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

（二十七）朱子之四书学
　
　　以上略述朱子之经学，以下当续述朱子之四书学。

　　在宋代理学家心中，四书学亦即是经学，而四书地位，尚尤较其他诸经为重要。首先提出四书而赋以极崇高之地位者为二程，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亦无不可。

　　《大学》是否当分经传，其所谓经，是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所谓传，是否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否为子思所著以授孟子。古代儒家传统，是否乃是孔曾思孟一线相承，如二程之所言，朱子之所定。此皆大有论辨余地。但四书结集于程朱，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实已越出在五经之上。而读四书，则必兼读朱子之《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已定为元明清三代朝廷之功令。据此事实，朱子四书学所影响于后代之深且大，亦可想见。本章则只略述朱子完成此四书集注与章句之经过。

　　朱子有言：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此一条，即已把宋以下之孔孟并重代替了汉以下之周孔并重，把四书地位来代替了五经地位。换言之，乃是把当时之理学来代替了汉唐之经学。所谓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据上述朱子经学一章，已可明得其大概。至谓语孟工夫少，得效多，此语似更易明白，不用多讲。但朱子一生所用于语孟之工夫实不少。较其所用于五经者，实更多出百倍。朱子乃是效法汉儒经学工夫而以之移用于语孟，逐字逐句，训诂考据，无所不用其极，而发挥义理则更为深至。我所谓朱子乃给经学与理学而一之者，亦于此益见。盖朱子之四书学，乃是其理学之结晶，同时亦是其经学之结晶。朱子以前之理学家，其说语孟，多是以孔孟语作一起头，接着自发己意，缺乏了一种经学精神，其势将使理学与儒家传统脱节，亦如先秦诸子之自成一家而止。朱子四书学，重在即就语孟本文，务求发得其正义，而力戒自立说。而后孔孟儒家大传统，得以奠定。此即是一种经学精神。然在朱子语孟集注学庸章句中，终不免有许多自立说之处，此乃是一种理学精神。故曰朱子之四书学，乃是给经学与理学而一之。使经学益臻于邃密，理学益臻于深沉。

　　朱子年十三四时，即从其父松韦斋获闻二程说语孟义。至年三十四，成为《论语要义》一书，是为朱子四书学之最先著作。先乃遍求古今诸儒说，合而编之。后则独取二程与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而曰毋牵于俗学，毋惑於异端，此为朱子独遵二程以求孔孟大义之第一步。

　　至朱子四十三岁，又成《论孟精义》。此书仍如《论语要义》，独取二程及其朋友门人凡九家之说。惟由《论语》扩及《孟子》，又改要义称精义。然当注意者，朱子至其时，仍只采前人说，不自立意。又于二程门下诸家，谓其浅深疏密毫厘之间，不能无少异于二程。然又谓读语孟，不可便谓其所收诸家精义都不是，都废了，须借它做阶梯去寻求。此时朱子在大体上，仍是从程门上窥二程，从二程上窥孔孟。惟于程门诸儒，已渐悟其有失师旨。

　　至朱子四十八岁时，《论》《孟》集注《或问》成书。此时，朱子已认《精义》中说得没紧要处多，故只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至是而朱子始自出手眼，尤于二程门下诸家说多所摆弃。

　　《或问》中于诸家说多有驳正，为恐使学术风气趋于轻薄，故不以示人，独在其门人间私相传录。但其后《集注》屡有删改，《或问》不及随之不断增修，故遂中止。今于朱子四十八岁后《集注》之不断删改，与其对诸家之续多驳正处，只有读《语类》，尚可窥寻其一二。

　　前所收之精义，至朱子五十一岁时，又改称为要义。盖至其时，朱子已见所收精义未必精，而仍不要都废了，故又改称要义，乃与其三十四岁时作为《论语要义》时取名要义之意又不同。盖先之称要义，表其重视。后称精义，表其更重视。后又改称要义，则表其不复如称精义时之重视。反复之间，却可表出朱子学识思想之与年而俱进。

　　今再综述此一番经过，其先为《要义》与《精义》，皆是一依二程为主，而旁及二程之朋友与门人者，最多只九人。嗣为《集注》，乃始自出手眼。其《论》《孟》集注与其《学》《庸》章句之最后定稿，征引诸家，自汉以下凡五十余人。专就《论语集注》言，亦有三十余家。较前为《精义》时增出甚多，此是一大转变。又其引诸家，或因其说有病，而加增损改易，非其本文，此已不得专以会集诸家视之。又有同时引两说，因其皆通，故并存之，惟每以列前者为稍胜。又于注下用圈，圈下复有注，则多认为是文外之意，只于正文有发明，或是通论一章意。其价值自不如圈上之注为正式阐明孔孟本旨者之更重要。而所引二程说，亦多列在圈下，此是朱子亦不认二程说为尽得孔孟之本旨与正义也。故朱子又自说：

　　集注乃集义之精髓。

　　集义乃是精义要义之最后改名。此时乃既不称精，亦不称要，只称集义，则只是集此诸家之说而已。自有理学，伊洛以来，谈孔孟义之诸家说中，《集注》则为其最后之精髓，此为朱子之自负语。盖至其时，朱子乃始自信能直从孔孟阐孔孟，与以前之必从二程上窥孔孟者有不同。

　　朱子又曰：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

　　此在两汉经学诸家中，似乎亦无人真能如此用心。

　　又曰：

　　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失落下去。圣人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顺他去，如今方见分明。

　　此乃朱子六十一岁时语。其先是从伊洛诸儒语中求孔孟，至是乃从孔孟自己语中求孔孟，又仔细从一字一字上求，要如在秤上称，不高些，不低些。自说到今时，方略见得道理恁地。但朱子自六十一岁后，《集注》《章句》尚是不断修改。至六十八岁时又说：

　　今年颇觉胜似去年，去年胜些前年。

　　是年元旦，朱子在其藏书阁下东楹书曰：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庆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据此楹书，可以想见朱子当时之心情，上追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而重见古圣人之大义，此其踌躇满志为何如。而《集注》《章句》，此下仍是不断有修改。但朱子又说：

　　三十年前长进，三十年后长进得不多。

　　此是朱子六十九岁时语。三十年前，乃是朱子从童蒙初学直到《论语要义》成书，而又转步走向《论》《孟》集注、《学》《庸》章句路上来。此时立基础，开识见，逐年长进。三十年后，乃是《论》《孟》集注成书，而一路一字一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常如在危木桥上行去，一失脚便落下，故谓长进得不多。朱子此条语，或可说在当时，并不专为其四书学言，然四书学乃是朱子毕生学问一主要骨干，以此说朱子此条意，应无大误。朱子先又曾说五十后长进不多，五十后正是《论》《孟》集注初稿完成后两年，故知此数条主要皆是指此一事言。

　　朱子又说：

　　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仔细读得圣人之书，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圣贤已死，又不会出来和你争。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钱。今之学者正是如此。

　　此为朱子最晚年语。其时理学风气好自立说，而多错解古人意，朱子譬之如贩私盐汉。其目为《四书集注章句》，则正是要为圣人来争此道理。又说：

　　中庸难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

　　又曰：

　　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底甚多，虽伊洛门人亦不免。

　　朱子于经学，不欲尽量发疑，恐倒了六经。其于四书学，亦不欲尽量驳难当时诸儒说话，恐使学风转薄，其实亦恐将倒了理学。理学与经学之主要集中点，应在能发明孔门义理。朱子四书学，正是在此一目标上努力。再细论之，朱子于四书，惟于《论语》一书无间然，于《孟子》《学》《庸》三书，亦尚时有所评隲。惟今读其《集注》《章句》，似是只将古人言语重述一过，无己见，无创论，在朱子像是仅作一引渡人，只教人对此四书，一字一句，明得其意义所指而已。然而碎义与大道并呈，圣言与己见交融，苟非细参，实难深解。若更能进而遍读朱子之文集，又先之以《或问》，继之以《语类》，可以见其锱铢必较，毫厘必争，曲折递进之经过。并有同一条注文，二十余年来，屡经修订改易，即今可考，有达于四五次以上者。直至其临卒前三日，尚修改《大学·诚意》章注，此则为人人皆知之事。

　　然朱子为《四书集注章句》，虽常戒人要一依本文正义，勿下己意，而朱子本人亦明明多自下己意处。如《论语》得罪于天无所祷也，《集注》天即理也四字，明属朱子意，非孔子意，已在前说过。又如《大学》，《格物补传》一百三十四字，朱子自称是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实重要处仍是朱子意，非程子意，此亦在前论过。又如《论语》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一语十字，此在文字上似无难解处，而《集注》花了一百三十七字来解此十字。此非自发己见而何？然朱子为此一百三十七字，几经曲折迂回，大段改动可考者有四次，此外尚有改动一二字一二句者不计。至其费了几许文字言说，散见于《文集》《语类》，来对此十字所涵蕴之义理作发挥，作辨难，更是不计其数。

　　即就上述三事言，此皆当时理学上重要问题所在。理学兴起，本为复兴儒学，并亦极多新义。而流弊所及，大家竞创新义，不免于孔孟大传统精神时有走失。朱子四书学主要工作，乃在发明孔孟精义，而使理学新说与孔孟精义紧密贯通。其《集注》《章句》中，所包理学新义极丰富。朱子亦屡言，程张所说，有为孟子所未曾道及者。朱子仅求以理学来扩新儒学，却不喜理学于儒学中有走失。所谓扩新与走失，则亦一衡之于义理之至当，非是孔孟所未言，即认之为走失。故朱子之四书学，一面极富传统精神，另一面则又极富创造精神。凡属理学新义之有当于创造性者，朱子亦已尽量纳入其《四书集注》与《章句》中。凡朱子认为于孔孟大传统有走失而无当于创造性者，虽程张所言，亦不阑入。或则仅收于圈外，不列入注之正文。使读者辨别其虽有发明，而非本义。故其《集注》与《章句》，实乃朱子自出手眼，确然成为一家之言，纵谓皆是朱子之自出己意，亦无不可。惟朱子自认其一家言，于孔孟大传统有创新，无走失，如是而已。若使后人能继续获有创新，则朱子《四书集注》与《章句》，自亦可谓其中尚未一一尽臻于定论。即如上述吾与点也一百三十七字长注，其实是朱子受了明道影响摆脱未尽，后来黄震东发另作一说，始为获得了孔子当时之真意。若使朱子复起，亦将承认。
　

（二十八）朱子之史学
　
　　以上略述朱子之四书学，此下当续述朱子之史学。

　　朱子之学，重在内外合一，本末兼尽，精粗俱举，体用皆备。就某一意义言，则史学属于外末，只及人事粗处用处。若不先在义理之大本大体上用功，而仅注意于史学，此为朱子所不许。然在理学家中，能精熟史学者，实惟朱子一人。不惟他人无可望其项背，即求其肯在史学上真实用心者，亦不多见。

　　言史学，当分著史论史考史三项。朱子于此，皆所留心。其所为《通鉴纲目》，实亦是一番精心结撰之作，惜其未有成书。其他如《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伊川年谱》等，皆是朱子在著史方面小试其技，然亦开出后人写史许多法门。

　　朱子在论史上，尤其特多创见。大体言之，朱子论史，可分为论治道，论心术，论人才，论世风之四者。此皆在历史上有莫大关系。其论治道，则曰：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要识体。

　　此所谓体，即是一大格局。朱子于历代制度，无不精究。如论官制，论取士，论财政，论兵制，论刑法，论其他一切民事，无不委悉详备。而尤极注意于历代之因革。朱子认为法无不弊，弊则当变，故不主张法古而主张变法。

　　问：孔子监前代而损益之，及其终也，能无弊否？曰：恶能无弊。

　　即如秦之变周，朱子亦谓有事势之必变，亦是事势合到这里。虽说秦变得过了，但亦寄予以同情。但朱子又谓：

　　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有变而不得其道者。有怀挟私心而不肯变者。亦有不知变者。尤其不肯变，则是病在心术上。朱子又极论宋代建官之弊，曰：

　　此须大有为后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办，必得刚健大有为之君，须是刚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

　　此即在今日民主政体下，若非有刚明智勇大有为之政治领袖，仍将不足以立事。而刚明二字，实更为难得。故朱子论治道，则必进而论心术。有与陈亮龙川辨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诸长函，最为朱子论史卓识所在。朱子认为汉唐开国，一切皆本之私意，而曰：

　　汉高祖私意分数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

　　朱子称心术为本领，有曰：

　　本领全在无所系累处。有许大本领，则制度点化出来，都成好物。故在圣人则为事业。众人没那本领，虽尽得他礼乐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贝，窒塞都满，运转都不得。

　　陈龙川只知事求可，功求成，但若不见道义，只论功利，本领错了，终亦无事业可言。朱子此番意见，直至清初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原法》诸篇，始为之重加阐发，此可谓是理学家观点在历史学政治学上之最大贡献。

　　论心术，亦不在专论君主。朱子又言：

　　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祐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

　　法弊易变，时弊在人。人之难变，以其心术本领之不易变，如此则仍须回复到理学家所讲之义理。

　　朱子从其论治道，论心术，而推及于论人才与世风，大本则一，不再详引。惟朱子皆是根据历史情实而加以评述，后世惟王船山《读通鉴论》，近似此一意味。

　　朱子又曰：

　　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说甚盛衰兴亡治乱，直是自欺。

　　孔子之道，即是人道大伦理所在。搁置了此大伦理，来谈盛衰兴亡治乱，只知得有此事，不知此事背后之所以然之理，则到头只成得自欺。朱子又曰：

　　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却都不济事。

　　每一事之背后必有理，同时又必有人，须理到人到而后事始到。故变法必待要变人，救时必待要救人，此亦是个根本，朱子理学史学之通贯合一处在此。又曰：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此处说到势字，亦为治史应世者所必当注意一要项。理无不可为，而势有不可为。明得势，乃能识机会。此虽孔孟亦无如何。又曰：

　　看前古治乱，那里是一时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遂俯首太息。

　　势非一时做得，乃由积久酝酿。朱子又曰：

　　今为天下，有一日不可缓者，有渐正之者。一日不可缓者，兴起之事也。渐正之者，维持之事也。

　　朱子值南宋偏安之世，其生年正金兵陷临安北还之年，其卒年下距元兵入临安七十六年。生平于当时立国兵财大计，筹谋甚熟，尤于复仇北上之机会，揆度审的。谓秦桧死，高宗内禅，乃二大有为之机会。又言金亮之乱，乃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又曰：

　　凡事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

　　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所谓要切处，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窍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

　　恢复之计，须是自家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战便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

　　凡朱子指陈当时形势，规划兵财大计，不作高论，不落虚谈，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其一切见解，多从史学中来。惜其一生出仕时少，居家时多，其仕亦在州郡。身居朝廷，不到百日。凡其所言，虽皆指陈精要，恰中机宜，然亦迄未见用。至谓兴起之事不可一日缓，维持之事只有渐正之，此乃最切实之言。故其毕生惟以讲学为急，其论时事，则除明快把捉恢复时机外，在时势不符，机会不到中，仍亦一一有其维持渐正之方。史学理学会合使用，此在千古大儒中，实亦难其匹俦。后人乃谓伊洛无救于靖康之难，朱子无救于南宋之亡，则孔子亦何补于春秋，孟子又何补于战国。正为不治史学，乃为此孟浪之谈。

　　朱子于著史论史外，尤长于考史。自谓：

　　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

　　朱子考证工夫，多用在史学上，而又博及古今。考天文，考历法，考地理，考水道，考形势，考风土习俗，考阵法，考弓马，考衣冠制度，考声律，考花草，考鱼鸟，而最多则在考史事。其考古史，较其所得，亦远超于后人之毕生从事，如清儒崔述东壁《考信录》之类。其于近代史，考论愈详。如论荆公变法，新旧党争，皆经细核，不涉空言。即如其于濂溪，不仅阐述其思想，复详考其生平行事著作，使后人重知濂溪其人其事。朱子考证工夫，诚亦不可谓其非卓越于古今。
　

海鸥

（二十九）朱子之文学
　
　　以上略述朱子之史学，以下当续述朱子之文学。

　　理学家于文学，似乎最所忽视。濂溪有文以载道之论，其意重道不重文。惟朱子文道并重，并能自为载道之文。尝曰：

　　欧阳子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易之卦画，诗之咏歌，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

　　此乃言广义之文学，以经学文学贯通合一言之，而理学精神亦自包孕在内。朱子论学重博通，重一贯，故能言及于此。又曰：

　　韩愈氏慨然欲追诗书六艺之作，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而其论古人，则又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不及于贾董。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

　　此见朱子论文，别有一标准。司马相如扬雄辞赋家言，不得与屈原孟子并列。贾谊董仲舒，则不当摈之在文外。至于词必己出，不得悬为文章之能事。朱子论文，推而通之既欲极其广，分而别之又必极其严。凡朱子论学皆如此，论文亦其一端。

　　朱子既揭文道合一之论，以文学通之于经学。又进一步以文学通之于史学。谓：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

　　既曰文道一致，则文章自可通之于世运。而朱子重视乱世之文尤过于衰世之文，谓战国乱世之文有英伟气，非《国语》衰世文可比，则又是一项高明特达之见，非深于文者不能知，尤非深于史者不能知，更非深于道者不能知。又曰：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淳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

　　此更以文章觇世运，而阐入幽微。其论文，宁拙毋巧，宁重毋薄，皆与理学相通。

　　因说科举所取文字，多是轻浮，不明白著实。因叹息云：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做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因论某人言，曾于某处见虏中赋，气脉厚。先生曰：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

　　此处从当时南北双方科举文字推论及于文风世运，更涉深微。此间秀才文字轻薄，可见风气已坏。非是秀才做文字不好，乃是秀才做人先不好，此大堪忧。那边人作赋气脉厚，此乃北方中原地理背景使然。而宋金双方国运消长，亦由此可推。

　　朱子亦多就文论文语，所论率多着眼于文章之神理气味。理学注重人格修养，一文之神理气味，即是此文之文格表现，亦即是此文作者心智修养之表现。故曰：

　　贯串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

　　其论西汉有曰：

　　董仲舒文字平正，只是困善，无精彩。匡衡刘向诸人文字皆善弱，无气焰。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生文字雄豪可喜，只是逞快，下字时有不稳处。

　　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便实，到杜钦谷永，又太弱无归宿了。

　　朱子以理学大师，而于仲舒匡刘杜谷儒者之文皆致不满。又论仲舒文尚在司马相如扬雄之上。此等处，皆见朱子论文学之独具只眼处。其论宋文则曰：

　　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

　　从理学立场论，朱子极不喜苏氏父子。就文论文，则加赞许。又曰：

　　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又曰：以李视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妇，然某人辈文字，乃蛇鼠之见。

　　此节尤见朱子论文之独具只眼处。其指导人学文，则曰：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部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与南丰文。

　　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曾文一字换一字，甚严，然太迫。

　　朱子学文自南丰入，然其评曾文，又能深中其病。即就文学一端言，亦可见其为学之博通与深至，严正而无阿。

　　朱子论诗，则谓古今有三大变。

　　自虞夏以来，下及魏晋为一等。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为一等。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唐初以前，为诗固有高下，而法扰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

　　此在朱子心中，其所理想之诗，亦自有一标格。而以文学史观点通论古今，衡评其于此标格之离合远近而定其高下，此其意境之远卓，亦决非仅仅模拟以为诗者之所知。尝谓：

　　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然顾为学之要有急于此者，亦复自知材力短弱，决不能追古人而与之并，遂悉弃去不能复为。

　　朱子之终未为此，亦当为诗学发展上一大可惜之事。

　　朱子又谓：

　　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躁，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者无不出此。

　　又曰：

　　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

　　朱子论诗主平淡。论学诗，则谓不变可学，而变则不可学。此皆极可珍贵之至论。至于谓可以不烦绳削，而提倡自由抒写之说，则为朱子所反对。而朱子自为诗，则脱胎选体，于宋诗中独为突出。理学家中能诗者，北宋有康节，明代有陈宪章白沙，较之朱子诗之渊雅醇懿，殆皆不如。

　　朱子于文学，生平有三大著作。一在中年，为《诗集传》，已略述于经学篇。又二为《韩文考异》与《楚辞集注》，皆在晚年。《韩文考异》校勘精密，识解明通，不仅为校勘学开出无穷法门，而凡所断制，实多有仅知从事校勘者所莫能窥其高深之所在。盖自有《考异》，而韩集遂有定本可读，后人亦卒莫能超其上。《楚辞集注》亦为治《楚辞》者一必读书。此乃朱子晚年最后完成之一部著作。在其易箦前三日，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其改《诚意》章，人人知之，而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
　

（三十）朱子之杂学
　
　　以上略述朱子之文学，此下当续述朱子之杂学。

　　当时理学家风气，为学务求一出于正，于旁杂之学皆欲删薙。即文史之学，亦尚以旁杂视之。学术影响于生活，故理学家常不免有拘束枯燥之嫌。其途严而窄。朱子力主博通，又其兴趣横逸，格物穷理，范围无所不包，故其学似不免出于杂。今当续述朱子之杂学，分作游艺与格物两项，先述其游艺之学之一面。

　　《论语》有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亲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惟后世六艺几皆废，朱子于《论语》此条颇极重视。《集注》说之曰：

　　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皆至理所寓，日用之不可阙。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

　　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则本末兼赅，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

　　程门戒玩物，无事且教静坐。朱子此番意见，显已从二程转手。同时陈龙川深讥之，谓：

　　张敬夫吕伯恭于天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于物情无所不致其尽，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皆斥去弗顾。朱元晦论古圣贤之用心，平易简直，直欲尽摆后世讲师相授，世俗相传，以径趋圣贤心地。抱大不满于秦汉以来诸君子，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皆存而好之，岂悦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

　　实则朱子所不满于秦汉以来之儒者，为其穷理之未精。其留心于诸艺，乃为其亦皆有理寓焉，于格物穷理之中，固不妨有玩物适情之趣。正为当时理学家都于此忽视，龙川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朱子之在当时理学界风气中，别具见解，别创风格，此意乃不为龙川所识。

　　朱子在三十三岁时自言，二十年来，与黄子衡为东西邻，朝夕聚而语，六经百氏之奥，立身行事之方，与夫当世之得失，无不讲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画技艺之工否者皆其余。是游艺之学，正是朱子一种余兴，自青年以至于中年，即已寄好于此。又曰：

　　此虽余事，亦见游艺之不苟。

　　余事不苟，亦正是一种养心之道。

　　朱子深好书法，早年乃学曹操，晚年乃喜荆公。自谓其父自少好学荆公书。或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洛，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公为不可晓。朱子题荆公某帖，谓：

　　爱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

　　此皆一种艺术上欣赏心情之流露。然朱子又谓：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平日见得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书札小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

　　可见艺术欣赏之与道德修养，亦不妨有时分歧别出，但最后终贵能会归而一致。朱子评书法，亦一如其评文章，皆从文艺表现而直透到心术精微，而其襟怀之宽宏，与其趣味之肫挚，其风度高卓，虽属小节，亦可见其德性修养之所至，足供后人无限之仰慕。其他品评历代名家书法，皆可谓从道艺合一论之立脚点出发。

　　朱子于书法外，亦好绘事，并亦自能作画。在其卒前两三月内，因一乡人新作一亭，欲画东汉晚年陈寔荀淑相会事。朱子为之计划如何绘出其事首尾于一静的画面上，而又一一为之考究其车服制度，想像其人物风采，博访周谘，并觅画手，又为画屏作赞，为画工作赠序，为其晚年文字作最后殿军。其余事不苟有如是，其文采风流又如是。

　　朱子又好琴，并精乐律。蔡季通游其门，精数学，朱子以老友视之。尝有两书答季通论琴，谓：

　　大抵世间万事，其间义理精妙无穷，皆未易以一言断其始终。须看得玲珑透脱，不相妨碍，方是物格之验。

　　及季通以伪学禁赴贬所，朱子与书曰：

　　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谐，归来更须细寻讨。

　　季通能言琴理，而不能琴，朱子每以为憾。而甚推其律吕新书。然犹憾其吹律未谐，欲其自贬所归后再寻讨，而季通终卒于贬所。此皆属朱子晚年事。以一理学大师，当怫逆困境，犹潜心此等专家绝业，洵非常情所能测。

　　朱子又能言医事与药物。有《送夏医序》，谓：

　　尝病世之论者，以为天下之事，宜于今不必根于古，谐于俗不必本于经。夏君之医，处方用药，奇怪绝出，有若不近人情，而其卒多验。问其所以然，则皆据经考古而未尝无所自。

　　又论关脉定位，谓世传叔和脉诀，非叔和本书，然似得难经本指，而不取郭长阳书中密排三指之法。则朱子于医书亦所用心。朱子又尝告其朋旧，无事时不妨看药方，可知得养生之理。

　　问陆宣公既贬被谤，阖户不著书，只为古今集验方。曰：岂无圣经贤传可以玩索，终不成和这个也不得理会。

　　是朱子讲游艺之学，仍重辨先后，论轻重。必是问者失此指，故朱子以此答之。

　　朱子又能言静坐养生之术，常与蔡季通讨论及于《参同契》。及季通贬，朱子送行，尚以《参同契》为言。后乃自为此书作注，题曰空同道士邹?，其不犹常情处如此。此亦为后人所讥，然朱子理学，乃别有其一番境界，实为后人所不知。

　　龙川又言朱子好阴阳卜筮，言阴阳乃为言宇宙问题一大节目，言卜筮则以旁通于治《易》。朱子又尝言相人术，言地理书。以一旷代大儒，而于世间方伎杂术百家小书，虽不轻信苟从，亦不一切鄙斥。盖理学家言理，每偏于严而窄，朱子则主和而通。然苟非有如朱子心力之磅礴，兴趣之横溢，则其事实难，无怪象山以支离讥之。今若把朱子全部学术只当作一件艺术看，亦可为后人留无穷欣赏之余地。

　　以上略述朱子杂学中之游艺学，此下当续述朱子杂学中之格物学。

　　朱子论格物，已专章略述。其涵意甚广，上自宇宙，下至人生，靡所不包。亦可谓朱子全部学术，即是其格物穷理之学。惟今人言格物，则专指自然科学，与朱子之注重人生界更远过其注重宇宙界者不同。故朱子言格物，不得谓其是一自然科学家，然朱子于自然科学方面亦有贡献。以朱子观察力之敏锐，与其想像力之活泼，其于自然科学界之发现，在人类科学史上，亦有其遥遥领先，超出诸人者。论朱子之时代，尚远在近代自然科学发生以前数百年，当时中国学术界，留心此方面者并不多，而专门分科之业亦尚不受人重视。朱子以理学大儒，而其科学发现亦复如此之卓越，诚当大书特书而标出之。

　　朱子科学上发现之最值提起者，为其因化石而推论及于地质演变之一端。其言曰：

　　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

　　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天地变迁，何常之有。山河大地初生时，尚须软在。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凝结得硬。

　　以上乃由见高山上化石而推论及于地层变化，与此后西方科学上之发明，义无二致。朱子又曰：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日月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天运不息，昼夜辊转，故地摧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

　　造化之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万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细，自是不齐。如人以两碗相合，贮水于内，以手常常掉开，则水在内不出。稍住手，则水漏。天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阙，逼塞满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气无不通。恁地看来，浑只是天。

　　此由地质推论到天文。以近代科学家言绳之，朱子所言固属粗疏，然亦有失有得，其想像力之伟大，诚属可惊。又曰：

　　天运于外，地随而转。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

　　朱子先认地在天中，后又认地亦随天而转，此皆在朱子之晚年。随时思索，递有推进。又有星不贴天之说，独于古人积见持异议。

　　问：康节论六合之外，恐无外否？曰：理无内外，六合之形须有内外。历家算气，只算得日月星辰运行处，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无内外。

　　此又说历法有限，而推论到六合之外去。又曰：

　　天只是一个大底物，须是大著心肠看它始得。以天运言之，一日固是转一匝。然又有大转底时候，不可如此偏滞求。

　　朱子既言地在天中，又言天在日月星辰之外，历家只算得日月星辰之小运行，此外尚有大运行。此等想法，皆前人所未及。朱子乃玩索邵康节之渔樵对问而推说及此。大抵朱子言宇宙，皆因濂溪横渠康节说而益加推进。伊川怀疑康节六合无外之说，朱子不之取。

　　朱子又曰：

　　天地之初，如何讨得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似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

　　此乃讨论到物种原始。因此又历引释氏及道家言。又如论：

　　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月中是地影。古今人皆言月有阙，惟沈存中云无阙。

　　此又见朱子之博及群书，而善加采择。沈氏为人，为当时理学家所轻，朱子独重其书。亦如伊川为当时理学家所重，而朱子独非其说。又如谓：

　　气蒸而为雨，如饭甑盖之，其气蒸郁，而汗下淋漓。气蒸而为雾，如饭甑不盖，其气散而不收。

　　此其随事穷格之精神与其观察力之明锐皆可见。

　　朱子于自然物理，极富兴趣，虽微末小节，亦所不忽。但必一一证之于实验，否则不加轻信。尝闻人言：

　　昔有道人云：笋生可以观夜气，尝插竿以记之，自早至暮，长不分寸，晓而视之，已数寸矣。后在玉山僧舍验之，则日夜俱长，良不如道人之说。

　　此事与阳明格庭前竹子，正可相映成趣。朱子言格物，必先有一问题存在，乃从此问题循而探讨，故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如闻一道人言，僧舍偶闲，乃验笋之生长。此亦所谓玩物适情，朱子之格物学乃与其游艺学相通合一。而朱子之博学多通，旷古无匹，亦可由此等处窥见其所以然之消息。
　

海鸥

（三十一）朱子学之流衍
　
　　以上略述朱子之杂学，即游艺与格物之学。至是而朱子学术之大体，已约略分述。此下当再略述朱子学之流衍。

　　朱子生时，四方学者响附云集。及其身后，其学流衍益广。所著书，如《四书集注章句》及诗易两种，元明清三代皆悬之功令，定为取士标准，凡应举者皆所必读。其学影响后世之深且大，可勿论。但朱子之学，既广博无涯涘，又其所追求向往之最后目标，更为高远。毕生常在孜孜兀兀中向前不辍，学者旅进旅退，虽曰亲炙，或相从岁月不久。朱子之卒，其弟子著者，如黄干直卿，辅广汉卿，陈淳安卿，陈埴器之，李燔敬子，张洽元德，廖德明子晦，李方子公晦，蔡沈仲默，皆能确守师承。然而传述发明已不易，充实光大事更难。而宋室日替，以至于覆灭，朱门再传，如魏了翁鹤山，真德秀西山，其卒皆距宋亡不远。至如黄震东发，王应麟伯厚，乃朱门三传，均已老死于宋亡之后。文天祥文山，则以身殉国。是则朱学之不获大昌于后，实与国运世运互为因果，较之孔子身后，殆是更为不幸。

　　元之所以为元，则尚幸有诸儒，或在朝，或在野，牵补弥缝其间。其著者，许衡鲁斋在朝，刘因静修在野，皆朱学也。而吴澄草庐，最为一时魁杰。其《五经纂言》，有功经术，论者谓其接武建阳。然其时已有和会朱陆之说，草庐亦言之，曰问学不本于德性，其蔽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盖其时朱子书已成为猎取功名之途，故草庐特提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然草庐言道统则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朱子其利，孰为今日之贞乎。斯其所自任可知，而其终奉朱子为传统之正亦可知。

　　明祖开国，华夏重光，而儒运则熸。方孝孺正学之死，元气抑遏殆尽。此下明代理学，乃是一不绝如缕之局面。直俟陈献章白沙王守仁阳明先后迭起，而后理学大振。然白沙微近北宋之康节，阳明出而朱陆异同之公案复炽。王学昌行，朱学消沉，至东林始有由王返朱之意向。然东林仅从王学角度窥朱学，亦未能触及朱子学之大体系。明代朱学流衍，惟罗钦顺整庵一家，所得较深。

　　晚明三大儒，顾炎武亭林，始自东发厚斋上窥朱子，著为《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俨然朱子学之榘矱。然曰：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其意乃欲以古人经学替出宋明理学，终是于朱子精神有距离。黄宗羲梨洲，则欲以经史实学来变讲堂锢习。讲堂锢习，正是明末王学积弊，而经史实学，则理学家中惟朱子一脉有其传。梨洲有曰：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斯言颇近朱子。惟梨洲白负为王学传统，于此乃不自知。其时最能发挥两宋理学周张程朱之传统者，为王夫之船山。船山能精思，务博学，于庄老释氏书皆所深研，其为学规模极似朱子，而船山之最后宗主则为横渠。又有陆世仪桴亭，著思辨录，调和朱王，而吕用晦晚村，原本朱子四书义，宣扬民族精神，罹身后极祸。盖其时正是学术将变，群言竞兴，而尚未有定向。乃亦有专意攻击朱子者，南北各一人。在北方为颜元习斋，在南方为毛奇龄大可。

　　习斋驳斥朱子，并驳斥及于宋明理学之全部。力言礼乐事物，而不治经史，笃古而不通今。大可则自居为阳明学，著有《四书改错》一书，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历辨朱子四书注，几于无一条不错，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而阎若璩百诗则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清初学术界，多彩多姿，异说蜂起，精神壮阔，依稀使人重睹先秦与北宋之遗风。

　　清廷于其时乃一意提倡宋学，并特尊朱子。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配享孔庙，续修《朱子全书》，又御纂《性理精义》。雍正二年，特以其时专治朱子学者陆陇其稼书从祀两庑。朝廷刻意崇扬于上，而学术界乃肆力反对于下。惠栋定宇专尊汉学，方朱子配享孔庙之年，乃一十六岁青年，专反宋学与朱子之戴震东原，于陆稼书从祀两庑时方两岁，而纪昀晓岚适一岁。逮此诸人年长成学，而一时风气大变，成为清代乾嘉盛世汉儒经学独行之时代。

　　定宇一家，三世传经，其父士奇天牧，尝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是尊汉犹不反宋。及定宇则曰：宋儒之祸，甚于秦灰。风气激变，即在惠氏一家父子之间而可见。东原初从学于江永慎修，慎修极尊朱子，承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而为《礼书纲目》，自谓欲卒成朱子之志。又为《近思录集注》，自谓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先儒之志。东原自述其学本之慎修，然其为《孟子字义疏证》，则谓程朱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是则风气激变，即在江戴二人师弟子之间而亦可见。

　　然而此一风气，其来也骤，其去亦忽。江藩郑堂得师传于惠氏，作为《汉学师承记》，初不列黎洲亭林，谓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非真知灼见者。其友非之，谓两人实启国朝经学，今为拘牵之论，何所见之不广，乃补写黄顾两人于《师承记》之末。又于其后特为《宋学渊源记》，于清初诸臣自号述朱，获朝廷宠眷，显贵一时者皆不列。陆稼书特邀从祀之典，亦不列。即王懋竑白田，以毕生精力为《朱子年谱》一书，考据极精审，因其尊朱，亦不列。其书所列，或处下位，或伏田间，声闻不广，姓氏将湮，殆多无足轻重。江氏此书，固不足重，而其风之变则可见。

　　阮元芸台，乃东原私淑，一意尊汉排宋。然其晚年在粤，推誉陈建清澜《学蔀通辨》，谓其学博识高，为三百年来之崇议。又谓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江郑堂《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有其书，而阮纂《清经解》顾不收，此其意态之变亦可知。

　　又汪中容甫好诋宋儒，其子喜孙孟慈，乃谓皆出凌廷堪次仲之所诬谰。至如章学诚实斋，谓东原戒人以凿空言理，其学实自朱子，而丑贬朱子，斥其谬妄。方东树植之，在阮芸台幕中著为《汉学商兑》，谓当时诸儒于诸经注疏实未尝详玩，客气好事，矫异矜名。非惟不能入宋儒之室，亦断未能若唐贤之真实。其后陈澧兰甫，乃力主教人读注疏，著为《东塾读书记》十五卷，特立朱子一卷。谓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谓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又曰：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近者即指宋学义理。陈氏为学，乃有闻于阮氏在粤之风教而起。然而其变则速于置邮而传命。故所谓乾嘉经学，亦仅止于乾嘉一时而止。道咸以下，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风气已变，早不是乾嘉。

　　在乾嘉时，坚立汉宋壁垒，深斥宋儒，亦由有激而起。其上则激于清廷之尊朱，其下则激于媚清以求显达者，群奉朱子为正学而严斥陆王。清廷屡兴文字大狱，实使在野学者深抱反抗心理，不得已而于故纸堆中争意气。惟激而过偏，人心易倦。惜未有大儒继起，使其变而一归于正。继此乃有主张变法之公羊学兴起，此亦有激而来。而今古文之争，遂使清儒经学随清政权而俱亡。民国以来，读书博古之风已息，言学者仅知有清儒，于清儒中仅知有乾嘉，于乾嘉学中仅知有考据。乾嘉以前如梨洲亭林，乾嘉以后如实斋兰甫，其学之通博，已皆不能深知。又不喜言义理思想，其意若谓义理思想尽在西方，故仅求以乾嘉考据来重新估定传统上一切价值。侈言先秦诸子，亦借以为蹈瑕抵隙之助。孔子尚务求打倒，更何论于程朱？而朱子博通之学，其规模之大，条理之密，亦更不易为近代学人所了解。
　
（三十二）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以上略述朱子学之流衍，以下当再略述研究朱子学之方法，以终斯篇。

　　朱子读书多，著书多，所著书中所牵涉之问题多，此三多，为古今诸儒所莫逮。故治朱子学而求能尽其条理，得其会通，事大不易。今言研究朱子学之方法，则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

　　朱子教人读书，必以熟读其人之本书正文为主。如读《论语》，古今说《论语》者何限，而读《论语》者，自必以《论语》本书正文为主。其他诸说，则仅能作参考，不能作正主。至于舍却本书正文，不务参考旁求，而仅主自创己见，其事乃更为朱子所力戒。朱子距今八百年，衡评及于朱子之学者，何止数百家。或尊或斥，其间相去，有如霄壤。今于此数百家异说之外，更创一说，亦不因而见多。默尔而息，不再创说，亦不因而见少。若欲求明朱子学之真相，则莫如返求之朱子之书。多所涉猎于述朱诤朱之间，而于朱子本人之书不精不熟，势将泛滥而无归，亦如治丝之益纷。

　　朱子书，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其著述书，最为后世传诵者，如《四书集注章句》，《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之类。又一为其《文集》与《语类》，《文集》一百卷，又续集再续集各二十卷。《语类》亦一百四十卷。此两百八十卷书，后人能首尾循览终卷者殊不多。然若专读其著述书，而不读其《文集》与《语类》，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终不得馒头之真味。本人为《朱子新学案》，于其《文集》《语类》两百八十卷书，逐篇逐条均经细读，乃见朱子著述各书，其精义所在，其余义所及，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又见朱子为学之会通处，有在其各种著述之上之外者。乃知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

　　除理学家外，率多鄙视语录。一则谓此体袭自禅宗，一则谓既非语者亲笔，录者容有误记。即在理学家中如二程，常戒来学者勿只重听说话。在其门人中，亦有疑他人记录有误，不加重视者。然朱子则极不以为然。朱子深究二程之学，即从语录参入。固亦有疑其门人误记处。然苟无语录，试问二程之学，又将于何处窥寻。

　　朱子之殁，其门人竞出平日所记加以刊布，黄幹直卿序之日：

　　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

　　然又曰：

　　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文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间，承謦欬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

　　又李性传成之序曰：

　　池录之行，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满意。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性传谓记者易差，自昔而然。和靖称伊川之语曰：某在，何必观此书？文公先生则曰：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拄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非特此也，先生平日论事甚众，规恢其一也。至其暮年，乃谓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非语录所载，后人安得而知之。

　　伯兄谓李心传微之。直卿虽有不满《语类》之意，成之所云可谓正论。如《论》《孟》集注成于朱子四十八岁，此后二十余年递有改易，其最后所定，固是观今本而可知。然其二十余年中不断改定之曲折层次，则幸有《语类》可资钩稽，此性传所谓当以语为助也。又如《易本义》成稿后即未有改定，而《语类》论《易》，多有在本义后与本义异者，此性传所谓当以语为是也。

　　抑且著书作文与对面言谈自有不同。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学者千里从师，不以读其书为足，必以见其人为快。不仅可以质疑问难，亦必有闻其所未闻者。《朱子语类》，尤与其他理学家之语录不同。理学家语录，大率多谈性理，《朱子语类》，则上自天地之所以高厚，下至一物之微，几于无所不谈。今《语类》一百四十卷中，轶出于其著书范围者甚多。性传指其言规恢一端，诚如沧海之一粟而已。直卿重其师之著述，而轻其同门之所记录，窃恐将使后人无以真得朱子学之大精神所在。直卿之言曰：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斯可谓直卿对《语类》一书价值最恰当之评论。

　　袁桷清容有言，朱子门人当宝庆绍定时，不敢以师之所传为别录，以黄公勉斋在也。勉斋既没，夸多务广，《语录》《语类》争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窃谓此说亦颇易启后人对《语类》之误会。朱陆之争，朱子贻书友好，常嘱勿传布，恐多增纷呶。其随时面告门人，亦必戒其勿多宣扬。并屡以集两家之长，补自己之短为训。然两家之有争论，则为不可掩之事实。直卿《朱子行状》有曰：

　　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奢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

　　此其斥陆学，可谓辞严义正。又为书《朱子行状》后有曰：

　　流俗之论，以为前辈不必深抑，异说不必力排。称述之辞，似失之过。孔孟诸贤，至谓孔子贤于尧舜，岂以抑尧舜为嫌乎？孟子辟杨墨而比之禽兽，卫道岂可以不严？夫子尝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鲜矣，甚矣圣贤之难知也。知不知，不足为先生损益，然使圣贤之道不明，异端之说滋炽，是则愚之所惧，而不容于不辨。

　　此处言异端，正指陆学。直卿方以尊师斥陆为不容己之辩，乌有如清容之所云。

　　抑且《语类》中直指二程解经误失，不下三四百条以上，其驳正二程之自立说者亦复不少。其于程门诸儒之走失师传，更多指摘。此皆不见于《文集》及著述中。文集著述发明大义，其与门弟子之谈说，则转多微言。若置《语类》不读，岂能得此曲折细微之所在。

　　惟读《文集》《语类》，有一点最当注意者，即为《文集》各篇《语类》各条之年代先后。《文集》起自朱子二十余岁，先后共历四十余年。《语类》起自朱子四十余岁，先后共历二十余年。其间多有明白年代可据，亦有可推勘而得。亦有虽不能得其确年，而可断定其在某年上下数年之内者。朱子历年思想见解之递转而递进，与夫其言辨考索之愈后而愈密，皆可由此觇之。其间容有记录错失，然果错纵以求，会合而观，亦将无所遁形。惟如吴坚所云：但涉猎乎《语录》，而不玩味于成书，几乎而不为入耳出口之资，此则亦所当戒。

　　清儒朱泽沄止泉论《朱子语类》极为有见，兹录其语如下。

　　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在当日诸门人，前后各得一说，彼此各闻一义，而后人读之，反聚前后彼此之各闻者，汇萃参伍，这处那处，表里始终，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是安可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

　　此最为能道出《语类》价值所在。盖《语类》乃是朱子五十后晚年学问思想所荟萃，而又随问流露，活泼生动，委悉详备。《语类》之在朱学全部系统中，正如画龙点睛，使人读之，有破壁飞去之感。朱子之精神笑貌，毕寓于此，千年如会于一堂，众闻悉归之一己，较之亲炙，亦何多逊。治朱学而期于深山之得宝，则《语类》一书，断不可忽。本书所收材料，以《文集》《语类》为主。属晚年者，则更以《语类》为多。至于朱子之著述，有待学者循书寻索，首尾备究。本书所引，力求简省。即《四书集注章句》，亦复如此。学者幸勿以本书不多引及而忽之。

　　惟有一事最当提及者，门户之见，实为治朱学者一绝大之障蔽。明程敏正《篁墩著道》一编，证朱陆两家之始异而终同。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继之。其说之非，同时罗钦顺整庵已疑之。此后陈清澜《学蔀通辨》对王说力肆诋辩。此下言朱学者则必称清澜之书。然朱子成学在晤象山以前，其为学自有根抵与其独特之精神所在，初不为针对象山而发。今于学术大范围之内，单划出理学一小圈，又于理学一小圈之内，专钩出朱陆异同一线，乃于此一条线上进退争持。治陆王学者，谓朱子晚年思想转同于陆，此犹足为陆学张目。治朱子学者，仅证得朱子晚年并无折从于陆之痕迹，岂朱子学之价值固即在是乎？孙承泽著《考正晚年定论》，谓朱子四十五以后，实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李绂穆堂又著《朱子晚年全论》，谓尽录朱子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论学之语见于《文集》者一字不遗，共得三百七十余篇，其言无不合于陆子。同时王白田辑《朱子切要语》，陈兰甫讥之，谓其书专为排陆王而作。而夏炘心伯论穆堂《晚年全论》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此等诚是学术界一大可骇怪之事。治陆王学者以陆王为中心，而治朱学者则以反陆王为中心。孟子有言，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一若朱子之得列为圣学，亦只为其能与象山持异。窃谓朱学之晦而不彰，有四大害。其一害于科举之陋儒，志在名位，不在学术。其二被祸于清帝王之表扬，与夫承望恩泽之一辈伪学者之希旨而邀宠。然此二者，尚皆在学术之外。其三更甚者，则为治朱学而专务于争门户，一若只于陆王之反面求之，即为朱子精旨所在，此则尤为治朱学之绝大障蔽。

　　而又有第四害，自有朱子，理学大盛，道家固已不振，而释氏禅宗亦如强弩之末，更不能与理学相争衡。于是诤朱反朱者，乃亦只限于儒者与理学之一大传统之内，更无超出于此以起与朱子持异者，此尤为朱子学不能大发明大振起之一大障蔽。今则西学东传，国内学术思想界又引起一激动，或者朱子学转有复兴重光之机，此则为本书著者所深望。

　　黄梨洲为《明儒学案》，其书阐扬王学，颇见精彩。晚年有意为《宋元学案》，既非夙所究心，殊难胜任愉快。其子百家主一承其家学，以王学余绪衡量两宋，宜于不得要领。全祖望谢山本于理学寝馈不深，又濡染于李穆堂之偏见，其修补黄氏父子之《宋元学案》，所费工力甚为深博，然于平章学术，考镜得失，则多有偏阿。于陆学则每致回护，涉及朱学，则必加纠弹。其语散见，不易觉察。治理学者每先窥此书，凭之入门，而不知其已引导入于歧途。非惟不足升堂奥，亦将无以窥门墙。本学案多引朱子原书，颇少牵引他说。惟黄全《学案》乃学者所必治，虽不能一一加以驳正，然于紧要处亦偶有提及。读者举一反三，可知本书与黄全《学案》着眼不同，持论有别。然亦并不专在朱陆异同一问题上立意，则深望读者之加察。

　　学案旧例，仅是散摘诸条，略加评案，易使读者如看格言集，或读相驳书，几如理学家言非属教训，即系辨诘。学术气味不免冲淡，思想条理更难体究。使人对理学诸家易生厌倦。在理学盛时，其病尚不易显。今值理学已衰，学案旧体例急待改进。本书多分篇章，各成条贯，使人每读一条，易于了解其在一家思想全体系中之地位与意义。分而读之，固可各见其有然。合而思之，乃可尽见其所以然。自可知一家学术，必有其根抵所在，与其精神所寄。固不轻为教训，亦非专务辨诘。因名本书为《新学案》，亦只指其体例言，非敢标新而立异，以期哗众而取宠。学者其谅之。

　　学者初看理学家语录，每易感其枯燥。学案中又加以摘录，则枯燥之病益见。本书钞撮朱子《文集》《语类》，每不厌其繁，又不厌其重复，有一义而辗转引述至十数条数十条之多。并亦一仍原文，不轻删削。期使读者低徊循诵，反复思绎，得其浸灌膏泽之润，达于欢畅洋溢之趣。抑且朱子书繁重难读，尝一脔知鼎味，此一脔则必求其味之腴者，乃可使人虽不见鼎而无憾。斯亦求读者之谅察。

　　治一家之学，必当于其大传统处求，又必当于其大背景中求。本书采录朱子所言，止于组织条理，读者自可因文见义，不烦多所阐申，此亦窃师朱子教人解经注书之遗意。惟作者私人仰止赞叹之情，则亦时有不能已于默者。嘤鸣之求，理宜有此，读者当不以煖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加以菲薄。其他苟有所发挥，则胥于大传统处，大背景中，稍作指点，使读者于传统中见朱子之创辟，于背景中见朱子之孤往。

　　知人论世，自古所贵。治朱子学，则必求明朱子其人及其时代。自昔有《朱子年谱》，始作者为其门人李方子果斋，然原本已不传。此下有明儒李默古冲，清儒洪璟去芜，递有所作。其最后最著者，则为王白田本。其书经二十余年四易稿而后定，较之李洪两谱，所胜实多。然白田《年谱》用力虽勤，而识解容有未透，又不脱门户之见，亦未能窥朱子学之深邃，其同时友好朱止泉曾贻书力辨，而白田未能接受。夏心伯著《述朱质疑》十六卷，于白田《年谱》颇多纠正。然王夏两氏，姑不论其于朱子学术大体未能深窥，即就考订事迹言，亦尚不免各有疏失。本书因治朱学者必读王谱，故于其书亦多驳正，而兼及于夏氏书。此亦犹如驳正黄全《学案》，皆不得置而不谈，非欲泛滥旁及。

　　本书初欲分为三编，一思想之部，一学术之部，又一则为经济之部。凡朱子仕宦所及之政绩，及其对当时之政论政见皆属之。今成思想学术两编，篇幅已多，其第三编，自问无以远出乎王氏《年谱》夏氏《质疑》之上。此两家书纵有疏失，亦易考见，故不复作。而于朱子对当时之政论政见，则散附其一二于史学篇，虽不能详，要亦可见其大体。

　　本书既成，为其卷帙之已多，又为《提纲》一篇冠诸首。《学案》求详，重在记叙。《提纲》求简，稍加发挥。庶使读者易入。然真能发挥朱子学之本意者，宜莫如朱子本人。他人所发挥，或反易失朱子之本意。读者傥由《提纲》进读《学案》，更由《学案》进读朱子之原书，于朱子学术思想自多启悟。斯而后，可以各自有所发挥，此在古人，谓之自得之学，必如是始为可贵。否则只读《学案》，《学案》既力求详尽，虽不睹未学之全貌，亦可窥朱学之概略。于此而求自得，亦不中不远。《提纲》仅为入门，若徒诵《提纲》，即谓已知朱子，而遽欲自有所发挥与评骘，此乃朱子平日教人最所力戒之事。是则余之为此《提纲》，正恐将因之得罪于朱子。惟若读《提纲》者，由是而知朱子思想之邃密，与夫其学术体系之博大，而因以知于旷代大儒，不当轻施己见，即属赞扬，已属逾分，妄作弹斥，决难确当。是则虽不治朱子之书，不修朱子之业，读此《提纲》，亦足为博学知服之一助。

　　《学案》与《提纲》，皆于朱子之学术思想分途叙述。其思想方面，虽片言只辞，皆出朱子所躬行实践，亲体默证。读者当反求诸己，心领神会，得一善而拳拳服膺，可以终身享受。此乃理学之所以为可贵处。至于学术方面，则不论经学史学文学及其他诸端，在朱子亦自有此成就而止，学者当不以其所成就而自限。只求得此集范，明此途辙，鸢之飞，鱼之跃。海阔天空，将一任学者之自极其所至。朱子精神充满，气魄宏大，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学者则贵各就才性所近，各自求有成立。若徒务博涉，不知反己，此恐不为能善学朱子，并亦将为朱子所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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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的专长在于宇宙论和礼学

工夫论和心性论只在陆王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