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代序
北洋军阀的兴亡①
李 新
中国军阀是封建性的事物。它只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 建社会。
军阀一般都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它有一支私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个首
领通过家族、亲属、同乡、同学、师生等封建关系的网络统率着。其次是它
总要占据一定的地盘。地盘可以有大有小，小的只占据几个县或稍多一些地
方；大的可占据一省、数省乃至全中国。第三是军阀在它所占据的地盘上实
行个人专制的直接军事统治，既不讲“文治”。更不讲“法治”。在中国古
代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过不少的古代军阀。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于是逐渐产生了近代军阀。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从1895 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这十六年，是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从武昌起义至清帝
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可称为北洋军阀形成阶段。武
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无力应付。袁世凯东山再起，不仅控制了北洋军，并
且进而控制了清政府，不久又就任临时大总统，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一时期，
北洋军才完全表现出是袁氏的私军。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昌起义给了袁世凯北
洋军阀形成的机会。当然，这种历史结果并非发起和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
级革命党人始料所及，主要是客观形势使然。
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
开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这
一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不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大大增加，而且
在它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比中国原
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优越得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集中，它所产生
的政治力量要相对的强大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然也要影响到
意识形态。不过在中国，直到“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力量还是比较
薄弱的。殖民化的资本主义，固然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但它对中国是一
种新事物，这种新的因素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北洋军阀的出现就是其
重大影响之一。
北洋军阀的出现还由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分散的个体经济在中国的经
济生活中一直占着压倒的优势。此外，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有雄厚的
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精神条
件。革命前，资产阶级作了一些思想启蒙的工作，但远远不够。所以后来又
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
封建势力依然严重存在，而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
这就是北洋军阀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北洋军阀就具有
很多中国古代军阀所不可能具有的特点，虽然从根本上看还有更多的相同之
处。
北洋军阀以及所有的近代军阀与古代军阀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他们都近
代化了，也就是说，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根据他们近代
化程度的不同，我们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近代军阀称为旧军阀，而把国民
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军阀称为新军阀，因为前者的封建性更强，而后者近代化的程度更高。但是无论旧军阀也好，新军阀也好，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
近代中国的主要统治势力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帝国主义又是最主要的
力量；因此近代军阀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
中国近代军阀，无论新旧军阀，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有帝国主义的背景或后
台，有的军阀甚至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这与古代是大不相同的。中国
古代军阀虽然也有个别向外国称臣纳贡的，但因中国古代的封建文明比较周
围各民族都发达得多，所以这样的事例是极少的。近代的情况就不同了。帝
国主义势力比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势力强大得多，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
的关系只能是依附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平等的关系。所以依附于帝国主义也就
成为近代大多数军阀最根本的特点之一。这在北洋军阀身上首先表现出来。
现将北洋军阀的特点，择要具体地分述如下：
（一）采用外国兵制。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感到原有军队，无论八
旗兵、绿营兵，还是湘、淮军都不足依恃，开始效法外国兵制编练新军。北
洋军自其前身新建陆军时代起，就仿效德国的兵制操练。以后袁世凯又聘用
大批日本教官，使北洋军西洋、东洋兵制兼备。北洋军不仅编制完全效法帝
国主义国家，兵器也大量购自外洋。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左宗棠、
胡林翼、李鸿章即称羡外国船坚炮利，开始购置外国军火，并陆续举办一些
军事工业。袁世凯继承他们的传统，北洋军兵器全部近代化，而且基本上购
自外洋。北洋军阀也曾举办一些工厂自造军火，不过因为造出来的兵器质量
差，因此主要地还是依靠进口。依赖外国的武器装备，始终是北洋军阀的特
点。后来的西南军阀，乃至国民党新军阀也都如此。
由于采用帝国主义国家的装备和军制，北洋军就不能不学习西方的军事
思想。随着西方国家军事思想的输入，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也会对北洋
军人产生一些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北洋统治者对此是极力抵制的，北洋
军阀治军的主要思想还是封建观念，即以忠、孝、节、义为中心的三纲五常，
四维八德那一套。
（二）北洋军阀的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出
现以前，封建军阀的军队饷源主要依靠田赋等税收。湘、淮军也基本如此。
北洋军则大大不同了，其饷源大宗，往往来自关税、盐税，和官办企业的收
入（铁路、轮船局等）。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地方军阀争吵不休，
多由地方军阀截留铁路收入充作军饷引起。北洋军阀另一重要的财源是借债
——发行国内公债尤其是向帝国主义借外债。
北洋军阀不仅在军事上依靠帝国主义，而且在经济上、财政上也依靠帝
国主义，这就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干预和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北洋军阀大
都卖国。他们为了吞并他人，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就要无休止地扩军。而
养兵是需要钱的，养的兵越多，需要的钱也就越多。军阀自己解决不了，怎
么办呢？借债。内债不行就借外债。而借外债就要拿出中国的主权作交换条
件。所以北洋军阀，特别是控制中央政权的大军阀，都是卖国者。卖国者必
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这就是北洋军阀最终覆灭的根本原因。
（三）北洋军的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也有些无
业游民。总之，北洋军阀实行募兵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办法也被
称为志愿兵制。而当时中国是谈不上什么志愿兵的，破产的小生产者没有活
路，投军大多是为了找地方吃饭，即所谓“吃粮当兵”。在中国历史上有各
种兵制：有府兵制，也有募兵制。在清代，除了八旗兵外，绿营兵与湘、淮军也都是募来的。与绿营兵和湘、淮军比较，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要略胜一
筹。袁氏募兵一向比较严格。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者才能入选。而且，北
洋军的待遇也比较高些。所以北洋军开始战斗力较强。后来的皖系、直系招
兵就差多了，有时还把匪伙收编入伍。奉系更是大量招收兵痞、流氓，收编
土匪。因为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就是“胡子”出身。二十年代以后，一会儿
土匪招安为军，一会儿军队散而为匪，于是军匪难分，成为普遍现象。这些
现象，虽然古已有之，但民国时期，又有新的特色。
（四）北洋军阀不仅不能长久统一中国，而且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
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从根本上讲，当时分散的个体经济，加上帝
国主义的分裂政策，决定了北洋军阀不可能造成真正统一的国家。袁世凯一
度形式上统一中国，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二次革命失败以前，国民党在南方
还有很大力量，而在北方，割据势力一直隐然存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割
据的局面更加严重。南方有西南军阀的纷起，北方有直、皖系军阀的分裂和
斗争。1920 年直系和皖系公开摊牌，爆发了大规模战争。此后，军阀混战连
年不已。
造成军阀之间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的原因何在？值得深入研究。除了分
散的小农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割政策这两点根本原因之外，北洋军未能形成
一个坚固的军事团体因而不能形成一支坚强统一的军队，也是产生割据的重
要原因。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统一的条件下，其军队思想的基础是资
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它可以在此基础上保持军队的统一。虽然这
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狭隘的，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曾经给人类
带来很大的祸害。而封建统治者教育军队则是提倡忠君爱国，比资产阶级还
要落后得多。袁世凯开始编练北洋军时，编有“劝兵歌”一首，歌词说：“朝
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这
是何等的落后！事实上，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忠君与热爱民族国家是矛盾的。
皇帝即国家。爱国就是爱皇帝一姓。这算什么爱国？但封建王朝的皇帝毕竟
还可以做为偶像。清朝灭亡以后，连这个偶像也没有了。袁世凯上台后实行
“兵为将有”，使自己成为“本军之君”，他大力提倡忠于北洋团体，实际
上是忠于他一个人。因此袁的统治崩溃后，北洋集团分裂的局面就成为不可
避免的了。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皖系军人只忠于段；直系以冯国璋为首，直
系军人只膺服冯。奉系则效忠张作霖，晋系则效忠阎锡山⋯⋯。北洋集团失
去了中心。从此以后，北洋军阀部队中倒戈反向的事件也就层出不穷。这种
倒戈现象在清代和袁世凯统治前期都很少。到了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仍用封
建伦理观念来教育军人，它已不能形成为坚固的军事团体，更不能保持军队
的统一了。
后来国民党新军阀有所不同，蒋介石的黄埔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军
事团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民党军队的统一。黄埔军事团体的形成
是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这是以后的事，容后再
说。
北洋军阀如此落后于时代，而又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横征暴敛，并不
断地制造内战，以致各阶层人民生活和生命都没有保障，怨声载道。因此，
1924 年以后国民革命的兴起，北洋军阀的覆灭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以上概述了北洋军阀产生的背景及其若干特点。下面再将曾经掌握或控
制过北京政府的几个北洋大军阀及其集团略加分述。一、袁世凯的兴亡
如上所述，袁世凯夺得了总统的职位，又逼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掌握了
全国政权，北洋军阀就最后形成了。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虽未停止，但在一段时
间内大为减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革命党人受到袁的蒙蔽。老奸巨滑的
袁世凯一面裁减南方的革命军队，挖革命派的墙角；一面又大施骗术，把孙
（中山）、黄（兴）请到北京。每当孙中山向袁世凯讲话时，袁总是随口附
和，甚至孙中山说要在中国实行“耕者有其田”，袁也不加思索，连声赞同。
孙中山上了袁的当，向袁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袁还假意大
诉党派竞争之苦，甚至表示想“隐退”。袁世凯作伪的本领确是登峰造极。
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统治术固然害了无数的人民，但也不知害了多少
个统治者。袁世凯并不是最后的一个。
袁世凯的虚伪表演，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的幻
想。民初党派林立，大小上百个。尽管袁氏利用梁启超、汤化龙等削弱国民
党，国民党在国会中仍然取得胜利。正当很多人还陶醉在民主宪政的幻想中
时，袁世凯却指使人暗杀了国民党预定的内阁总理宋教仁。
“宋案”真相大白后，革命党人大为震动。孙中山十分愤激，力主讨伐。
但在这个紧要关头，国民党内部意见纷纭，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国民
党尚在争论不休，袁世凯已经动手，罢免了李烈钧等南方三督，并挥大军进
攻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仓促上阵，进行抵抗。但双方力量悬殊，革命党人很
快就一败涂地。
二次革命的失败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即是说，在中国尚不具备实
行宋教仁所追求的那种议会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辛亥革命中，中国农村变
动不大。广大农民根本不能理解和接受资产阶级的议会、政党、内阁之类东
西。“宋案”发生刺激了城市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使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
对袁世凯感到失望，但对农民影响甚微。广大农民渴望的是过太平日子。袁
世凯对南方稍加用兵，即获胜利，是与农民乃至各阶层人民厌战厌乱的情绪
有关的。袁世凯装作“救世主”的样子，大唱“国家不堪再乱”，要“统一”
才能太平等调子，对人民特别是对农民有很大的欺骗性。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为讨袁失败发生激烈争论，什么“军事
解决”、“法律解决”，“先发制人”、“后发制人”，吵得不可开交。“法
律解决”固然不可能，“军事解决”也必然失败。不是也打了一下吗？一打
就失败了。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时期的致命错误是没有抓住时
机，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触及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南
京临时政府不仅不敢发动农民，而且反对和镇压农民起来革命。宋教仁将同
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也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国民党的纲领很少革命性，
比同盟会时代退步了。特别是宋教仁将许多官僚政客拉入国民党，使革命党
更加脱离人民。革命党人没有为人民办多少好事，因而关键时刻也就得不到
人民的支持。由于客观条件根本上不成熟，而革命党人主观上又犯了错误，
所以二次革命失败了。
但也需要指出，宋教仁等人在封建势力异常强大，而新的革命力量——
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议会民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尽管这种主张在当时客观条件下不能实现，我们也应当给予适当的肯
定。
像袁世凯这样充满封建帝王思想的陈腐人物，对辛亥革命及其在中国社
会的深刻影响当然无法理解。他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辛亥革命后，民主共
和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潮不断高涨，逐渐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
潮流。袁氏对中国人民觉悟程度的错误估计，加速了自己的败亡。君主专制
早已失去人心，这种失去人心的制度已经被抛进历史垃圾堆，袁世凯却偏要
把它拣起来，还要人们重新顶礼膜拜，怎么能不碰壁呢？无论中外历史，都
证明一种偶像只要倒了以后，绝难再立。袁氏如果不作皇帝梦，大概他的统
治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他的阶级地位、个人思想和反动的政治逻辑
决定了他必然要走向帝制自为的道路。
袁世凯要当皇帝，必须首先取得日本的支持。本来，袁世凯与日本的关
系并不亲密，自甲午战争开始，双方就互相猜忌。但当时袁的后台英国正和
德国在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他只得求助于日本。而日本政府也看破了
这一点，乘机要挟，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开始，袁也嫌日本要
价太高，但为了早日当皇帝，就不顾一切地承认了（只有第五项中会办警察、
兵工厂，内地主要铁路权一律归日本等内容未承认）。历来，卖国最失人心，
决无好下场。清朝皇帝就是这样垮台的。卖国必亡，这是一条不可移易的客
观规律。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袁氏的
统治基础彻底动摇了。
袁世凯帝制自为，不仅遭到了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了北洋集团上
层的倾轧。对袁氏称帝，他手下两员最重要的将领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以为
然，前者称病以示反对，后者敷衍搪塞，不肯出力。段、冯不肯支持袁世凯
也不是偶然的。自1913 年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氏就认为对他威胁最大的已
不是逃亡国外的革命党人，而是握有军权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1915 年6
月，袁氏称帝在即，冯国璋特地赶到北京探听消息，却没有得到袁的一句真
话。袁世凯的虚伪只能使他更加孤立。本来他作梦也想早日登极，面南称帝，
却还要假造什么“国民代表大会”，搞什么“国体投票”，而且接到“推戴
书”后还要再三推辞，最后装作迫不得已，才接受“民意”当皇帝。特别是他一手策划的“筹安会”，更遭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唾弃。他的一系列丑恶表演，使人们更加认清他两面三刀、食言而肥的寡廉鲜耻的真面目。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最早出来揭露袁氏称帝的野心。1914 年就有革命党人撰写题为《袁世凯皇帝梦》的文章，警告国人，抨击袁氏。1915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派人到山东、陕西、上海等地发起反袁武装斗争。但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分裂以及中华革命军的武装斗争脱离群众，也没有与农民自发反抗斗争相结合，影响较小。结果，反对袁氏帝制运动的领导权反而被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夺走。1914 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因打手印、宣誓等问题遭到黄兴等人反对，因此党员很少，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宗派。资产阶级政党搞宣誓效忠个人这一套，是中国落后的帮会传统的表现，得不到广大国民党员的赞成。
梁启超等反袁是不得已而为之。进步党人与袁世凯本在一条船上，袁氏称帝使他们感到危险。为避免一同落水，梁启超曾写信苦劝袁世凯：“不要以千金之躯，当众矢之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但袁氏执迷不悟。
梁启超只得抛开他，利用其弟子蔡锷在云南的势力，发起护国战争。护国战争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制度，适应当时民主潮流，和孙中山的反袁斗争形成客观上的同盟，并同样具有革命战争的性质。它的义旗一张，不仅南方各省以及全国革命派纷纷响应，而且使北洋集团进一步瓦解，连冯国璋等也公然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不穿上龙袍不死心，结果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洪宪帝制只闹了八十三天便彻底垮台，他本人也随之一命呜呼。
由地方军阀要求掌握中央政权，掌握中央政权之后又妄图当皇帝或总
统，这便是中国近代军阀心目中一条最为理想的道路。在这条迷途上摔死的岂止袁世凯一人？前车覆，后车继，一部中华民国史充满了这样可笑的篇章。

海鸥

二、皖系军阀的盛衰
从1916 年袁世凯毙命至1920 年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基本上为皖系
军阀头子段祺瑞所把持，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皖系军阀统治时期。
殷祺瑞的兴起也不是偶然的。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中势力大，声望著
者有三人：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是文人出身，后来虽也结交了
一批北洋武夫，但毕竟没有自己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直接带过兵。面对段祺
瑞、冯国璋虎视眈眈，他自知不是对手，退居河南乡村。冯国璋与段祺瑞一
样，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提拔起来的大将，当时坐镇南京，领兵二万，颇有
实力。但是，他在云南护国战争兴起后，以调解人自居，企图独树一帜，遭
到全国各方面反对。而不久袁氏毙命，无须他居中调解，他的影响就减弱了。
再者，就人品而论，冯爱财如命，遇事又少谋寡断，与段祺瑞相比，大为逊
色。段祺瑞曾留学德国，见识较广，遇事颇有主见。而且，他注重自己的声
望，不收贿赂，在北洋军阀中堪称佼佼者。当然，个人的品质和性格不是主
要的因素，段能继袁之后，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大军阀，主要原因在于：
（一）有自己的派系和军队。段在清末多次出任各军官学堂的总办、督
办，北洋六镇高、中级军官多出自他的门下。辛亥革命以后，北洋陆军迅速
膨胀，段借任陆军总长职务之便，将大批亲信，如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
吴光新、曲同丰等人安插到重要职位上，造成了以自己为首的军人集团。（二）
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捞到了政治资本。护国战争胜利后，中国除恢复了共和
国的形式外，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仍然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
段祺瑞并非不想当总统，只是因为当时南方有护国军存在；北洋军阀内部又
矛盾重重，冯国璋等对他不服气；他因而不敢作那样的尝试。当时的形势迫
使他把黎元洪依法摆在总统的位子上，而自己则以国务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
府的实权。
段祺瑞控制中央政权的能力较袁世凯当年相差甚远。北京政权一开始就
不稳定。国会恢复后，国民党议员纷纷回北京，并很快和黎元洪结合起来，
与段祺瑞皖系军阀相抗衡。而直系军阀冯国璋也趁机混水摸鱼，与国民党系
的一些议员暗通款曲。段内阁刚刚组成，段的心腹徐树铮就与支持黎元洪的
内务总长孙洪伊大闹内阁，以至徐世昌进京调解，将两人同时去职。
由此“府院之争”愈演愈烈，1917 年春因参战案达到高潮。从表面上看，
段祺瑞坚决主张参战，在政治上还是有些道理的。但实际上，段祺瑞主张参
战，内中包藏着极其阴险和丑恶的祸心。他欲借参战为名，进一步投靠日本，
借款扩军，排除异己，征服南方，统一中国，走的是袁世凯卖国独裁的老路。因此，1917 年5 月，段祺瑞唆使“公民团”包围国会，企图强迫国会通过参
战案，结果事与愿违，激起全国舆论谴责。黎元洪乘机将段免职。
段祺瑞当然不能听任黎元洪把自己赶下台，立即煽动“督军团”叛乱，
并阴谋在天津另组政府。正值此际，张勋复辟发生，为段祺瑞重掌政权铺平
了道路。段借“保护共和”为名，率兵打败张勋。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以后，
以“再造共和之功”，从政治军事上加强了独裁专制统治。他与研究系勾结，
抛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旧国会，另组御用参议院。同时，他放手出卖中国
主权，向日本大借款，仅在1917 年8 月到1918 年9 月一年间，借款额即达
五亿元。这些借款几乎都用于打内战和编练段家军（即参战军）。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遭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强烈反
对。1917 年7 月，孙中山到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但由于孙中山自己并无军队，
只能依靠滇、桂军阀，结果不久即被排挤。孙中山领导护法的失败，再次表
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
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软弱，因而其政治代表人物及政党，
不敢发动工农，说明它已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面对西南势力的崛起和直系军阀的分裂对抗，段祺瑞加紧投靠日本帝国
主义。1918 年5 月，段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这项协定规
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兵，并指挥中国军队。这一引狼入室的卖国协定，
遭到全国激烈反对，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责问。
与大借款和编练参战军同时，段祺瑞又利用卖国借款，收买政客，制造
“安福国会”。这时，冯国璋已任满下台，段便利用“安福国会”，把老官
僚徐世昌推为总统，供其利用。前面已经指出，卖国、独裁不得人心，必遭
失败。段祺瑞自以为已经组成了俯首听命的政府，便可以一意孤行。殊不知
靠卖国独裁过日子的段祺瑞，已逐渐暴露了他反动的本质，并从此由盛而衰，
接近垮台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高涨的革命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
醒。1919 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
情，引起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的矛头，虽然是直接对着曹汝霖、章
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但很多人已经认清（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曹、
章、陆的后台是段祺瑞，段氏不倒，中国无望。五四运动以后，段祺瑞控制
的卖国政府，完全陷于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在全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潮
流中，直、皖矛盾更加尖锐化。1920 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一触即溃，
顷刻瓦解。皖系的失败固然有其军事指挥失算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它在
政治上被指为卖国，而直系吴佩孚却打扮成爱国将领，以爱国攻卖国，胜负
之数本已决定，何况吴佩孚比段祺瑞，特别是比徐树铮在军事上又高明得多
呢。
三、直系军阀的兴衰
直系军阀的兴起正是利用了皖系军阀的衰落。当皖系倒行逆施，肆无忌
惮地进行卖国勾当的时候，直系的实力人物吴佩孚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出
现，抓住皖系的辫子不放，大肆攻击，博得了不少人的支持。直系军阀一面
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迎合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一面
反对皖系军阀亲日媚外的卖国政策，利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的热情，赢得了舆论的支持；不少人把希望寄托于直系特别是“爱国将领”吴佩孚的身上。
他这时也就乘势大谈其军人的天职是“救国救民”，甚至于还高谈“劳工神
圣”，允许共产党人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所
有这些进步的伪装，都提高了他的威望。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都同吴
有过联络。这也不奇怪，因为皖系控制的中央政权同日本勾结，企图共同出
兵远东，与苏俄为敌，而直系又恰好是皖系的政敌，并在其后方，敌人的敌
人很自然地容易成为同盟者。
吴佩孚以“儒将”自命，既注意练兵，又干预政治，他网罗了一批知识
分子作为幕僚，又聘请了一些外国顾问，表现出学贯中西，颇有要在中国实
行现代政治的样子。从当时的报刊上可以看出，吴不但是鼎鼎大名，而且是
“众望所归”。再加上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吹，一时间似乎要挽救中国
出于危亡，“非吴莫属”。由此可见，直系军阀的兴起和取代皖系军阀的统
治，绝不是偶然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
直系军队本来就比较精锐，尤其吴佩孚所部，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取
得过多次胜利，而其装备因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也较为新式。段祺瑞虽
长陆军多年，但直接掌握的军队不多。因此他加意训练参战军（后称边防军），
作为依靠的基本队伍，并委派亲信徐树铮主持编练。但徐并非战将，虽有日
本提供的较为现代化的装备，与吴的军队相比，究非对手。
直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优势，同时又采取了南和桂、北联奉的策
略，使皖系在1920 年的直皖战争中两面受敌，归于失败。直系从此取得了控
制中央政权的地位。
直系军阀的得势，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密切关系。欧战期间，西方帝
国主义无暇东顾，皖系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得势。大战结束后，西方势力
卷土重来，特别是美国极力压制日本，使其不能独霸中国和太平洋。皖系的
后台受制，直系的后台增强，这也是直胜皖败的原因之一。当然，皖系失败
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它的反动政策在国内丧尽人心。
直系在上台之前反对武力统一，上台后又走上其前辈军阀的老路，以中
央政权的名义，消灭异己势力，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一切非直
系的反对，纷纷以“民主”、“自治”、“联省自治”以及其他各种美名相
对抗。奉系在直皖战争中曾是直系的盟友，战胜皖系后，它觉得分配不均，
在组阁等问题上不断与直系发生摩擦，开始酝酿着新的战争。孙、皖、奉的
“反直三角同盟”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违背了人
民的和平愿望，随着直系的不断发动战争，人们对它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尤
其是那个众人瞩望的吴佩孚，一旦当权，即不顾其“劳工神圣”的前言，一
再压制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惨案”，彻底撕破了这个反动军阀的
伪装，暴露了他那副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工人运动虽然遭到挫折，吴佩孚也
因此大失人心。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基本原因之一，人心一失，其灭亡之
期也就不远了。
直系的首领曹锟，是一个昏聩粗鄙、愚昧无知的封建军阀，他也想效法
其前辈，过一过国家元首瘾。当皇帝是太不合时宜了，就想当总统。在他看
来，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罢了。只要登上宝座，身为一
国之雄长，便可以为所欲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像曹锟这样落后的
军阀，头脑里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主观念，更谈不到什么“总统是人民公仆”
的思想了。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明礼”的所谓“儒将”，也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最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
束缚下，他明知曹锟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
能不服从他的那个昏庸的上级。吴在直系三派中兵力最强，曹锟实际上不是
他的对手，但吴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终被曹氏家族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同
走进火坑，成了曹锟的殉葬品。1922 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当时直系气
焰方张，它的狰狞面目尚未暴露，人民群众对它还不厌弃；而奉系军阀的名
声本来就不好，人们认为奉系与直系之争只不过是争权夺利而已，并不支持
它。加以“三角同盟”并未发生作用，故直系以新胜之师，一举击败奉系，
将其逐出关外。
到了1923 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发动内战，镇压人民，直系的统
治已丧失了民心。曹锟为了当总统，竟急不可耐地对黎元洪“逼宫夺印”，
搞得举国哗然，群起反对。他接着又搞贿选，收买“猪仔议员”，选他做大
总统。这出“沐猴而冠”的丑剧，搞得他秽气四溢，声名狼藉。当他下令强
迫人民为他举行总统就职庆典时，不少地方敲丧钟、戴黑纱，把庆典变成了
丧仪。在人民心里，已宣判了他的死刑。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成功，国民革命兴起，“三角同盟”也因而产
生了一些作用。直系已经陷于四分五裂，冯玉祥系统（后称国民军）开始形
成，并且与奉系秘密结盟。在内部分崩离析的形势下，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
展开拼死决斗。冯玉祥反戈一击，曹锟即刻从宝座上滚下来，成为阶下囚。
似乎不可一世的英雄吴佩孚，几乎全军覆没，只带着少数喽罗，逃之夭夭。
按照历史逻辑的发展，军阀们的下场只能是这样。他们由小军阀变成大军阀，
夺取中央政权，然后当总统，最后被赶下台。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尽管军阀们层出不穷，却总是沿着这条老路走，不可
能另辟蹊径。但由于形势上、个性上的差异，其表演也各有千秋。近代社会
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古代由一个家族建立起来的王朝长的可以延续二三百
年，短的也有几十年、至少也有十几年。而近代北洋军阀由于它太落后于时
代的发展，因而使得它统治周期，竟是四年一轮。不过，每个军阀统治的时
间虽短促，但军阀政治的种种丑剧，他们却都表演得淋漓尽致。
四、北洋军阀的覆灭
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台戏是由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共同表演的。这
时，南方国民革命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形成全国革命高潮。自吴佩孚兵败
南下，奉系控制中央政权之后，北洋军阀已成强弩之末。由于利害矛盾及个
人恩怨等等原因，当革命军打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这批临近末日的军阀仍然
是各怀鬼胎，无法真正联合起来。这就给了革命军以先打吴、再打孙、最后
打奉的大好机会。只有到了最后，这批被革命军打得头破血流的败军之将，
才勉强凑合起来，推兵力损失较小的张作霖为大元帅，妄图作最后的挣扎。
1926—1927 年的北伐战争，基本上消灭了北洋军阀当时的主要力量——
吴佩孚和孙传芳所部的主力。如果不是蒋介石、汪精卫破坏统一战线，背叛
国民革命，革命军原可以一鼓作气，直下京津，统一全中国。蒋汪的叛变使
革命中途夭折了。
1928 年，国民党新军阀和政客们调整了他们内部的矛盾，由蒋、桂、冯、
阎四系联合起来继续进行所谓后期北伐。但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双方都不具备任何革命的性质，而成为新旧军阀争夺统治权的纯粹的军阀内战
了。这场战争也体现出各帝国主义对其在华权益的争夺，日本帝国主义于
1928 年5 月3 日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造成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即是明
证。
北洋军阀在这场战争中归于覆灭。它的最后一个头目张作霖，本是日本
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但因他治事无能，对主子也并非百依百顺，回到
关外对日本吞并东北害多利少，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策划了皇姑屯炸车
案，把他炸死了。张作霖之死，宣告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从此以后，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海鸥

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
第一节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一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样，既是北洋军阀
集团攫取政府大权的预定步骤，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再次退让的结果。
1912 年2 月15 日，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这个民国政府的最高职位。
但是，他十分清楚，革命党人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也知道，孙中山在辞职
咨文中提出的设临时政府于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才正式辞职以及新
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是约束他的。为了巩固已
经取得的权力，并为将来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他决心拒绝南下，坚持在
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北京就职。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就借口“北方秩序不易
维持”，要求唐绍仪对“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并公然要挟南京临时政
府说：“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
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
①
然而，袁世凯的要挟并未改变孙中山的初衷。他一面再三电促袁世凯南
下就职；一面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
绍文、黄恺元、王正廷、汪精卫等为欢迎员的代表团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
见硬抗难以奏效，便转而采取两面派策略，表面上不拒绝南下，而在暗中策
划阴谋。2 月27 日，蔡元培等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并特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
宝等十三人为招待员。内外城各商铺、车站均悬旗结彩欢迎。赵秉钧组织了
六百人的警卫队，专任“保护”。在与蔡元培等的谈话中，袁世凯的腔调也
为之一变，声言“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①随后又召集陆军各统制
及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结果，南方欢迎代表团以及唐绍仪竟
被袁世凯这番表演所蒙蔽，对他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以为只是时间问题罢
了。唐绍仪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话时，还满有把握地表示，“袁世凯将在
几天后南下”，“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②
可是就在这时，一场“兵变”发生了。29 日晚7 时许，北京城内突然枪
声大作，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曹锟第三镇第九标炮营首先涌入朝阳门抢
掠。接着，驻禄米仓辎重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各军闻声而起，
分队自东而西，恣意焚掠。一时，东城及前门一带“火光烛天”，“枪声动
地”，“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及各行
商铺，十去八九”。③煤渣胡同法政学堂南方代表团驻所更是首当其冲，变兵
“毁门而入”，“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①蔡元培等仓皇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次日晚，兵变再起西城，烧杀掳掠较29 日晚更甚。两日以来，北京
商民损失“数千万”，“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②3 月1
日晚，驻保定第二镇一部受北京影响，也相继变乱。乱事延续两昼夜，“市
廛阛阓化为灰烬，人民之横遭惨杀者枕藉于道”。②兵变同时波及京保铁路沿
线各市镇。2 日夜，天津驻兵也如法炮制，“放火行劫，通宵达旦”。④京奉、
津浦铁路局以及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和造币厂均遭哄抢，店铺、民房被
烧毁无数。
北京兵变发生后，袁世凯宣称系由“误听谣传”引起。⑤但实际上，种种
迹象表明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事发前，日坛等地驻兵曾向附近
铺户透露：“你们还不躲躲，俺们要动了。”少数得到消息的商人，已“先
行迁移”。⑥27 日晚，袁世凯对唐绍仪、汪精卫也曾暗示：“赴南之后，北
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⑦据当时任第三镇参谋官并与曹锟相
当熟悉的杨雨辰后来回忆，兵变前一个星期，即2 月21 日，袁世凯的长子袁
克定曾在其公馆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等人谈话，煽动他们将南方迎袁
专使“吓回去再说”。次日又把曹锟单独叫去。随后，曹锟召集第三镇标统、
管带及参谋长会议，他破口骂道：“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
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
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①另外，变兵一哄而起，恣意焚掠，
却“自约束不得犯租界”，“不许伤及外人”，这也足以说明焚掠范围，事
前是预有布置的。出动弹压的军队也只是“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
还有，当时人多称兵变系为“裁饷”和强迫剪辫而起，可是北京陆军部2 月
25 日发布的“裁饷札文”并不包括第三镇在内②；何况直接参与其事的还有
根本无裁饷之虞的袁世凯卫队。而且兵变所喊口号为“宫保要走了，我们没
人管了”，与裁饷、剪辫绝不相干。
据袁世凯左右说，兵变发生当晚，袁闻讯后异常镇定，指令江朝宗、姜
桂题无须弹压③，一味采取“消极策”。④第二天下午，他虽对再行抢劫者发
出“格杀勿论”的警告，但对曹锟及肇事各营长官却绝口不言惩办，还“命
将刚解到的军饷打开银鞘”，发给参加变乱的卫队。⑤袁世凯对违抗军令的士
兵历来采取高压手段，施以酷刑峻法，唯独这次一反常态，这只能说明他有
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尖锐质问道：“使于事起时有一千（人）
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而吾人所举之大总统也者反释此不为，
岂其智不足以及此耶？抑别有其他之隐衷方欲利用之耶？”⑥唐绍仪则以亲身所见明确指出，兵变实为袁世凯所指使：“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
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
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
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
诬。”①总之，大量事实表明，这场给广大商民带来惨重灾难的兵变正是袁世
凯一手策划的，其目的在于制造紧张空气，借以证明他不能离开北京。
果然，兵变发生后，帝国主义各国借口保障使馆安全，立即采取行动支
持袁世凯。3 月2 日下午，北京外交团召集会议，决定从天津迅调军队，“对
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②接着，英、美、法、德、日、俄各国纷
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兵入京，总数达三千余人。其间，南
京临时政府曾准备从汉口、浦口和烟台调兵北上，帮助恢复北京秩序，但却
遭到袁世凯的断然拒绝。外交团也声称“不允许任何类型的中国军队进入天
津周围的禁区”。③帝国主义各国报纸攻击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全
系意气用事”，以致招来这次“扰乱”④；袁世凯“能得南北之信用，仍为现
势上之主人，则尚不难以其威望镇定祸乱，否则仅有列强联合干涉之一途”。
⑤
与此同时，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顺直谘议局以及各政团，
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争执
都会地点”，“酿此大变”。甚至宣称：袁如“南行”，“我等敢决数十万
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①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更
联名致电孙中山，蛮横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
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②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临时政府设于南京，
这时便与北洋派遥相呼应，指责孙中山“一念虚憍”，“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黎元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
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③
如此北呼南应，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蔡元培对袁世凯早有所认识，曾
指出武昌起义后“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④，并断言此
行“必不能达目的”。⑤宋教仁于北京兵变后，也识破“此中隐情，定是手段”。
⑥尽管如此，他们由于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也不再坚持促袁南下的立场。
3 月2 日，蔡元培等忧心忡忡地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
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
可迁就，以定大局。”⑦接着，又连电孙中山，请迅即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
和袁不必南下受职。电文说：“连日袁君内巡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
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
亦当具有同情。”①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无可奈何，不得不表示同意。6 日，
参议院开会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为达到自己在北京就职的目的，不惜纵兵荼毒人民，充分反映了
他的阴险狡诈和极端残忍，也暴露了封建军阀政治的黑暗。
3 月10 日，袁世凯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与
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
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②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
下午3 时，仪式开始。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面南正立，宣读誓词说：“世
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
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③蔡元培代表参议院
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在答词中再次表示：“世凯衰朽，不能
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
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④
就这样，袁世凯通过玩弄权术，终于迫使革命党人再次让步，实现了他在北
京就职的阴谋。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对一个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
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袁世凯就职的当天，以“本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
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 月10 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
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
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①但随后又
发布补充令说：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 年）为限，“其辛亥年应完
钱粮征收期限，须至民国元年夏间方行截数，不得谓之实欠，即不在免除之
列”。②可见“豁免钱粮令”对一些省区“仅属虚文”，毫无实际意义。③同
日，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命令，强调“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
期实行统一”，实际上是要革命党人服从他的“统一”，接受他的统治。为
防止革命党人的反抗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袁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
⑦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牴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④这就预示着
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并没有因革命党人对袁在北京就职问题上的让步
而消除。
二 唐绍仪内阁成立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是组织内阁。3 月
11 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内阁制，以便限制袁
世凯专权。对于孙中山的这一意图，宋教仁当时曾明白说过：“改总统制为
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①还在南
北议和期间，革命党人就提出国务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再由总理提
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②但袁世凯坚持由唐绍仪担任。双方一度
争执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人调停，达成一个被称为“双方兼顾”
的协议：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③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唐家湾人，
商人家庭出身，幼年随父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1874 年留学美国，接
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回国后，被清政府派往朝鲜办理税务，为袁世凯
所赏识，调充西文翻译。从此，由于袁的保荐，先后任过天津海关道、外务
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
并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份与英国办理交涉。武昌起义后，被袁指派为
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其间，他一面表示赞成“共和”，一面与立宪派
张謇、赵凤昌等人一起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所以，
在袁看来，唐绍仪乃是他抵制革命党人担任内阁总理的理想人选。由唐担任
内阁总理，既可保证北洋集团的实际利益，又能缓和革命党人的对立情绪；
即使唐参加同盟会，也难以摆脱他的控制。
但是，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唐绍仪也发生了微妙
的变化。他认为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采取“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
态度。①这也是南方革命党人同意他在加入同盟会的前提下出任内阁总理的根
本原因。
3 月13 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
25 日，唐绍仪赶到南京组织内阁。关于阁员人选，争夺同样激烈。袁世凯一
开始提出的十二人名单中，除蔡元培、王宠惠属革命党人外，其余“概属亡
清旧吏”。为此，南京军政学商各界“咸怀不平”，纷纷表示反对。有的致
电各报馆，请“大张公道”，要求袁世凯“翻然醒悟”。②南京临时参议院也
以与原定十部不合，径予驳回另议。之后，袁世凯虽被迫作了一些变动，但
仍把持外交、陆军、内务、海军等部不放，坚持由其亲信担任各该部总长。
对陆军总长一职，南方革命军将领强烈要求由黄兴继续担任，反对任命段祺
瑞。他们通电全国，忿忿不平地指出：“陆军总长非中外著闻、富有才学威
望者，决难维系南北军心而谋全国幸福。黄总长兴缔造民国，苦心经营，尤
为全球所钦服。⋯⋯现在国基未固，全国军队正在易动难静之时，再四思维，
足以从容镇抚、措置裕如者，黄君而外，实难其选。”③在这个问题上，唐绍
仪也赞成南方意见，并一再致电与袁世凯“磋商”。但袁世凯寸步不让，他
鼓动北洋将领以“军界统一会”名义致电参议院，公然声称如不以段祺瑞为
陆军总长，即“要求大总统另行组织政府”。④于是，陆军总长人选问题，即
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便成了组织内阁的又一争持焦点。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照例又是赵凤昌等人出来为袁世凯帮忙。赵
凤昌原来就拟了一个内阁名单，提出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黄兴为参谋长。①
这时，他与张謇等接连致电黄兴和汪精卫说：“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
其原皆在陆部一席不决。南（方）军队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现内乱外交，
均极纷逼，倘再迟延，必致不测。万不得已，仍当以克（克强，黄兴字）就
参谋为调和计。”②为诱使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要求，袁世凯与赵凤昌等人
相配合，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由黄兴任留守，统率南方各省军队，又答应
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交换条件。结果，又是革命党人让步，同意由
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此外，革命党人希图掌握财政大权的努力，也因袁世凯
的坚决反对而失败，最后确定由立宪派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
29 日，唐绍仪出席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提出各部总长人选，除交通总
长梁如浩外，均获通过。30 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未
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
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后以次长王正廷
署理），交通唐绍仪兼任（不久以施肇基充任）；同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
并统辖两江军队。黄兴拒不接受任命。3 月31 日，袁世凯改任徐绍桢为参谋
总长，又遭到南京部分驻军的反对。4 月13 日，袁遂任黎元洪领参谋总长事。
唐内阁通过后，4 月1 日，孙中山践约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从此，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就成了
历史名词。
为了保证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和议员正常行使民主权力，孙中山提议派王
芝祥率革命军一万人护送国务员、议员北上，然后留驻北京，但却遭到袁世
凯的竭力反对。袁复电唐绍仪说，这是“糜烂”大局的“破坏”之举，他“万
难接受”。①他还致电王芝祥，要他单独北上，并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
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惟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②冯国璋、
段祺瑞、姜桂题等北洋将领在袁鼓动之下通电全国，叫嚷：“北方秩序，业
已平定，国务员北来，北方军界力任保护之责。若必携带重兵，则是有心猜
③忌，北方军人万难忍受。倘有意外，本将校等不负责任。”③但革命党人仍坚
持派兵北上，唯表示人数可减至两千人。于是，袁世凯又别有用心地提出将
临时政府移设南苑，令赵秉钧等负责在南苑兴建兵房，梁士詒、关冕钧等监
督铺设铁道，故意借此虚张声势，挑动反对情绪。北京市政维持会、总议董
会则宣称：“南军倘必北来，则北京各处即一律罢市。”④
其间，黎元洪也接连发表通电，攻击派兵护送阁员是“猜心藏忌”，“足
以亡国”，要求唐绍仪与南方阁员迅速北上，断不能“一误再误”。⑤黎元洪
的电报深为袁世凯所“欢迎”。⑥北洋“军界统一会”通电全国宣称，如果五
天以后“犹事迁延”，就要请袁世凯先行派员署理。⑦接着，东三省赵尔巽、
陈昭常，宋小濂等纷纷通电表示赞成。
在北洋集团与拥袁官僚群起反对之下，革命党人被迫再次让步。4 月11
日，即黎元洪发电的第三天，唐绍仪电告袁世凯：南方已决定取消派兵护送
阁员行动，并向袁解释，他在南专注于处理善后事宜和邀集阁员北上，绝非
有意“逗留”。①其实，南方革命党人自孙中山提出派兵护送阁员后，包括孙
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在内，均未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对于袁世凯及追随者的
恶意中伤更未据理抗争，其机关报《民立报》甚至发表评论，要阁员“顾全
大局”，“毋迟迟不行，放弃责任”。②所以，派兵护送阁员计划的取消，实
际上也是革命党人害怕南北决裂，不敢坚持斗争的结果。
4 月20 日，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21 日，在
总统府召开由唐主持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宣告内阁正式成立。会议决定，各
部组织实行“新旧参用”，即南北原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表
示“南北合作”，提议“多用南方人”。③但袁世凯明令各总长：“官制虽改，
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④
内务总长赵秉钧公开声明，他“于新知识毫无所得”，坚持该部全用北
洋旧人，并屡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迫使唐绍仪同意“决不干涉部中用人权”。
⑤结果，该部各重要位置大多被北洋旧官僚窃据，仅象征性地安置原南京内务
部二十人，其中参事、司长各一，其余均为一般办事员。段祺瑞原欲荐其心
腹徐树铮任陆军次长，因“群滋不悦”，不得已而改提蒋作宾。但未等蒋到
任，他就抢先荐任徐树铮为秘书长兼军学处长，同时荐任王揖唐（赓）等五
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八十余人无从位置。蒋大为不满，但段“亦不稍
让”，他公开说：“次官与以前副大臣、侍郎均不相同，无干预委任秘书长、
③司长之权。”后来，经过“调停”，段勉强同意增设三司，安排南方诸人，
但声明：“以后司长由总长荐任，次长不得预闻。”①外交、财政、海军、交
通等部，情况基本相同。胡惟德“任人惟求旧”，所以外交部仅调用南方四
人。财政部熊希龄上任后，下令除金银库员司及案卷管理员外，其余全部人
员“先行解散”，但由于筹备处“概用旧人”，一班旧书手“不甘废弃”，
纷纷“求其庇护”，结果仍留用一百零三人。②海军部因“用人不当”，引起
“南京人员大哗”，他们以海军协会名义致函海军总长刘冠雄说：“若不改
易轨辙，则手枪炸弹请储以待。”③交通部虽然位置南方八十余人（原邮传部
录事一百三十人，仅留四十人），但“大权多由梁燕孙（士诒）暗中主持”，
加之袁世凯、施肇基采用批条子等方式随意安置亲信，因而同样激起了南方
的强烈不满。几个被排斥的南方人员联名致函施肇基说：“阁下于民国无横
草之功，仅恃泰山势力（施为唐绍仪之婿）而忝居高位，我辈求一末僚微秩
而不能得，天下不平之事，孰有逾于此者？”并表示：“某等数人去留，原
无关乎轻重，不过诸公似此虐待南来之人，虽以某等素性平和，亦不免生恶
感。此后反对阁下，将惟力是视，而尚欲南北意见融和，恐非易事。”④这些
情况清楚表明，唐绍仪内阁在组织上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
体。
唐内阁设于铁狮子胡同前陆军部署内，每星期一、三、五召开国务会议，
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世凯。同时设秘书厅，以魏宸组为秘书长，又设
新闻记者招待所，每日午后2 时至5 时接待记者，发布新闻。
三 临时参议院的变迁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北迁，同样荆棘满途。早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
前，参议院的合法地位就受到了以湖北省临时议会为首的各省议会、谘议局
的严重挑战。2 月21 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湖北省临时议会，率先倡议每省选
举十到十二人，齐集汉口另组临时中央议会①，并很快得到了江苏、湖南、安
徽、江西、浙江、广东、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奉天、吉林、黑
龙江等十四省临时议会或谘议局的积极响应。②湖南省特别议会公然要求“订
定临时参议院权限”，提出凡民国建设、民国法律以及人民权利、义务等事，
南京临时参议院“绝对无议决之权”，必须“由各省选举人民代表组成临时
国会”议决。③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湖北省临时议会随即放弃了在汉口另
组临时中央议会的主张，于3 月16 日电请各省“迅选举议员”，齐集北京组
织临时中央议会。为了进一步讨好袁世凯，他们极力诋毁南京临时参议院为“各省军政府委员组织而成”，“不可视为人民代表机关”，声称自2 月27
日非法通过道胜银行借款，江苏、湖北议员相继辞职后，已“无议事之效力”；
其电请各省“补举”议员，不过“意在巩固该院基础”，所定《临时约法》
纯“由少数人议决”，“是直以至重且大之事视若儿戏”，“人民决不承认”。
①他们并进而提出，组织政府无须交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应“暂由袁大总统
独力主持，俟临时中央议会成立后，再行追交通过”。②3 月17 日，江苏省
临时议会也致电袁世凯说：“鄂议会发起组织民国临时中央议会，由各省议
会或谘议局选举议员定期集合，系为表示人民意思，成立民国正当之立法机
关起见，本会极表同情。应请大总统认可，迅速通令施行。”又说：“至此
次任用国务员，俟中央议会成立，自须追交通过，以期合于国民之意向。”③
接着，湖北省临时议会派郑万瞻等十人先行赴京，以联络各省议员和筹办“开
会事宜”。
湖北等省临时议会重组临时中央议会的活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南京临
时参议院的反对。3 月19 日，临时参议院致电袁世凯指出：“本院之成，根
据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现公布之《临时约法》亦载明十个月内由大总
统召集国会。当此参议院成立之后，国会未成立之先，乃以一省议会名义召
集临时国会，不知何所依据？”为此，“本院公认湖北省议会此举为不正当
行为，断然无效”。并强调说：“若不承认《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临时
约法》，则已公布之法律，已选出之总统，已组织之临时政府，皆将无效。”
④同日，临时参议院又分电湖北省临时议会和各省都督、省议会及谘议局，公
开谴责湖北省临时议会发起临时中央议会为“法外之举动”，于大局“非徒
无益，实生纷纠”。电文表示：“方今国基初肇，所赖以维持培植者端在守
法。参议院为法定机关，不可任意破坏。”①但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在维护其
合法地位的同时，也作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各省参议员可“尽由民选”。②
对于湖北等省临时议会妄图推倒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叫嚷，袁世凯起初既
不赞成，也不反对，任其嚣然尘上。直到南京临时参议院发出上述各电，严
正提出他的临时大总统的法律地位时，他才复电表示“所论极为正当”，“《临
时约法》既经议决公布，自为今日办事惟一之依据”，湖北省临时议会的倡
议，对南京临时参议院“未免歧视”。③但他同时又宣称：依照《临时约法》“组织约法上参议院”，“与各省主张之中央议会无异”。④所以，当南京临
时参议院表示议员可“尽由民选”后，他立即连电各省以临时议会为选举机
关，依照原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从速选举；其未成立临时议会省份，“应
各就原设谘议局撤去谘议局之名，改为临时省议会，即以原选议员作为该会
议员，行使其应有之职权”。⑤袁世凯的这种态度，表明他同样忌恨南京临时
参议院，只是惟恐由此影响其临时大总统地位，表面上才不能不有所收敛。
他后来公开诋毁南京临时参议院由少数人把持，非出于“人民公举”，不能
代表“人民之真意”①，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基于同样的原因，黎元洪这时也公开表态，不赞成重组临时中央议会。
他咨复湖北省临时议会说：“前后两次临时总统，均由参议员选举而出，南
京临时政府国务员亦由得参议院之同意组织而成，今北京组织新内阁，该国
务委员又已决定在南京组织，须经参议院之同意，是参议院在此时期内极为
重要。本军政府为大局起见，决不能不承认该院为临时立法机关。”黎并回
绝了省临时议会请他通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不承认《临时约法》和电告南京
临时参议院不许补举议员的要求。他表示，省临时议会如拒绝补选议员，即
由军政府添派前往与会。②
由于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反对，加上袁世凯、黎元洪也有所顾忌，湖北等
省临时议会不得不停止重组临时中央议会的活动。南京临时参议院终于渡过
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危机，而保住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但是湖北等省临时议会
也非全无所得，他们达到了议员“民选”的目的，为其以后的活动争得了便
利条件。湖北郑万瞻等人就公开表示：俟“民选”议员全部选出，再提出“修
改约法，更易院名，增加人数，另组国会”，“一切俱有把握”。③其实，湖
北等省临时议会标榜的议员“民选”，不过是由省临时议会议员互选而已，
并非由人民直接选举。同时，他们所以要求议员“民选”，也主要不是为“体
现民主精神”，而是为了满足立宪派争夺最高立法权的需要。因为各省临时
议会多由原谘议局改组而成，除个别省外，立宪派占有绝对优势。如湖北省
临时议会，即主要为立宪派控制，被称为“发起反对前南京参议院之第一人”
的该会副议长郑万瞻①，就是原谘议局的骨干成员。以著名立宪派首领张謇为
议长的江苏省临时议会，也是“原承谘议局之旧议员”而来。②湖南、江西等
省情况，大体也如此。可是，作为中央立法机关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却以同
盟会员占优势。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立宪派遂提出了议员“民选”要求。
4 月5 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迁往北京，并于当日通电宣布：“自本
月初八日始，休会十五天，于本月二十二日齐集北京。”迁到北京的临时参
议院设于象坊桥法律学堂前资政院旧址内。议员额定一百二十六人，但实际
只选出一百十八人，经常到会八九十人，“组织甚不完全”。
北京临时参议院虽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而来，《临时约法》也仍是它一切活动的依据，但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相比，却有了不少明显的变化。首先，
经过各省所谓“民选”，议员构成有了很大改变。以湖北、湖南、江苏、江
西、贵州、直隶六省为例，共计“民选”议员三十人（每省定额五人），其
中原议员当选者四人，新当选者二十六人。③原议员当选者中，同盟会员三人，
立宪派一人；新当选者中同盟会员八人（尚包括与立宪派结为一气，公开与
同盟会作对的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三人），其余俱为立宪派或倾向立宪
派的所谓“中间派”。由此可见，北京临时参议院的旧立宪派势力有了显著
增长。
其次，与此相联系，正副议长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北京临时参议院开幕
前夕，汤化龙、郑万瞻、曾有澜、汪荣宝等立宪派议员以及张伯烈等人无视
南京临时参议院“新、旧议员陆续交替”的决定，也不顾各省所谓“民选”
议员尚未全部选出的事实，联络各新举议员要求完全由“民选”议员即新议
员召集会议，反对原议员即旧议员出席。汪荣宝更因“旧参议员多同盟会人”，
“联合新选参议员不遗余力”，以“谋举议长”。①因此，当4 月29 日参议
院开院典礼一结束，他们便借口议长林森允许湖北、江西原议员出席会议，
群起责其“违法”，声称必须重新选举议长，全部取消“官派”议员资格，
始能正式开会，并当场签名决定取消30 日议事日程。30 日上午，“民选”
议员召开“谈话会”，推汤化龙为临时主席。会上，李国珍、曾有澜、汪荣
宝、张伯烈认定参议员既经“民选”，先前“所有各省官派之参议员”，当
然“无继续存在之理由”，必须“一律退院”。只是由于同盟会和部分立宪
派“民选”议员的反对，才没有通过他们的提议。最后议决：“未经改选参
议员省份及已经改选省份而新选之参议员尚无一人到会者，其原省旧有在院
之各议员仍得出席，俟该省新选议员有一人以上到院，即行解职。”②当日下
午，部分立宪派“民选”议员又反对召开常会，而改为全院“谈话会”，正
式提出议长改选问题。尽管同盟会议员极力维护林森的议长地位③，表示“谈
话会”断不能决定议长改选问题，议长亦不宜遽行改选，但立宪派“民选”
议员坚持林森系“在南京少数人选出”，已失议长资格，必须重新选举，以
迫使林森提出辞职。5 月1 日，北京临时参议院举行选举。
由于立宪派议员事前曾以极不光彩的手段，与所谓第三党达成“暗相提
携”的协议①，结果，吴景濂被选为正议长②，汤化龙被选为副议长。同盟会
内定议长候选人张耀曾，以一票之差而落选。
第三，继议长改选之后，审议长及各部审查员和其他常任职员也全部重新改选。南京临时参议院原于正、副议长之下设审议长一席，负责主持全院
审议会，设财政、法律、外交、请愿四个审查会，具体审查各有关提案；审
议长（李肇甫）和各审查员均由大会选举产生，各审查会并互选审查长一人。
另设秘书、干事科，秘书长和干事长由议长遴选并受议长“指挥监督”，但
须经议员公同认可。
北迁前夕，经议员提议：已确定的各审查会额定人数不变，同时议决审
议长改称全院委员长，外交审查会改称庶政审查会，并新增惩罚审查会。迁
到北京后，立宪派“民选”议员在要求改选议长的同时，又提出各常任职员
纯为南京少数“官派”议员选举或认可，也必须全部改选，重新组织，并要
求扩大各部审查员人数。5 月2 日，正式举行全院委员长和各部审查员（称
“常任委员”）选举会。3 日，各部委员会互选委员长。结果，谷钟秀、林
长民分别取得了仅次于正、副议长的全院委员长和秘书长席位。各部委员人
数也较前大为增加。同盟会议员张耀曾、曾彦、彭占元虽互选为法制、请愿、
惩罚委员会委员长，但财政、庶政委员会委员长却为其他党派的殷汝骊和郑
万瞻所得。
最后，同盟会议员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虽然总的说来，同盟会议
员在临时参议院内“势力仍大，且党略较优于他党，步武亦较整齐”①，但涣
散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有的无视“党议”，自行其是；有的为了个人的地
位，不惜牺牲“党见”，大搞政治投机，成了唯利是图的政客；有的则不分
是非，一味以谩骂、攻击谋求党势发展，徒为反对派提供指责的借口。这些
都给同盟会后来的活动投下了阴影。

海鸥

四 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
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清楚地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表面上依
据《临时约法》行事，一是始终贯穿着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人
的激烈争夺。这既规定了它的组织形式，也决定了它的性质。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庞大军事
政治集团。多年来，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上交权贵，下结
死党，肆无忌惮地扩充势力。武昌起义后，其全部活动，无论是公开的，隐
蔽的，军事的，政治的，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建立北
洋军阀的统治。所以，袁世凯必然要竭力控制北京临时政府。
首先，组织总统府，“专以封其党羽，充其实力”②，把总统府变成了北
洋集团的大本营。袁世凯刚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迫不及待地设立“临时筹
备处”，作为办事机构。其《规约》规定：本处“直隶于新举临时大总统”，
“所有各股办事员应由新举大总统选派”。①而袁所选派的五十人，大多为“前
清时代红人”。②他又改前清军谘府为军事参议处，“一切皆仍其旧”。同时
设秘书总长一职，委前清侍郎宝熙充任。唐绍仪内阁成立后，袁世凯将部分
人员安插各部，对总统府班底加以重新调整。4 月21 日，他下令撤消临时筹
①备处、军事参议处，改设秘书厅及军事处为总统府办事机关。秘书厅以梁士
诒为秘书长，阮忠枢为次长，施愚、吴廷燮、张一麐、余迪侯、闵尔昌、沈
祖宪、李景鉌、陈毅、余抚辰、曾彝进等为秘书；军事处以禁卫军军统冯国
璋兼任总长（后以廕昌接任），傅良佐为次长，田文烈为秘书长，均系北洋
亲信或幕僚。为了加强总统府的实力地位，他不顾南方革命党人的反对，将
原巡防队、武卫右军改编成一支拥有三十五个营的拱卫军，任段芝贵为总司
令，袁乃宽为军需长（后以田文烈接任），受总统府直接节制。③
此外，袁世凯还以“谘询一切”为名，于总统府内设立外交、政治、军
事、海军、法律、教育、边事等各种顾问，顾问又有头等（高等）、二等、
三等之分，其实际目的不过是借以安插私人，网罗社会“名流”和牢笼革命
党人。正像著名记者黄远庸所揭露：“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
钱收买者，故其最得意之政策，在宠人以勋位，以上将、中将、少将种种，
其他或以顾问，或以赠与，或以其他可以得钱者之种种。”④因此，顾问愈设
愈多，名目愈出愈奇，以致有人讥评说：总统府顾问“比较前清弼德院尤为
茂盛”。①
其次，蔑视《临时约法》，蓄意破坏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不仅强行夺去
外交、内务、陆军和海军等重要各部权力，怂恿这些部门奉行“独立主义”，
以拆内阁的台，而且千方百计缩小内阁权限。临时参议院迁京前夕，曾依据
《临时约法》通过了《国务院官制》和《各部官制通则》。唐绍仪内阁成立
不久，袁世凯即提出“修正案”，交参议院议决。其重要“修正”为：1、将
国务总理“承宣机宜，统一行政”的权限，改为“保持行政之统一”；2、对
于“国务总理于必要时，得中止各部总长之命令处分”，以及各部总长“于
各地方行政官于必要时，亦得撤消或停止其命令处分”的规定，认为“必要”
二字“范围太广”，“非有一定之权限”，难免“滥用其停止或撤消之权”，
须限制为“只在违背法律、逾越权限时用之”；3、各部简任，荐任各官，在
分司以上者“权限属于大总统”，“应由大总统下令”；分司以下者“权限
属于各总长”，“应由各总长下令”。②关于第一点，参议院讨论时议员彭允
彝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仅规定“保持行政之统一”，则内阁“政治上必不
能活动”，且与《临时约法》所定责任内阁制原则相违背，主张改为“国务
总理为国务院首领，定全国大政之方针”。但出席参议院常会的政府委员则
声称，确定大政方针“乃大总统之权限”，决不能属于国务总理，否则“大
总统何所事事？”③由于政府委员的坚持和多数议员不表同意④，彭允彝的提
议未能通过。这样，通过“修正”官制，袁世凯不仅取得了内阁各部分司以
上各官的任免权，而且从法律条文解释上取消了内阁得制定大政方针的权力。
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内阁的控制。例如，“财
政军政大问题，皆直接由总统府处理，并不报告于国务会议”。①由财政总长
与“其他通晓财政人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则专为控制财政大权而设，它的
任务是“研究各项财政问题，以供政府之采择”；而所谓“研究”，不过是
先由财政委员会“筹备一切，始交财政部遵照办理”而已。②因此，当时就有
人评论说：“财政一项，则交通部、财政部与总统府是一是二，何人知之？”
③
再次，以“限制过苛”为借口，竭力摆脱参议院的监督。还在南京临时
参议院北迁以前，袁世凯就认为参议院“权限亦须略为改缩”，特命临时筹
备处“将该院院章悉心考核，量为增减”，作为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正式成立
的先决条件。④后来他虽未敢正式提出，但行动上却常不经参议院议决，便“巧
立官名，以为任命”，公然以命令取代法律，致使“私官日多，直与专制之
任官无异，而荒谬绝伦之任官遂亦层出不穷”。⑤
但是，由于同时受到内阁和参议院两方面的牵制，袁世凯毕竟还没有达
到他所企望的垄断全部权力的目的。
在内阁方面，尽管袁世凯对它极力破坏、操纵，但在法律和事实上，它
仍具有责任内阁的性质。首先，即依“修正”过的《国务院官制》，内阁仍
然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官制》规定：国务总理依其职权或特别委任得
发院令；就所管事务对于地方长官得发训令及指令，并得停止或撤销地方长
官所发违背法令的命令或逾越权限的处分；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教令
及其他关于国务的文书，须由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或总理与有关国务员副
署；法律案与教令案、预算决算案、预算外之支出、军队编制、条约案、宣
战媾和事项、简任官进退、各部权限争议等等，均经国务会议，会议时以国
务总理为议长。①其中，“副署权”的规定尤其重要，因为这项规定意味着对
袁世凯“公布法律、公布教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文书”可以同意，也可以不
同意；而不同意即意味着袁世凯公布的法律、教令等无法律效力，如一意孤
行，就是侵法越权。这对袁推行专制统治不能不是莫大的限制。因此，当时
就有人发表评论说：《国务院官制》规定国务总理之权，“范围非常广大，
苟本此而实行之，则内阁政治之精神实于此寄”。并指出：国务总理职权虽
未指明“定大政方针”一语，而国务会议所议各项内容，已“尽举其实”。②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普遍认为责任内阁制
直接关系到民主共和国的巩固，绝不能听任袁世凯及其党徒随意破坏。因此，
同盟会阁员决心以维护和实行责任内阁制为职志。例如宋教仁，农林原非其
所长，更“非中心所愿”，但为实行责任内阁，他毅然就任，不仅“对于当
尽之职务莫不次第实行”，相继拟定了一整套发展农林的计划，而且努力使内阁成为一个“志同道合，行大决心，施大毅力，负大责任，排大困难”，
“有系统、有秩序之政见”的名符其实的“责任内阁”。③每开国务会议，他
发抒政见，议论政策，“说话最多”。①他认定制定“大政方针”为内阁当然
“责任”，屡次提议于国务会议，继而又自告奋勇代内阁草拟了一份全面而
详尽的“政见书”。他虽然主张“集权政府”和“速行军民分治”，但完全
是作为巩固和建设民主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并为加强与提高内阁地位而
提出的，与袁世凯企图独揽大权、专以削弱同盟会力量有本质的不同。又如
蔡元培，同样竭诚维护责任内阁制原则。他坚决主张“划清大总统及国务院
权限”，反对“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为此，他提出：国务院是个“定
大计，负责任”的有机体组织，阁员不能随意单独行动，更不可“用阴谋，
逞机智”②等等，表现了他一贯追求民主政治的进取精神。在宋、蔡及其他同
盟会阁员的影响和支持下，有意实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事事咸恪遵
约法”③，“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宋二君”。④“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
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⑤因此，当时
舆论都称唐绍仪内阁为“唐宋内阁”。⑥
在参议院方面，虽然它迁到北京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作为辛亥革命
的直接产物，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仍是它最基本的特性。首先，临
时参议院是在承认《临时约法》的情况下迁到北京的，这就使它不能不拥有
《临时约法》所赋予的极大权力。其次，同盟会议员坚持民主共和的立场，
决定了他们必然采取维护《临时约法》有关“同意权”、“议决权”的态度。
再次，反对派议员固然拥护袁世凯，但也仅是“假借”其实力，以求达到分
享权力的目的。每当袁世凯背离宪政轨道时，《临时约法》照样是他们抵制
袁的有效武器，这说明他们同样需要“议会政治”。所有这些，都使临时参
议院不能不与袁世凯处于对立的地位。
其实，早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曾向他指出：
“《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要求他“守之维谨，勿逆舆情，
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①迁到北京后，临时参议院更明确宣布：
立国根本，全在于“廓清秦政以来十二朝专制之锢习，及晚清时代社会传染
之恶风”。并表示：“苟有利于国者，措施虽有时以权济变，本院亦靡不乐
为赞助，期于成功；否则，苟且之策，补苴之术，形式徒具，精神坐亡，本
院职司所在，万不能同流自陷，辜负国民。”②这实际就是对袁世凯的警告。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为维护民主共和，反对专制独裁，临时参议院与
袁世凯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仅7 月以前，就有以下数端：
其一，反对违法任命政府官吏。4 月10 日，袁世凯无视《各部官制通则》关于各部设次长一人的规定，又不经参议院议决同意，便下令任命张元奇、
荣勋为内务部次长。5 月4 日，袁的追认咨文送到参议院，遭到议员一致反
对。他们指出，“以咨文而忽然变更参议院议决案，并无提出修正案，在法
律上已不正当”，况增加案未经提出，先已任命，“殊于约法相违背”。他
们表示：“断不能以位置私人之故而增加次长”，“徒为政府增加闲职”，
更“不能以咨文而即可以变更法律”。最后，参议院议决维持原案，“内务
部无须增加次长一人”。③12 日，袁世凯只好下令取消对张元奇的任命。此
外，他不经参议院议决，擅自任命胡瑛为新疆青海屯垦使等专断行为，也同
样受到参议员的严厉质问。
其二，对于袁世凯交议的国务院官制修正案、各部官制通则修正案以及
各部各局官制或修正案，临时参议院不仅常发反对之词，且运用“议决权”，
多所删减。对于财政部官制修正案，它指责该部“设局不妨其多，用人不妨
其滥”，“造币厂、印制局皆为安插私人之地”。对于蒙藏事务局官制案，
它认为第一条“关于一切”四字“权限太大”，径予删去，所定秘书、佥事、
主事人数亦须减少。对于法制局官制修正案，它删去了聘任外国人为顾问一
条，而对“酌设编辑员”一条，以“人数未经定明，恐有滥竽之弊”，改为
限制在“四人以内”，参事也由十二人改为八人。对于铨叙局、印铸局、临
时稽勋局的佥事定额，它坚持铨叙局由十四人改为四人，印铸局由八人改为
四人，临时稽勋局则全部删去，仅保留调查员，由委任改为荐任，专任十人，
兼任无定额。①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袁世凯安插亲信的机会。
其三，临时参议院还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提案，咨催政府交院议决。其中
包括预算决算、迅定地方官制、迅定户籍法、迅定服制服色并注意采用国货
等案，尤以催交预算决算最为坚决。自5 月11 日到7 月14 日，它连续三次
咨文袁世凯，最后一次并限期一月内交院议决。袁世凯不得不于7 月15 日向
参议院交出一纸《六月份支出概算书》。不料这样更激起了参议员的愤怒，
他们一致斥责袁世凯“敷衍了事”，“与约法上大有冲突”，指出：7 月“始
将六月份之概算提出，其昏愦为何如？直可谓之不懂法律。设使本院亦盲从
而议决之，岂非亦是一个不懂法律耶？”“政府如此欺诈手段，本院一经议
决，岂不贻人口实，传为笑柄？”②于是，临时参议院当即议决将原书退回，
重申袁世凯必须于一个月内交出临时预算。参议院所以如此坚决地要求袁世
凯交出预算决算，除其职责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它认为，此事“与民
国前途关系极大”，“盖必有预算，而后政府用款方有标准，不至浮滥”，
借款亦不致“漫无限制”。①有的议员还指出：“参议院万不可为政府之傀
儡，⋯⋯如不定以期限，令政府交议临时、正式预算，恐垫款用罄，参议院、
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亦将从此相随而告终矣！”②
事实证明，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的斗争虽然有限，威力也不大，但毕竟
对他的手脚有所束缚，使他无法恣意妄为，实际上成了他专制独裁的重要障
碍。如同袁世凯揽权有其社会基础一样，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主潮流的
蓬勃发展，和同盟会在南方仍拥有相当力量，也为内阁、临时参议院行使《临
时约法》赋予的权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没有南方各省革命力量作后盾，
仅靠内阁或临时参议院来约束袁世凯，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事实表明，在北京临时政府建立过程中，袁世凯北洋军阀势力显然
居有优势地位，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为他们所控制。因此，北京临时政府的
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乃至前清
立宪派，还掌握着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并力图利用内阁和临时参议院对袁
世凯加以制约，因而还不能说北京临时政府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它还保
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一般形式，所以它实质上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
位的联合政府。

海鸥

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一节 袁世凯追求封建独裁和同盟会的反抗
一 唐内阁垮台与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
唐内阁成立不久，就为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
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垮台。责任内阁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又是同盟会所极
力坚持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蔡元培、宋教仁等人对实行责任内阁抱着满腔
热忱。唐绍仪也试图负起内阁总理的责任，在施政方面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
府。如裁军问题，他主张全国一律，“并非若袁总统之偏重南方”。对北洋
派和同盟会之间的矛盾，他采取调和的态度，并多次向袁世凯表示：同盟会
“诸君皆以诚相待”，“决无他意”。①蔡元培认为唐绍仪的主张虽然与同盟
会的主张不完全一致，但也可说是“调和南北之政策”。②
袁世凯对唐绍仪本来是信任的，所以才任命他为内阁总理。但在袁的心
目中，内阁不过是他的幕僚机构，总理只应起幕僚长的作用。因此，他非但
不能容忍同盟会阁员坚持责任内阁，对唐绍仪也心怀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
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①他的党徒更露骨攻击唐“专事献媚同盟会，行
动离奇”。②
为阻挠责任内阁制的实行，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
瑞等人进行公开抵制。赵、段等在国务会议上竭力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
的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的整体，主张各国
务员可“单独行动”，不必固守国务院的成议。讨论各项政策，他们也决然
与各同盟会阁员立于对立地位。诚如蔡元培所说：“同一谋统一也，甲派（指
同盟会阁员）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指赵、段等袁党）主
因利乘便，以一方面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
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
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
如此。”③到后来，赵秉钧索性经常不出席国务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直接
向袁世凯报告，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
但袁世凯的压迫，并没有使唐绍仪完全屈服。例如，在政府用人问题上，
他仍旧主张“贵新不贵旧”，非万不得已，“决不可延用旧人”。④他有时和
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使袁气急败坏地说出“我老了，少川你当总统吧”之
类的威胁话。到了5 月初，他们之间的冲突，便终于以借款问题为导火线而
公开爆发了。
唐内阁成立后，因财政困难，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先以唐曾
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逼他“谢罪”，接着又提出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
支的严酷借款条件。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同盟会所属报刊，纷纷发表
评论，指出：银行团“监督我财政也，皆是致我国今日之死命”，“与其因
监督财政而亡国，毋宁义旗再举，血溅权奸，为缔造艰难庄严神圣之中华民
国稍延一线生机”。①4 月29 日，黄兴更通电提倡“国民捐”，以免“艰难
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②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5 月3 日断然拒绝
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银行团大为不满。《京津泰晤士报》攻击唐绍仪“不
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③袁世凯认
为唐损害了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便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
涉。
本来就不甘心同盟会占有内阁一半席位的统一党和共和党，这时也把“借
款失败”归咎于唐绍仪。他们指责说：“借款团之所以必求监督我中国财政
者，由不信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
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此次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瞭，不能不要求监
督。”④其参议员还准备向参议院提出弹劾，大有非推唐下台不可之势。共和
党甚至已内定熊希龄为“候补总理”。而熊则在内阁内部屡为单独行动，动
辄以辞职相要挟。⑤统一党、共和党排斥唐绍仪，根本目的在打击同盟会。唐
绍仪就说过：统一党、共和党“非反对我总理也，是反对我同盟会也”。①
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责任内阁决无实现希望。
他们商议提出辞职，不做此“伴食之阁员”。唐绍仪也极表“赞成”，说：
“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②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
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谘议局也
发电要求以王芝祥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但袁的许诺，如前所述，
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
祺瑞充任。因此，当5 月26 日王芝祥到京，冯国璋、王占元等十余人便于
27 日联名上书袁世凯，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委任王芝祥督直“绝不承认”，
“且极愤懑”。他们说非有“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
所仰望者，难资镇慑”。③袁随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
宣慰使，并针对直隶各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令国务院致电署理都督张
锡銮，不准各界“随意迎拒”。唐绍仪认为政府不能因军队反对，失信于民，
力图挽回。不料袁竟无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
的规定，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的权力表示十足的
轻蔑。唐绍仪再也无法忍受了，遂于6 月15 日出走天津。
唐出走后，袁世凯一面派梁士诒、段祺瑞等人，先后到津作了一番虚情
假意的挽留，一面开始筹组新的内阁。
唐内阁垮台，激起了同盟会的强烈不满。同盟会本部致电驻沪机关部，指出“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陈其美质问袁世凯：
“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
益，即更举总统可也。”①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南方各城市一片谴责声，
公开揭露袁世凯摧毁内阁，欲实行“拿破仑之目的”。
但是，同盟会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袁世凯把持权力早已堵塞了通往责任
内阁制的大门，而只是从内阁的组织形式，探寻唐内阁倒台的原因。同盟会
本部致上海机关部电中，即把袁世凯剥夺副署权和熊希龄的“独断专行”、
混合内阁不能保持阁议一致的“弊端”，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最后归结为：
“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
任内阁“徒托空言”。②6 月20 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等四人
代表同盟会见袁世凯，更明确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着进
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
因此，“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③即使抨击袁世凯
最猛烈的戴季陶，也认为“唐内阁之倒，则倒于党见混同；假使唐内阁而纯
为同盟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剧”，并提出“欲救中国危亡，定政
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
④为此，6 月28 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
内阁”⑤，同时作出同盟会员不得自由加入“混合内阁”等规定。
同盟会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干涉，而发
挥它的正常作用，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则又具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首先，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相信它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
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蔡元培就
满怀信心地说：“本会但本从前革命精神极力做去，政党内阁主张终有达目
的之一日也。”①同时，同盟会宣称它主张政党内阁就是为了“革除社会专制
思想”、“养成政党习惯”和“引起人民政治兴味”。②这不啻是向全社会树
起了一面坚持共和、反对专制的旗子。
其次，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针对袁世凯坚持混合内阁而采取的对策，
具有明显的排袁意义。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
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他说：“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
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
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③断然表示
在他任总统期间，决不容政党内阁出现。同盟会针锋相对，坚持政党内阁主
张，本身就意味着对袁世凯不信任，企图通过“政党内阁”进一步加强对袁
世凯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杨度曾说得很明白：政党内阁的主张虽“云根据
学理”，实对袁世凯“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二 陆徵祥组阁风潮
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阻止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计划二次内阁“一
切照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①关于国务总理，
他最初放风说由徐世昌担任，因遭到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的反对，后转而属
意陆徵祥。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又字子兴，是清末一个长驻国
外的外交官。武昌起义爆发时，任驻沙俄公使，受梁士诒策动，曾联合一些
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因而得任唐内阁外交总长。他表面上无党无派，
实际上一切听命于袁世凯。所以袁认为由他担任总理，既可达“超然总理混
合内阁”目的，又能随意操纵，并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陆起初尚犹豫，
袁答应“代负责任”，陆方欣然应命。②6 月29 日，经参议院多数通过，袁
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各国驻京公使纷纷致函称贺。
同盟会同意陆徵祥任总理，但对组织超然混合内阁抱抵制态度。6 月28
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议决阁员全部退出内阁。7 月1 日，再次
召开会议，强调“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会员皆不得自由加入，务使本
会主张先后一致”。③同盟会这一行动，打乱了袁世凯企图利用同盟会为他继
续装点门面的如意算盘。因此，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等同盟
会阁员，遵照党议到总统府向袁提出辞职时，他并没有立即同意，甚至说“我
代表四万万人民留君”。蔡等当然坚辞，蔡并针锋相对回答说：“元培亦对
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①7 月10 日，他们又联名致函陆徵祥，声明从
即日起概不到院，从14 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袁无奈，只好批准蔡等四人辞职，
但仍继续物色同盟会员入阁。
袁世凯认为孙毓筠、胡瑛、沈秉堃三人既有同盟会籍，且“所持主义稳
健”②，打算拉他们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和工商总长。同盟会听说后极为愤慨。
宋教仁发表谈话说：“袁世凯此举，系一种逼奸政策。”③同盟会本部一面派
魏宸组劝袁打消此念，一面于7 月14 日召开会议，作出孙、胡、沈三人不得
参加内阁的决定。然而，袁世凯除将胡瑛换成王人文外，仍执意拉孙毓筠、
沈秉堃入阁，而且不出袁所料，还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该党表示“以大总
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④为保证参议院顺利通过袁世凯所信
任的人选，共和党还极力拉拢统一共和党，许诺将支持位置该党的参议员为
国务员。⑤在共和党的引诱下，统一共和党为使殷汝骊、谷钟秀、吴景濂等人
进入内阁，遂与共和党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这样就给同盟会限制袁世凯
的正义斗争蒙上了一层党争的色彩。
7 月18 日，袁世凯派陆徵祥到参议院要求通过所拟阁员补充人选。他们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教育
孙毓筠。同盟会本来不同意混合内阁，自然反对。统一共和党原抱入阁希望，
现竟无一人，自知受了共和党愚弄，同样愤愤不平。而共和党部分议员也认
为陆徵祥演说“言词猥琐”，不配做总理。于是，陆演说后，同盟会、统一
共和党当即于投票前“先提出不信任总理问题”。袁世凯闻讯，急忙致函参
议院，提议暂缓投票。次日，参议院讨论投票与否，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
袁函非正式咨文，不予承认，坚持投票。结果，袁所提六阁员，一律被否决，
并演成全国性的政治风潮。
陆徵祥于六总长被否决后，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
职。袁则“仍持极端的超然内阁主义”，宣称：“无论如何，总不能改我此
项宗旨。”①他先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指责参议院“挟持党见，故作艰难，破
坏大局”②，继邀各党派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大谈内政、外
交危迫，要议员化除成见，协力挽救“国家”。接着，他又将参议院否决阁
员情况通电各省，煽动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扞格”，“但有转圜
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③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心领神会，随即纷纷发
电，攻击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只知有党，不知有国”，要袁“将提出各员
仍交该院再付表决。如其不知自反，一意把持，惟有先行派署，以专责成”。
④章炳麟也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
以待危亡”。孙毓筠则写信给袁世凯，表示“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
湖北四镇统制邓玉麟等甚至声称要以武力相对待，表示“虽受破坏立法机关
之痛骂，亦所不计”。⑤袁世凯见逼迫参议院就范的舆论已初步形成，遂乘势
于7 月23 日向参议院提出二次阁员补充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
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
为使所提二次阁员通过，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向参议院、同盟会及统一
共和党进一步施加压力。仅24 日一天之内，他们便抛出《讨议员谷钟秀、吴
景濂、殷汝骊等布告》、《忠告参议员图》、匿名传单各一件和“健公十人
团”恐吓信一百零三封。参议院守卫长也于是日称病请假。25 日，北京军警
联合会再次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如不通过，就请袁世凯下令解散参议院。午
后2 时，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
处处长陆建章等军警要人，又于安庆会馆“招待”参议员、新闻记者及政界
各员，声称“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
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①与此同时，共和党也不顾7 月19 日有该党和共
和建设讨论会部分议员投票反对袁世凯所提六阁员的事实，将否决六阁员的
责任全部推到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头上，通电攻击两党有意陷国家于无政府
地位。
对于袁世凯以军警威胁参议院的行径，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起初也进行
了一定的揭露和抵制。特别是统一共和党曾召开会议，决议对陆徵祥“绝不信任”，并发表声明说：国务员任命由参议员同意，为《临时约法》所规定，
“否认同意权者，是否认约法；侮蔑同意权者，是侮蔑约法”；本党议员行
使“同意权”，正是为“保民党之精神，洗官僚之陋习，持稳健之政见，谋
真正之共和”。②共同的斗争，还使两党开始了谋求组织上的联合，但是毕竟
没能经得起袁世凯的武力威胁。7 月26 日，参议院投票表决二次阁员补充名
单，两党多数议员都屈从袁的压力，投了同意票。结果，除蒋作宾外，其余
五名阁员均获通过。实际上，二次阁员人选并不比前次好些，竟能获得通过，
连袁世凯都感到意外。这说明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多数议员都把维护个人
的地位放在了首位，当他们的议员地位与“党见”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牺
牲党见”以换取个人的议员地位。袁世凯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个弱点，采取
由武装军警施加压力的办法达到了他的目的。
此后，以谷钟秀为首的统一共和党议员，为了挽救参议院表决的失败，
在部分同盟会议员的支持下，提出弹劾陆徵祥失职案，指责陆负有军警干涉
议员行使“固有权利”的责任。这当然只是隔靴搔痒，但即使这样，也很快
又在袁世凯的破坏和共和党的抵制下，改成了“质问案”。
以上事实说明，陆内阁风潮实际上是唐内阁垮台后，同盟会为反对袁世
凯破坏责任内阁制的又一次重要斗争，是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与同盟会维护
民主共和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惜，同盟会当时还不懂得议会斗争必须以武
力作后盾，因而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反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

海鸥

三 张振武被杀事件
在唐绍仪内阁和陆徵祥内阁风潮中，同盟会领导人为了民国政局的稳
定，尽量保持克制。但是，袁世凯并不以取得的权势为满足，也在寻找一切
机会，分化、瓦解和打击革命党人。1912 年8 月15 日夜，武昌起义重要将
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突然下令捕杀，就是一桩典型事例。
张振武（1870—1912），字春山，湖北竹山人。他于1911 年6 月在武汉
加入共进会，后参与武昌起义的指挥，并于起义成功之后，出掌湖北军政府
军务部。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
反对军务部为口实，先后将孙、张和蒋翊武解除军务部职务。当时，张振武
虽然与孙武一起组织了拥黎的民社，但张实际上瞧不起这个被枪杆子逼出来
的副总统。他对自己被无辜排挤出军务部非常不满，曾让人向黎元洪要求留
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因而引起了黎元洪的忌恨。
袁世凯对于首义地区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何况黎元洪是他在南方最重要
的同盟者，利用黎打击革命党人，正是他的重要策略。但黎毕竟不是北洋系
军人，而且还担任同盟会协理，如何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也是袁所要考虑的
问题。于是，他接受参谋次长陈宧献策，利用湖北内部的矛盾，玩弄阴谋诡
计。陈宧跑到武昌，私下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指孙武、蒋翊武、张振
武），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
殊有益于副总统也。”①调虎离山，正合黎元洪的心意。
1912 年5 月间，“三武”先后奉召北上，由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
②官的虚衔。但张振武对此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
官耶？”②还两次向袁世凯递屯垦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
先委他为蒙古屯垦使，当他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便不加理睬了。张一气
之下，竟不辞而别，于6 月中旬返鄂，然后凭借自己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
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
元洪对张振武的返鄂很是忧虑，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手中一直掌握着
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一
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袁世凯对黎、张之间的矛盾非常注意，殷殷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商议
国事。黎元洪也赠与张路费四千元，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
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①在袁、黎的哄骗推拉下，张振武于8 月上旬随刘
成禺、郑万瞻等人又来到北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
张振武这次进京，实际是钻进了袁、黎预设的圈套，但他却毫无戒备。8
月14 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
维大局”。②15 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又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
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敷衍。10 时左右，酒阑人
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当途经正阳门时，段
芝贵即指挥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
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也在金台旅馆被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
分局。16 日凌晨1 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
中六枪毙命。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③
方维也同时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知事态严重，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
16 日凌晨3 时，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然而，陆建章淡
然告诉他们已经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
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殷祺瑞副署。面对这令人震惊的突然事变，孙武默然无
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④请张进京的民社派郑方瞻、
哈汉章感到他们坑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他们一夜未眠，早晨8 时又前往
总统府质问，但不得要领。旋至哈汉章家会议，准备采取政治行动。
袁世凯对张振武案，故意不事张扬。军政执法处仅于8 月16 日在金台旅
馆门首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所发的军令，算是向各
界宣布了这一事变。黎元洪在密电中，以十分含混的措词，指控张振武：“怙
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
振武暗扇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
轨（指所谓的三次革命）。”①袁便根据这份不足征信的电报发布命令，残杀
了这位参与创建民国的革命志士。但事后，他又命令以大将礼厚葬张、方，
并赙赠三千元，企图安抚因张振武被杀而感情受到伤害的人。
②当然，权术是压制不住人们的愤怒的。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内的民社派
人，民社派首先发难。他们以参议院为中心，与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8
月18 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
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②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
（按惯例，质问案直接送交政府，不在院内讨论），刘成禺首先登台，愤怒
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
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
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
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③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上，
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参议院虽然提出了弹劾的问题，但却无法通过。当时共和党方面，民社
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态度激昂，主张弹劾；而共和党
的非民社派分子，只是因为不敢开罪于民社派而随声附和，他们支持袁世凯
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并无改变。在同盟会方面，虽然个别议员言词比较
激烈，但他们同张振武的个人感情比较疏远，多数人只是着眼于改组政府，
希望乘内阁无能，行将倒台之机，推宋教仁出面组织政党内阁，然而他们并
不敢冒推翻袁世凯的风险。因此，参议员们都用循规蹈矩来掩饰他们的怯懦，
首先在提出弹劾案的问题上就表现迟疑不决。张伯烈说：“本院以人数不足，
终不能擅提弹劾案，以蹈于非法之举动。”①的确，参议院陷入了这样的矛盾
中：为了维持约法，必须对违法的政府提出弹劾；而提出弹劾，根据约法规
定，必须有总员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即95 席）出席，但参议院自开院以来，
从来就没有那么多议员出席，因此限于规定，又不能提出弹劾案。结果是，
守法的参议院，却不能根据约法制止政府违法。
但是，袁世凯历来不把这个怯懦的参议院放在眼里，他抓住参议员们害
怕动乱的心理，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闪烁其词地说：“查此案情节重大，因
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
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②
实际上，他是用所谓“暴民政治”的阴影吓唬胆小的参议员，并暗含扩大事
态，株连革命党人的用意。参议院受到藐视，气愤之余，不得不决定于21
日下午开秘密谈话会讨论提出弹劾问题。
参议院的所谓弹劾，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只主张弹劾
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双方在细节问题上扯皮，对真正的罪魁祸首袁世凯反
而轻轻放过了。参议院所要提出弹劾的国务总理陆徵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
儡，他在张案发生之前，就因政务困难，托病住院治疗，与张案毫无关系，
风潮掀起后，无须弹劾案成立，他就主动提出辞职了。然而，就是这样可怜
的、不触及根本的政治行动，袁世凯也蓄意要让它流产。
袁世凯首先运动共和党中的前清立宪派分子，让他们“出为调停，冀得
平和了结”。这些人劝告民社派说：“如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出于解散
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①经过幕后的密议，本来就支持袁世凯维持秩序的
民社派开始退缩。就在参议院开秘密谈话会的当天，即21 日下午5 时，袁世
凯又礼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郑万瞻到总统府面谈。袁
首先虚伪地向他们表示了对张振武的钦佩，表彰了张在武昌起义中的功绩，
然后逼问民社派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
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
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袁以治乱相问，
竟使鄂议员难以对答。于是，袁向他们表示歉意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
杀之之手续亦不完全耳。”②他这一席话，使民社派终于软化。此后，民社派
竟在参议院中大呼起“维持大局”来了。
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则唯恐国家重陷动乱，因而不愿
和袁世凯决裂。他们把张、方案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黎元洪，于8 月22 日宣布
革去黎元洪协理，并予除名。但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激烈派却主张“以武
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③稳健派对于党内的所谓“轻躁之士”的
这些言论，十分忧虑，他们责问说：“今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
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
他们并一再强调：“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于法律问题之
内。”①孙中山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的行动表明，他也不支持激烈派
的主张，依然在谋求与袁世凯合作建设民主国家。因此，激烈派的主张，暂
时还得不到党内的普遍支持。
8 月28 日，拖延了一个多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开议。这件《弹
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四人提出，
同盟会参议员陈家鼎等八人连署。该案仅指责陆徵祥、段祺瑞“辅佐乖谬”②，
使总统违法，要求袁世凯免他们的职，丝毫未涉及张振武案的阴谋。与此同
时，刘星楠还提出了《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指责黎
“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③，要求政府查办。然而，这两个不中
要害的提案，在提交参议院时，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徒然激起共
和党、同盟会议员间的无谓冲突而已。张振武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张案风潮，
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歧；在参议院内部，则加剧了共
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使号称民国立法机关的参议院，更加信誉扫地。袁世
凯、黎元洪坐享渔人之利，实际的政治收获，大大超出了他们原先的估计。
四 南京留守府与南方裁军
1912 年3 月31 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按照4 月13 日公布的
《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
面之责”①，表面上似乎权力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②，这就是
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的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想借黄兴之手，来裁
遣南方军队罢了。黄兴就任后，即通电表示：“顾念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
方现时军队起见，原系暂设。兴此心尚存，亦诚恐遽将经手未完事件均置不
顾，或于大局转致违碍，负我同胞。惟有暂羁将去之身，勉随诸公之后，藉
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当归息林泉，以遂初志。”③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编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
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
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丽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 月11 日南京
兵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的想法。这天夜里，黄兴正在上海与
唐绍仪商议要事，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
桥一带抢劫。待12 日天明黄兴回到南京时，驻宁各军已及时镇压了兵变。黄
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变兵被判死刑者达二百多名。这一事件使黄兴懂
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因而加紧裁遣军队。在兵变后的一个月内，除将
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
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
尽管如此，反对派还在落井下石，横加攻击。他们诬称南京留守一职妨
害统一，指责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陈宧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
国即号称统一。”①虽然，同盟会内确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职看成保存实力
的手段，但黄兴本人则一直打算功成身退。他虽然对袁世凯排挤、打击、分
化同盟会的种种手段不无愤慨，但却缺乏整军经武、备战应变的思想。在他
看来，“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②何况中
国再也受不了破坏的震荡，“倘再经一次破坏，波兰、埃及岂可免耶？”③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黄兴面对着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和反对派的攻击，就索
性洁身明志，正式提出辞职。5 月13 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准予即行
销职”。他表示：“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
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
甚非兴爱国之本心也。”④
与此同时，黄兴对于江苏驻军的裁遣整编事宜作了规划，准备于两月内
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
归山东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为了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
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
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又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
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
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
师部，解甲归田。至6 月初，裁遣军队已达七、八万人。但是，时局仍有隐
忧，不能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于是，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
②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
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
员”。①然而，一方面号召爱国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基干部队，引起了军
队中的思想混乱和不满情绪。结果，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
的团长何遂撤职。因此，当留守府结束时，有限的应变工作并没有完成，致
使裁军整编不仅削弱了军队数量，也挫伤了军队士气，更谈不上提高战斗力。
袁世凯表面上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北京
政府与银行团的垫款合同成立后，袁世凯即于5 月18 日电告张謇准备裁撤留
守府，拟派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赴宁与黄兴面商善后，要张即日面商江苏都督
程德全，考虑江苏方面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因病仅以密电转告程。程
得悉袁拟裁撤留守府后，即电告袁世凯，黄兴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
思想，要袁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军队猜疑。他建议：“可否密谕蒋次长，
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②于是，
袁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赴宁。
蒋作宾抵宁后，向黄兴出示了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黄兴本来就主
张提倡国民捐以抵制列强的野心，他获悉合同的严酷条件后，即通电表示强
烈反对，并且与财政总长熊希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黄兴既然拒绝银行团
借款，自无法再向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要钱，军饷问题当然更无法解决，于
是不得不坚决要求辞职。蒋作宾与程德全商量后，都不赞成他即时解职，决
定由蒋电袁要求拨款。袁世凯虽然同意请黄暂时维持，但除垫款外根本拒绝
拨款。蒋作宾不得不电商程德全，请他来宁接收留守机关，以便获得中央军
费，抚绥充满危机的军队，黄兴也荐程自代，程最后同意了蒋的办法。袁世
凯遂于5 月31 日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
即取消。”①
同盟会许多人，对黄兴消极引退是不满的。他们批评黄兴说：“若必辞
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②陈其美亲由上海赶到南京，
劝黄留任，并加紧活动，力求控制江苏。在他的主持下，苏州革命党人柳承
烈等组织“洗程会”，准备策动先锋营发难，推倒程德全，举陈为江苏都督③，
惜事机不密，为程德全所破。同盟会老将谭人凤为挽救不利局面，特于6 月
4 日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同盟会南京支部
也相继采取同样步骤，要求任黄兴为苏督。但此时程德全的地位已无可动摇，
他于处理苏州洗程会事件后，即赴宁接收南京军政事宜。6 月14 日，黄兴通
电解职。南京临时政府残存下来的军事指挥中枢，从此宣告结束。革命党人
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肢解和分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当时，由于全国尤其是南方，兵多饷绌，秩序混乱，袁世凯利用裁兵来
削弱南方军事力量，有着正当的理由。他在5 月间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说“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俱须从遣散军队下手。”①北京政府成
立后，就一直在规划整理、裁遣军队事宜。6 月中旬，参议院多次召开秘密
会议，讨论整理军队问题。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席说明政府裁军计划。他
说：“今于无标准之中定一标准，即姑以各省原有之军额、饷额为依据，越
于原额之兵裁之，越于原额之饷节之。如因实际不得不增于原额者，由该省
都督叙明理由，经财政、陆军、参谋三部允准，亦可酌增。”②就是说，南方
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军队大都要裁遣。对袁世凯这一阴谋，多数人不甚了
然，参议院就抱支持态度。只有少数同盟会急进分子保持较清醒的头脑，他
们“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
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③但一则当时调和妥协空气浓厚，二则袁世凯“添兵”
尚在秘密进行，三则南方各省财政更加困难，军队事实上无法维持，所以也
只好相继自行裁遣了。例如广东，到1912 年6 月初，陆续裁兵十一万余。江
西李烈钧则通电称：“任事以来，首施此裁军节饷政策。”④于4 月底接任安
徽都督的柏文蔚，也表示“以裁兵节饷为第一要义”。⑤袁世凯政府当时缺乏
经费，大借款尚未成立，实力不足，除从政令、舆论上督责南方尽量压缩编
制外，对操纵南方各军尚力不从心。所以，各省对军队裁遣事宜仍拥有相对
独立的权力。唯各省政情不同，裁军的方针方法也不尽相同。
程德全接收南京留守府后，按照黄兴所定裁军计划“节节实行”。①7 月
底，陈其美被迫辞去沪督职务，军队交程接收。8 月1 日浦口第一师兵变后
不久，柏文蔚将一、九两师也交程。程依靠中央财政接济，大事裁遣，至1912
年底，除扬州第二军及第八师外，苏属军队实存不满四万。1913 年初，又整
编为三师二独立旅。清江十九师原拟裁遣，因剿匪需要，暂于保留。为稳定
局势，程德全除以亲信章驾时任驻苏州的第二师师长外，仍以革命党人章梓、
冷遹分任驻南京、徐州的一、三师师长，并拒绝了陆军部重用张斯麐、尹同
愈、朱志先等人的要求。他认为：“此间军官党派之意见尚小，留学生与非
留学生之意见甚大，⋯⋯夫此数子者，非谓其竟不可用，但用以与军队对抗，
致酿风潮，则殊觉可以不必。”②江苏各派相持局面得以维持的原因，就在这
里。
湖北则不同，它是首义之区，军队本来就多，加上位置起义有功人员，
1912 年3 月间军队编至八镇。黎元洪又竭力扩大一己权力，排挤、打击革命
党人，致使军队风潮迭起，政治性暴动屡屡发生，裁军进展不快。陆军部允
湖北保留三师，因困难重重，不得不求编五师。黎本唐写信给蒋作宾说：“湖
北自去秋倡义，军队甚为复杂，历经裁汰，尚剩八师，兵士虽不足八师之额，
而官佐则额数皆备，且又全系出力人员，目前拟归并五师，尚多掣肘，如三
师则更困难矣。”③黎元洪也电京力争。由于湖北军队风潮愈演愈烈，革命党人一批批地倾向倒黎，黎元洪决心将旧有军队全部勒令退伍，另行征补，编
组三师。他一面依靠客军黎天才的江南留鄂第一师维持地方，一面于1913
年4 月4 日致电袁世凯，“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①，引狼入室。
湖南辛亥后兵额增至五师二旅，经费支绌，发饷维艰，且军内派系林立，
互相倾轧，使谭延闿一筹莫展。但谭与革命党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6 月间
他派人与黄兴商量裁军，得到黄的支持。黄原主留二、三师以备缓急，但谭
认为：“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
善。”②程潜主张每师留二营，作为成立新军的干部，也未予采纳。由于缺乏
裁军的监视部队，谭致电袁世凯请王芝祥赴湘协助，得到袁的允许。谭又电
请王带兵入湘，以资镇慑。时驻南京第八师旅长赵恒惕与八师其他将领不和，
待王芝祥南京事务结束，遂率八师陶德瑶团以返桂为名，于8 月底随王入湘。
谭延闿由于得到革命党人的赞助，又优给退伍年金，遂于9 月间将五个师顺
利裁遣，仅留剩余兵队及旧巡防队一万一千余人，编为守备队四十八营，分
全省为六个守备区，只赵恒惕所率一团扩编为一旅。
广东自胡汉民复任都督后，军权仍掌握在陈炯明手里。胡、陈虽同属革
命党人，但屡生摩擦。循军③改编的陆军，“品格不齐，年龄不合”④，缺乏
战斗力。裁余民军则改编为警卫军一百零四营，属地方警备队性质。南京留
守府裁军时，驻在江苏的粤军两师，由军长姚雨平电商胡汉民，拟回粤驻防
高州、廉州一带。但陈炯明私心太重，拥兵自固，横加阻挠。姚雨平遂与部
下相商，全军解散。姚保存的训练有素的炮兵一营，回粤后也为陈派兵缴械。
北伐粤军系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如此率尔解散，殊为失策。陈炯明于1912
年12 月3 日由袁世凯任命为广东护军使后，继续主持裁遣军队达十二、三营
之多，而陆军二师一旅“合计逃亡、死伤、退伍，缺额已逾半数”。①
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将第四师及张汇滔旅（淮上军，寿州起义部队）
归属安徽，柏所部葛应龙旅也早经孙中山命令调皖。一、九师归江苏后，柏
答应由安徽补助江苏军饷。这一切引起了安徽士绅的强烈反对。段祺瑞因是
安徽人，在安徽军界影响较大，他派得意门生吴中英出任安徽军政司长。吴
排斥革命党人，与淮上将领屡起冲突。柏文蔚所受压力较大。陆军部定皖省
为一师一旅，柏于1912 年8 月30 日解散第一军，仅留军长名义。至10 月间，
为安置军官，暂定为二师一旅，士兵实数则为一师一旅，先后裁汰三万余人，
取消官长二千余人。10 月后，袁政府拨款五十万元，要柏继续裁并。至1913
年3 月编裁完成，原皖军归并为一师，由淮军宿将胡殿甲之子胡万泰任师长，
而将第四师缩编为一旅，驻军临淮。柏的实力，严重受损。但柏文蔚顶住了
陆军部要他裁遣淮上军的压力，将淮上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