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道

若参之以《韩非子·显学》中有关“身”与“寿”的议论，则更能清楚地看到这两个概念的差别：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今上尊贵轻物而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尽管在言及“保身”思想时，必须要考虑到杨朱学派的影响，以及《庄子》外篇、杂篇的一些内容是否出于后学之手等问题，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无论是道家的“保身”还是杨朱的“贵身”，原本都是对人生价值观的阐发。至于说杨朱后学与道家后学如何将这种身与天下孰轻孰重的价值观念改造成清心寡欲、长生久视的养生理论，则将在后面讨论。

二、道家本旨与“养生”

“养生”一词，首先见于道家经典《庄子》一书，这也就是后来有人认为养生学源于道家思想的原因。但是，《庄子》一书中先后三次出现的“养生”一词，基本上都不具备后世使用这一语词时所要表达保养身体、促进健康长寿的概念。

首先，在《内篇·养生主》中，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问题，引出一段“庖丁解牛“的故事。文惠君在听完庖丁讲解何以“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道理后说：“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意即领悟到了如何轻松自如地治理天下，而不必再像尧舜那样“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归法度” [15] 。

其次，在《外篇·达生》中再次提到“养生”的问题：“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这里，“养生”几乎可以看作是“驭民”的同义词。然后以单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和张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二人亡故的故事来说明治世不可偏执一端的道理：“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最后，在《杂篇·让王》中亦涉及到“养生”二字：“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这一节紧衔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保身”若干事例之后，所言“完身养生”虽然表达了生命重于名利的思想，却没有后世所用“养生”一词的固有含义。

总之，由于先秦道家思想所强调的“道”含有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所以“无为”的本意是要人们顺应自然，不做违反自然的事。人类及其他一切生物，与无机物一样，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因而不论是人的躯体（生命），还是人类的社会秩序也都要顺应自然，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经世之道。“养生”一词在这里是概括从“无为”到“无不为”之间的具体方法，因而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论说治国、驭民、保身的各个方面。如果能够注意到在《庄子》一书中，对于与肉体寿限有关之事，多以“养形”名之，则不难体会“养生”的“生”字，主要是指人类的社会秩序，并不是就生命（形体）本身而言。

对于先秦直至西汉前期道家思想体系实质的把握，实在不应忘记《汉书·艺文志》的评语：“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虽然道家与儒家的治世之学相互抵触，然其本质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16] 而已，切不可将道家思想仅仅理解为纯属消极“出世”的学问。

三、“养形”之术

正如前引《庄子·外篇·天地》中所言：“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对于死亡的恐惧和长寿的希求，乃是人类的本能，而当人们力图通过某些手段与方法去有目的地实现这一愿望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养生之术。如同文化与文明的任何其他表现形式一样，养生之术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构成文化与文明的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出发，则不必要也不可能深究养生之术究竟起源于何时，养生思想与行为的产生是十分自然的，完全不需依赖任何思想体系或睿智哲人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