶瓷学家一般认为:六朝耳杯,多承汉代陶、铜耳杯,三国、两晋时的耳杯,腹浅、底小,而东晋时的耳杯,两端稍向上翘,南朝时上翘部分逐渐减少,隋唐时消失。结合越窑釉上褐色点彩装饰工艺等特点来看,这套杯、托很可能是东晋时的作品。
我国的瓷器生产,曾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随着胎料的改进,淘洗技术的完善,烧成温度的提高,釉料配方的改善,高质量的瓷器,在东汉的中晚期,首先在今天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一带烧制成功。历史上,这一带曾属越州辖地,其窑也就称之为越州窑或越窑了。因为越窑烧制瓷器的釉以铁为呈色剂,故釉色呈现青绿或青褐色,遂将这种青釉瓷器简称为青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青瓷除浙东外,浙北、浙中、浙南也相继生产。此外,随着瓷器生产区域的不断扩大,湖南的湘阴,江西的丰城、四川的成都、山东的淄博、江苏的宜兴等地也有生产。但仍以浙江瓷业最为发达,技术也较为先进,堪称当时制瓷业的中心。当时以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器型和纹饰的典型之作,引导和影响着全国瓷器的器型和风格。这件青瓷耳杯、托,是具有六朝时代特征的越窑早期茶具的稀世珍品,对研究我国茶具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青瓷荷叶盏、托

这组荷叶盏、托,为唐代越窑烧制,系青瓷。它由一盏一托组成。盏呈五瓣莲花状,口敞侈,深腹,有圈足;盏托呈四片卷边荷叶状,托中心部下凹形成一定深度,正好与盏的下腹部套合;通体一色青釉,犹如一朵盛开的荷花。荷,亦称莲。《尔雅·释草》中说: “荷,芙渠……其实莲”。在古乐府《江南》中亦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之说。它夏季开花,为淡红色或白色,有单瓣和重瓣之分,可观赏,能作药;由根茎膨大形成的藕,是美食,也能入药,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说它“出污泥而不染”,常被看作是洁身自好的象征。因此,仿荷作盏,用茶怡性,反映了古人的追求。这件荷叶盏的造型端庄清丽,灵秀潇洒,有强烈的装饰美,给人以庄重中不失秀美之感,从而使该件青瓷茶盏更具文化品位和艺术价值。
相传,茶盏始于唐代,因它的下部衬有托子,所以又叫茶托子,即后来的盏托。据李匡义《资暇集》载:盏托始于唐代宗宝应年间, 成都府尹崔宁,生活十分讲究。其女喜欢饮茶,但茶盏注入茶汤后,端茶时易烫手,深感不便。一日,她灵机一动,把蜡烤软,做了一个大小与盏底相同的蜡环,放在碟子上,再将茶盏置于环内,如此端盏饮茶,既不烫手,又不会使茶盏倾倒。后来,她让漆工按此做了个漆托,用它置盏饮茶。其父崔宁见了,十分高兴,因它是用来托茶盏的,就将这种碟子称做“托”。从此以后,逐渐流传开来,“人们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所以,茶学家一般认为,盏托始于唐代。现今出土的众多古代茶具亦表明: 还没有出土过比唐代更早的茶具盏托,这也就从一个侧面为盏托的起始年代做了“注脚”。
唐白瓷茶杯

白瓷茶杯,为唐代制品,现收藏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此杯造型为撇口直腹,釉色白中泛黄,胎体坚致。装饰上,重视胎质釉色质地之美,不加任何纹饰,给人以简洁自然的美感。
唐代,我国南北方烧造的瓷器,出现了以青瓷和白瓷为代表的两大系统。青瓷以越窑为代表,白瓷以邢窑、曲阳窑为代表。
我国的白瓷,南北朝时初创,经历隋代的发展,到唐代,工艺制作和烧造技术都已与青瓷一样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说: “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杜甫在《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称大邑烧造的白瓷“轻且坚”,“扣如玉”“胜霜雪”。在中国
陶瓷制造史上,白瓷工艺技术水平的发展,对以后各代的瓷器生产,产生过很大影响。由于唐代烧造出精美的白瓷,才有元、明、清三代的瓷器生产百花争艳的景象,才会出现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制造,才会有各类彩绘瓷的产生。唐代的白瓷器,为以后的瓷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正是这件唐白瓷茶杯的宝贵之处。
唐瓷茶碾

唐时,人们饮的主要是饼茶,在饮茶前先得将饼茶碾成细末,方可煎茶,否则很难将茶汁煎出来。茶碾的作用,就是将饼茶碾成细末,所以,它是煎茶用的一种器具。出土于河南偃师唐代崔防墓中的瓷茶碾,按照墓主葬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计算, 迄今已有1150多年的历史了,是迄今实难觅见的茶具珍宝。
这件唐瓷茶碾,由碾槽,碾轴两部分组合而成。碾槽整体呈长方形,中部有一窄长弧形的沟槽,碾茶时能使碾轴在沟槽内来回转动。沟槽长22.0厘米,宽4.1厘米,深2.8厘米。槽身两侧外壁用细线浅划花鸟及飞天花纹。关于碾轮,陆羽在《茶经》中称其为“堕”,呈车轮形,中间厚,边缘薄。轮径9.5厘米,最厚处1.6厘米。碾轮中部有一圆孔,可穿木。可惜出土时,轴木已无存。
唐代诗人元稹《茶》诗曰:“ 茶。香味,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诗中在谈到煎茶时,用白玉雕琢的碾把饼茶碾成末,用红纱茶罗过筛,再入茶铫煎茶,注入茶碗,茶汤泛起黄花“饽沫”,终成清香美茶。
碾是唐、宋及其以前煎饼茶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具。从出土瓷茶碾的墓葬分析墓主属唐代中下层官吏。这件瓷茶碾,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用的鎏金壶门茶碾相比,无论是做工和造型,还是原料和饰纹,都要略逊一筹;但与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提及的民间茶碾 ---“用橘木制成,其次为梨、桑、柘木制成”相比,又略胜一筹,是一件颇有代表性的碾茶用具。
唐瓷茶盏、托

为河南偃师出土的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穆悰墓中的茶具之一, 距今已有1150余年的历史,是唐代中下层官吏的饮茶专用茶具。
这件唐瓷茶盏,一式三件,即由盏、托、盖组合而成,通高为11.0厘米,圈足直径5.5厘米,通高6.9厘米。 盏的内外壁均施以白釉,呈淡青色。这与唐代崇尚茶汤以“绿”为贵有关,认为青色瓷,可使茶汤呈现绿色,有益于茶。陆羽在《茶经》中说的“青则益茶”,就是这个意思。盏上的盖,呈倒浅盘形,上有低矮圈足,便于提手握盖。盖表外壁施全釉,釉色白中泛青,而内壁仅中心部位施釉。盖的最大直径12.0厘米,通高2.7厘米。 托呈浅盘状,下有低矮圈足。除圈足底部外,均施以淡青釉。 托的最大直径9.3厘米,圈足直径为3.5厘米,通高2.2厘米。从整体看,这件唐瓷茶盏、托,全套呈淡青色,色泽调和,符合唐时对茶的审美观。并增加了盖,这是饮茶器具的一种改进,它对注茶和饮茶时的保香、防污、增温,都有较好的作用。但这套饮茶器具,从整体看,托盘似乎偏小,因此,有人怀疑它可能当初并不配套,或许是下葬时乱中出错所致,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不足为证。
唐釉下彩执壶

这件釉下彩执壶,出土于1975年湖南省望城县长沙窑址,属晚唐至五代制品。现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窑釉下彩执壶, 高21.7厘米,口径8.0厘米,为灰白色胎,青黄色釉,撇口,矮颈,椭圆形腹,平底,低圈足;腹的一侧有管状短流,与此相对的一另一侧有长曲形把手;壶身通体彩绘,用褐绿相间的联珠纹组合成重叠山峦图案,画面显得洒脱奇特,颇有变化。整件作品,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使人有拙朴其外,秀慧蕴内之感。
长沙窑产品以茶具、酒具等饮食器具为主。釉下彩绘,是长沙窑的首创,它突破了以往茶具的单一釉色,又为以后茶具釉下彩的发展开了先河。长沙窑釉下彩执壶,在茶具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执壶,古人又称之为瓶,今称为壶,主要用来作为汲水或盛茶水的器具。在长沙窑中,执壶的造型很多,如壶腹就有圆形、扁圆形、瓜棱形、椭圆形等形状;壶口有喇叭口、直口、洗口等式样;壶流(嘴)有直管、八角、方形等形式;壶柄随壶身变换款式。总之,唐代壶的造型之多,长沙窑是首屈一指的。
唐五瓣葵口秘色瓷茶碗

这件秘色瓷茶碗,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通体为五瓣葵口圈足状,高9.4厘米, 口径21.4厘米,深7.0厘米,足高2.1厘米, 底径9.9厘米,腹斜下收,素面无花纹,既有造型活泼之感,又不乏典雅大方之美,打破了唐初及其以前茶碗造型平板的格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碗在供藏时,因用印有簪花仕女图案的纸包装,至今其图案印痕还在碗壁留有痕迹,为茶碗增添了姿色。
法门寺,是我国古代安置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的著名寺院,被誉为“关中塔庙之祖”。而塔下地宫秘色瓷茶碗的出土,揭开了历史上只闻其名,不见其物的秘色瓷茶具之迹。据查,秘色瓷茶具,最先是根据宋人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史书记载,在五代十国时,割据江、浙一带的吴越国钱氏,曾下令当时烧制青瓷质量最上乘的越窑,生产供皇宫使用的器物,地方庶民不得使用,独尊于世,以示皇威。于是,这一青瓷器,被称之为“秘色瓷”。由于秘色瓷茶具由朝廷命官员严密监制,因此,民间实属难觅,连它的釉料配方、烧制工艺等外界也不得而知。近代,有人根据杭州及其近邻临安等地相继发掘的钱氏墓地中出土的瓷器,推断可能为秘色瓷。而这次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僖宗供奉的秘色茶具,终于揭开了带有神秘色彩的秘色瓷茶具之迹;同时,还将原来推测最早始于五代十国的秘色瓷茶具,提早至唐代中期或更早。所以,秘色瓷茶具的发现,为中国的茶文化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唐鎏金伎乐纹调达子

这件调达子, 是1987年4月重建陕西扶风法门寺塔时,在塔基地宫中发现的大批唐代稀世珍宝之一, 是唐懿宗李漼于咸通十五年( 公元874年) 最后一次将佛骨连同历代帝王珍品一齐密封于塔基地宫的。
伎乐纹调达子, 通高11.7厘米,盖口径5.6厘米,其中,杯高5.8厘米,杯口径5.4厘米,足径6.3厘米。直口, 深腹呈圆筒形,平底,喇叭形高圈足。盖作立沿,沿面饰有蔓草,盖面边缘錾有水波和莲瓣纹,中心是一个宝珠形的钮,下衬一周莲瓣纹。座四周錾有鸳鸯、飞禽等。腹壁中部刻有三名吹乐、舞蹈的伎乐,并衬以蔓草。底部圈足饰花纹,上部为圆箍棱,棱上饰四出扁团花,下部錾莲叶叶脉纹。这个调达子的纹饰图像,精美异常,使人遐想连绵。
调达子作为茶具,主要供调茶、饮茶时使用,这是因为古代饮茶犹如吃茶一般。据三国魏·张揖《尔雅》记载:饮茶时,先要将加工好的饼茶,“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此外,也有用椒、桂、盐等作佐料的。调达子就是先将茶末放入其内,加上适当佐料。然后,用沸水在调达子内将茶等调成糊状;再加沸水调成茶汤供人饮用。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时曾受到陆羽等茶人的反对,但直到宋、元时,还有人乐于此道。只是到明代后,由于茶类加工方法革新,条形散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除边陲部分兄弟民族外,在茶中不再有人放任何佐料,重清饮雅赏,追求茶叶香真味实的“本色”,以领略饮茶的真趣。所以,调达子乃是古代的一种特有的饮茶器具,当今已经消失。有鉴于此,唐鎏金伎乐纹调达子的出土,其地位与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

唐代煎茶,首先要用炉煮水。唐代陆羽在其《茶经》中这样说道: “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又说:“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表明风炉通常由铜、铁,甚至揉泥制作而成。而这件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乃是宫廷御用茶具,无论是材料与制作,还是工艺与装饰,都非常讲究,是民间风炉所无法比拟的,它为研究唐代宫廷茶文化提供了最好的物证。
壶门高圈足银风炉,通高为56.0厘米,盖高31.3厘米,口径17.7厘米,炉身高25.2厘米,全重3920克。通体素净,钣金成型,由盖和身组成。炉盖的顶部有三层银片做成仰莲瓣,并承托锥顶状莲蕾。盖面为半球形,上部镂空,还有两层莲瓣。盖沿有渐收的三层棱台。炉身系敛口,深腹,筒状,平底,圈足,其口沿亦有三层渐收的棱台。腹部上小下大,有稳定感。腹壁分内外两层;内层与炉底铆接;外层亦作圈足。腹的下部有六个壶门,以利通风发火。炉底与炉壁铆接,下焊十字铜片,以承托木炭,供燃烧生火。炉身两侧,各装一个提耳,以便移动。出土时,盖面贴有封签,墨书:“大银熏炉,臣杨复恭” 字样。表明这件高圈足座银风炉,是由杨复恭奉献的。
据查,杨复恭(公元?—894年),字子烙。原为唐懿宗时的一名宦官,福建人。为唐天下兵马都监杨复光从兄。他通文墨,常监诸镇兵。唐僖宗时,因参予镇压庞勋起义有功,由河南监军升为宣徽使,旋为枢密使。后因黄巢起义军克攻长安(今陕西西安),僖宗逃居兴元,杨氏代田令孜为左神策中尉。僖宗回长安,任观军容使,封魏国公。后定策立昭宗,专典禁兵,操纵朝政。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 被迫致仕,后为李茂贞擒杀。由于杨复恭深得唐懿宗、僖宗、昭宗宠爱,职位显赫,因为,在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 正月初四在封闭法门寺佛塔地宫时,在对佛供俸的“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之中,杨复恭的高圈足座银风炉也就赢得了一席之地。它为了解茶在唐代贵族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唐摩羯纹蕾纽三足盐台

这件三足盐台,为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宫廷系列茶具之一。它是古人煎茶调味时存放盐、胡椒等佐料的用器。
三足盐台由盖、台盘和三足架组成,通体高25.0厘米。盖上有中空的莲蕾提手一个,有铰链,可开合为上下两半,并与盖相焊。中空的提手,通常是放胡椒粉用的。与之相连的盖心,饰有团花一周,还饰以摩羯四尾,盖沿为卷荷形,其下是一个与之相配的台盘,用于存放食盐。三足架与台盘焊接,整体形似平展的莲蓬莲叶。支架以银管盘曲而成,中部斜出四枝,枝头为两花蕾、两摩羯。支架上錾有铭文,曰: “咸通九年文思院准造涂金银盐台一枚。”表明该三足盐台制造年份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 是文思院为皇上专门制造的;它作为盛盐的盐台是确定无疑的。陆羽《茶经·五之煮》中说: “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谓弃其啜余,无乃而钟其一味乎?” 其意是说,煎茶待水初沸时,须放适量盐调味。当然,也提出不应使太咸,否则岂不成了喜欢喝盐水一种味道了吗? 茶汤中用盐等佐料调味,在唐以前用得较多。所以,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曾提到茶具“鹾簋,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贮盐花也。”这与上述提及的三足盐台,其用途同出一辙,亦为煎茶器具之一。不过陆羽还提及与“鹾簋”配套的有“揭”。它用竹制成,是取盐的用具。这在出土的唐三足盐台中未曾见到。唐时已有人提出反对在茶汤中用盐调味,唐薛能就认为“盐损添常诫”( 参见《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说盐有损茶味,不宜加得多。
所以,唐以后,很少再见到在茶汤中加盐调味的了。
唐金银丝结条笼

为唐懿宗李漼(公元860—874年)时供宫廷使用的茶具之一。唐懿宗咸通十五年 (公元874年)封存于陕西法门寺地宫,历时1100余年。为唐、宋及及其以前特有的贮茶器具,用于烘烤饼茶,以利煎茶之前将烤过的饼茶碾成细末。
金银丝结条笼,呈椭圆筒形,通高15.0厘米,14.5厘米,宽10.5厘米。笼子由盖、笼体和足组成,整体用金、银丝编织而成。盖面隆起,盖的顶端装饰塔状丝织物。盖的面与沿的棱线,用金线织成小圈,连珠一周。盖沿和笼体上沿均为复层银片,成子母嵌接。笼体的下沿边有四个盘圆圈足。每个足,饰成狮头形,足与笼体相接。提梁以银丝织为复层,宽0.5厘米,厚约0.2厘米,长20.0厘米,编织于椭圆形长径两侧的笼体外缘。盖与提梁之间,用银链相连。整个笼子,通体剔透,工艺精巧,是罕见的茶具珍品。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开列的民间28种专用茶具中,并未提及茶笼,表明在民间,乃至僧侣、墨客饮茶,对于贮茶、炙茶器具还不甚讲究。而唐金银丝结条笼的出土,为研究中国茶具的发展,尤其是贮茶器具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唐鎏金壶门座茶碾

为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之一。根据同时出土的地宫藏宝《物账碑》记载:“茶碾子”为“新恩赐物”,自唐懿宗咸通十五年( 公元874年)正月四日封入地宫,因唐时人们饮的是饼茶,煎茶前先得将饼茶碾成末,方可煎煮。茶碾用于煎茶碾茶用。
这件茶碾,由碾槽、辖板、槽身,以及与其配套的碾轮(轴)组成。除碾轮外,其余三者合一,钣金成型,纹饰鎏金。 整体呈长方形,通高7.1厘米,长27.4厘米。碾槽深3.4厘米,为半月形,尖底,口沿平折,与槽座焊接。槽口可平插辖板,辖板为长方形,长20.7厘米,宽3.0厘米。 槽身两侧各饰一只鸿雁及流动纹。槽座整体呈“Ⅱ”形,碾槽嵌于中间。座壁有缕空壶门,壶门间錾饰流动奔马。与之配套的碾轴由执手和圆轮组成,显得小巧别致。执手长22.0厘米,中间粗,两端细,横穿圆轮中间,以便用手来回滚动圆轮。圆轮直径为9. 0厘米,中间厚,四周薄,边缘有齿口,便于碾碎茶叶。
鎏金壶门座茶碾,为唐僖宗御用之物,所以,显得流光溢彩,富丽堂皇。其碾座底外,錾有铭文: “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匠臣邵元审,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臣吴弘谷,使臣能顺。”表明这件茶碾是文思院专门为唐僖宗煎茶打造的。而器物的重量,以及监制者的姓名,既表示对这件器物各司其责,又说明对这件器物重视有加。在碾轮上,还刻有“五哥”字样,表明该器的主人是“五哥”,即宫廷对唐僖宗小时的爱称。另外,在碾轮上还有半圈錾文: “锅轴(轮)重十三两十七字号”。这种做法,在古代金银等贵重器物上对重量、成色等加以注明,也时有所见。此外,这件茶碾一改当时民间茶碾造型的正方体为长方体,更适应碾茶之需。而茶碾加盖,也更符合卫生要求,这也许是宫廷茶具与众不同之处吧!
唐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银茶罗

为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之一。根据同时出土的《物帐碑》载:“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 以及从茶罗子、碾子、轴等本身錾文看,这些饮茶器具成于唐懿宗咸通九年至十二年。同时,银匙、长勺、茶罗子上还都有器成后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两字。史料表明,“五哥”乃是唐僖宗小时的爱称。茶罗显然是唐僖宗所供奉。唐时饮茶,须先将饼茶炙、碾、罗后,方可煎茶饮用,茶罗乃是筛分茶叶细末用的器具。
该茶罗呈长方形, 通体高9.5厘米,长13.4厘米,宽8.4厘米。 由盖、罗、屈、罗架和器座组成。钣金成型,纹饰涂金。盖顶长方直沿,与罗架框子母口开合。盖面錾有首尾相对的两体飞天,翔游于流云间。罗架框架为上下双层,上层置罗(筛),端有方口置屈(屉或合)。罗架两侧为仙人驾鹤流云纹,端面为山、云纹。罗、屈均为匣形。罗分内外两层,中夹细纱罗网。罗下的屈,实为屉,用来盛接罗下的茶末。 陆羽在《茶经》中称为合。其长为12.7厘米,宽7.5厘米,高2.0厘米。罗架下焊有台形器座,有镂空的桃形壶门。其长为14.9厘米,宽8. 9厘米,高2.0厘米。 整个茶罗子,无论是做工,还是结构、质地,都呈现出豪华气派,不同凡响。它既显示了唐代饮茶之风的盛行,也说明了茶在古代上层社会,乃至皇宫贵族中的地位与作用。
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银茶罗,现藏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博物馆,可算是迄今为止,世界最早、最贵重的茶具稀世之宝。
唐鎏金银龟茶盒

这件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的茶盒,是唐僖宗李儇(公元874—888年)的供奉之物。因唐代饮茶,先要将饼茶经炙、碾成细末,再过罗筛分后方可煎茶。而这件银龟茶盒,它的功用是贮存茶末,属茶具中的贮茶器具。
这件银龟茶盒,通高13.0厘米,长28.0厘米,宽15厘米,全重818.0克。 整体呈龟状,昂首曲尾,四足内缩在地。龟甲为盖,盖甲上有龟背纹,整体造型维妙维肖。盖与腹焊有圆子母口相接。首、腹及四足中空加焊。尾部焊接。腹部供贮放碾碎的饼茶细末。取茶时,既可揭盖(甲)舀取,也可以龟口中倒出,十分方便。
银盒作龟状,这是因为古人认为龟是吉祥和长寿的象征。唐皇室选用鎏金银龟茶盒贮茶,既显示了皇室的高贵富丽气魄,又显露了皇上祈求长生不老的心态。这与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所述的“合”(即盒),虽然用途相同,但材料、做工大相径庭。陆羽提及的茶盒,“其合以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材料用的是竹节或杉木,再涂上油漆就是,无须银质加鎏金,这大概就是民间茶具与宫廷茶具的一个重要差别吧!
唐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

这件银笼,为唐代宫廷系列茶具之一。唐懿宗时秘封于法门寺地宫,已有1100年以上历史。它是唐、宋及其以前的特殊茶具,供煎茶时烘烤饼茶用。属煎茶器具之一。
这件银茶笼,由盖、笼体和足组成,呈桶形。通高17.8厘米,足高2.4厘米,全重654.0克。盖面隆起,盖上冲出飞鸿15只。 笼体腹壁錾飞鸿3圈,计24只,均做展翅飞翔状,栩栩如生,充分展示了唐代工艺精美,装饰雅丽的风貌。鹅形提梁,四足分别呈花瓣状倒品字形。纹样鎏金,底有铭文:“桂管臣李杆进”字样。另有银链一条, 两头分别系在提梁和笼盖之上。
史载,唐时民间烘焙(烤)茶的器具比较简单。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仅提到当时民间烘焙饼茶用的是“竹夹”,由桃、柳、蒲葵木制成。而法门寺出土的茶笼,采用银质鎏金镂空加工而成。显然与民间的烘焙茶具无论是工艺,还是质地,有着很大的差别。作为烤茶器具的笼、竹夹等,虽不过是古代饮茶方法的见证,但它对研究我国饮茶的发展历史,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为十分珍贵的古代茶具珍品。
唐鎏金飞鸿纹银匙

为唐懿宗李漼(公元860—874年)时供宫廷使用的茶具之一。唐懿宗咸通十五年 (公元874年)封存于陕西法门寺地宫,历时1100余年。为唐、宋及及其以前特有的贮茶器具,用于烘烤饼茶,以利煎茶之前将烤过的饼茶碾成细末。
金银丝结条笼,呈椭圆筒形,通高15.0厘米,14.5厘米,宽10.5厘米。笼子由盖、笼体和足组成,整体用金、银丝编织而成。盖面隆起,盖的顶端装饰塔状丝织物。盖的面与沿的棱线,用金线织成小圈,连珠一周。盖沿和笼体上沿均为复层银片,成子母嵌接。笼体的下沿边有四个盘圆圈足。每个足,饰成狮头形,足与笼体相接。提梁以银丝织为复层,宽0.5厘米,厚约0.2厘米,长20.0厘米,编织于椭圆形长径两侧的笼体外缘。盖与提梁之间,用银链相连。整个笼子,通体剔透,工艺精巧,是罕见的茶具珍品。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开列的民间28种专用茶具中,并未提及茶笼,表明在民间,乃至僧侣、墨客饮茶,对于贮茶、炙茶器具还不甚讲究。而唐金银丝结条笼的出土,为研究中国茶具的发展,尤其是贮茶器具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