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一

撰写：天风环佩，蒹葭从风；绘图：wf（家祭、上元）
　　
　　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冬氛恋虬箭，春色候鸡鸣。  
　　兴尽闻壶覆，宵阑见斗横。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  
　　 —— 唐 杜审言《除夜有怀》  
　　
　　目录：
　　  
　　『上：新年历史文化溯源』
　　一 “庆丰”与“驱邪”——华夏传统新年本义溯源
　　二 “新年”“春节”之辩——新年的日期、名称流变
　　三 新装雍容——衣冠上国的新年气象
　　四 礼仪雅敬——礼仪之邦的新年精髓
　　
　　『下：盛日华彩，佳节连珠——新年节俗系列』
　　一 匣中取镜辞灶王，罗衣尽掩明月光——祭灶日  
　　二 爆竹驱山鬼，桃符除凶魅——除夕  
　　三 彤庭飞彩旆，翠幌曜明珰——元日  
　　四 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鸡日
　　五 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人日  
　　六 春幡迎春雨，春牛祭芒神——立春  
　　七 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上元佳节

零零一

零零一

上：新年历史文化溯源  
　　
　一“庆丰”和“驱邪”——华夏传统新年本义溯源
　　
　　 中国汉民族传统节日的压轴戏，非新年莫属，这一天有“三元”之殊（日之元、月之元和岁之元），是我们心目中分量最重的那个节日。
　　 普遍流行的传说中，“年”是一种会伤人的怪兽，却畏惧响声和红色，“过年”就是用爆竹和红色驱赶这种怪兽的活动。这个传说没有任何时代特征，一看就是附会的模样，但细细咀嚼，可隐隐品出一些隐藏的历史信息：将“年”看成一种怪兽，有着上古岁首蜡祭前一日的“驱傩”的影子；而新年的拜贺宴请，也是上古“庆丰”习俗的孑遗。
　　 “驱邪”和“庆丰”是华夏新年的两大原始主题——顺应四时之变，故在岁时更替的时候要进行除疫避恶的活动，如过去的“驱傩”，后来的“扫尘”“洗浴”“除日”“爆竹”“桃符”“椒柏酒”等；新年“庆丰”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文化形态。许慎《说文解字》有：“年，谷熟也。从禾，千声。”黄河及其支流流域地区的气候土壤下，一个稼穑的周期正好是一年，因而一年也是一个收获的历程。当一年的辛苦劳作带来丰收的喜悦后，便是尽情的欢庆和慰劳，更要感谢祖先和上天的恩赐，祈求明年有同样的丰收。
　　
　　* 蜡祭：原始的新年庆丰仪式
　　
　　 据《通典》，所谓“蜡祭”，意在“合聚万物而索享之。”《礼记•郊特牲》记载了一段挺有意思的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蜡祭，明显与农业生产有关。周代的蜡祭取“万物”之义而祭，但是选了与农耕有关的八个代表神；秦汉时，“蜡”开始称为“腊”，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风俗通义》中的“腊者猎也，田猎取禽兽以祭先祖”；尽管隋唐时蜡祭依然隆重，但它本身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孑遗在了“腊八”，其核心思想则融入了岁首的新年。
　　
　　* 端午粽：曾经的新年祭品
　　
　　 端午节的粽子最初可不是特地为三闾大夫打造。据近年商史学者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殷人是以“大火”星昏见南中为岁首，新年之日相当于夏历的五月，就是我们后来的夏至日。夏至之日，新麦成，种新黍，新年是一个“食麦日”和“尝黍日”——将黍米用菰叶包裹煮熟并祭献神灵祖先，包好的黍米成牛角形，谓之角黍。西周以后历法改变，新年移到了夏历的十一月，但殷商新年的庆丰尝黍却留在那个日子，演变为后世的端午，角黍则发展成为粽子。
　　
　　* 祭祖：庆丰仪式的主要内容
　　
　　 华夏民族对先祖想来敬慎郑重，祭祖仪式作为新年庆丰的主要内容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沿袭帝舜在正月初一到尧的庙中祭告的传统，历代的天子都会在元日里祭祖和祭天；对于普通人家，同样有着一系列家祭。《四民月令》记：“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挈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者皆致齐（斋）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又以上亥祠先穑以祈丰年。”  
　　
　　* 驱傩：原始的新年驱邪仪式
　　
　　 新旧年的交接之际，世界各国都有“除旧布新”的习惯。历史上中国的传统习惯是举行一个驱邪仪式——“傩”仪。中古之前，腊祭和大傩都是最隆重的岁末祀典。《论语疏》记：“傩，逐疫鬼也。为阴阳之气不节，疠鬼随而作祸，故天子使方相氏黄金为四目，熊皮为帽，作‘傩傩’之声，以驱疫鬼。”  
　　 日月流转，流传至今的各种节俗往往都难辨其初始的容颜了，但从根本上说，汉民族传统的新年来自于两件大事，一是庆丰，一是驱邪。后来各种各样的节俗都是在这两大主题上衍生的，如挂桃符、燃爆竹、贺拜、家宴、祭祖等等。  
　　  
　　二“元旦”“春节”“新年”之辨——新年名称及日期的流变
　　
　　 新年岁首之日有各种不同的称法，如元日、元旦，元正等。新年是一年的起点，《尚书大传》云：“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亦曰：‘三始’” 。“朝”字，从日在草中，从月。会意太阳已出草中而月亮尚未隐没的样子，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正月一日，岁时中称为“新正”、“元旦”、“正旦”、“元日”、“上日”，它是一年的开端，一月的开端，一日的开端。旧时新年，最多还是称为元旦，这种称法最早见于南朝梁人《雅乐歌》：“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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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历代历法的差异，岁首日多有变动。根据《史记•历书》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就是说，夏代的元日在正月初一（这个标准是汉武帝时重订的太初历，它的岁首在夏历的正月）；商代的元正为十二月初一，不过，根据现代对甲骨文的研究，至少到了殷末，新年日在夏至。或许殷商的历法经历了大的变动；周历的新年在冬至之日，也就是夏历的十一月；秦代适用颛顼历，岁首为十月初一；汉武帝定“太初历”，元旦日又恢复在正月，这一习惯自此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改历法为西历，将国际通用西历的1月1日称为新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公历（也就是西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但又基于传统的习惯，确定阴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从此，元旦和新年才由同一件事一分为二。  
　　 如今在我们的印象中，“新年”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春节”，叫得十分自然，就说我们近十来年每年大年三十央视的晚会吧，年年也都冠以春节之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较真地顾名思义一下——春节，就是春天的节序，和新年的涵义并不完全吻合。那么，为什么“新年＝春节”呢？难道这种称法来自于古代的传统习惯么？
　　 仔细翻看历代的礼俗典籍，几乎看不到将新年称为春节的例子。这大概是因为华夏民族对节气四时的易转有着天生的敏锐，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相比，中国汉民族节日系统中的岁时节日远远多于人文纪念日。岁时流转中每一个微妙的阶段性变化都不会逃过我们的感官，一年四季在如此精细的划分下，就不会特别去单独强调每个季节的到来，因此，“春节”“夏节”“秋节”“冬节”的说法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少见而短暂的。比如，历史上偶用“春节”指代节气之首的立春。某些地区，“冬节”成为“冬至节”一个不算正规的别称。而作为一年之初的、历来重头戏的岁首，长期的叫法主要为“元旦”“元日”或“新年”，很少直呼为春节的。
　　 这就奇怪了，既然几千年的历史中鲜见这样的对等。一向对时序流转敏锐的华夏民族怎会如此含糊地用“春天的节序”称呼我们最重要的新年呢？ 说起来，这倒是一个不及百年、并不久远的故事。
　　 辛亥一役，孙中山实现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夙愿，武昌城头的炮火渐熄，临时大总统成为新政权的主人。改正朔、易服色——历来是新政权开国的第一个故事。在大总统的羽毛笔下，在嘀嘀哒哒的电波中，这故事一如往常地开始讲述。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请布告。孙文。”  
　　 时隔不久，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命内务部编印历书令》：
　　 “兹经本院开会议决如下：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至此，正朔已改，延续几千年的民族历法——夏历，从此退居次席。
　　不过，孙中山并没有把自己倡导的历法改制当成一件简单的、心安理得的事，这从后来滇省要员李伯东转述孙先生的一番话中可以看出。李伯东在创造新历的历改呈文中说：“先总理谓：我国阴历自轩辕时代创行至今，沿用数千年之久，中经五十余次更改。其法原较阳历为善，惟闰月一层，不便国家预算。光复之初，议改阳历，乃应付环境一时权宜之办法，并非永久固定不能改变之事。以后我国仍应精研历法，另行改良，以求适宜于国计民情，使世界各国一律改用我国之历，达于大同之域，庶为我国之光荣”。
　　 可惜风云突变，“我国之光荣”还没有来得及被精研改良，袁世凯便登上历史舞台。内务总长、登极大典筹备处长朱启钤于1914年1月21日在《定四时节假呈》中颇有浪漫地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 袁氏旋即批准。不能不说这个构想挺有创意，但从此，我们几千年的旧历岁首“元旦”被降格为一个季节性节日“春节”，而与中国文化毫无关系的西历岁首则被称为“元旦”甚至“新年”，而且是官方倡导的法定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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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民间信仰和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无论官方如何倡导新历新年，百姓并不买帐，民间仍然把夏历元旦当成最隆重盛大的新年来过。洋派的当权者终于按捺不住，一场“废除春节”的闹剧在1930年上演。
　　 1930年底，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除春节”令：
　　 “民国元年（1912)已颁令废除旧历，以公历为国历。为认真推行国历，今起废除春节。法令规定公历1月1日至4日为新年假，凡传统于春节期间歇业超过4天的行业、企事业可以移延，但严禁在春节中休业。传统的年节活动相应前移：12月15日为年前扫除日；12月31日为除夕，举年夜宴；1月1日为新年正口，举行春宴；1月15日为元宵节，是日“打年锣鼓，游市上灯”。
　　 崇拜西方文化的洋派政客们企图通过这种生硬的移植强行消灭中国的历法。为确保“令行禁止”，南京政府可谓不遗余力，他们规定：各报需大力宣传，各机关、学校需传达贯彻；禁止印刷、出版和销售旧历历书历本，禁止报刊附印旧历；学校调整寒假时间；邮局自1月15日起停止收受投发贺年片、贺年电；工厂对旧历春节期间上班者支付双薪；还提出了“过一个革命化新年”的口号，强调“党政军各机关工作人员，更要以身作则，为全民倡”，如有违犯将予处罚。当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了“推行国历演讲大会”，连革命元老、学界领袖蔡元培也被请出，发表了“国历远胜阴历，各界应切实奉行”的演讲。
　　 文化的传统再一次表现出强大的延续力量。虽然政客煞有介事地组织了各种“国历新年”的活动，但官员多敷衍行事，民间也是消极抵制。相反，到了夏历新年时，民众仍然偷偷过年。几年后，“国历新年”的活动逐渐销声匿迹，国人如常地过着除夕、元旦，“废除春节”的闹剧无疾而终。
　　
　　 一代代的政客已成尘土，但是“春节”的概念却在不知不觉中在民众的心中植根，近百年来成为新的“传统”。我们至今守着的、欢度的竟是袁世凯造出的概念。名已不正，言已不顺，但中国人欢度那“春天的节日”已经快有一百年，同时，来自异域文化的阳历岁首则戴上了“元旦”的花冠。
　　 今天，我更愿意称它本来的名字——华夏新年，它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节日系统，由“祭灶”“除夕”“元旦”“元宵”等一串璀灿的美丽小节串烧而成的盛日华彩。

三、新装雍容——衣冠上国的新年气象  
　　
　　 衣冠上国的风采联缀着礼仪之邦的气象，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传统的岁时节日中，都有各自的应景衣饰和礼仪活动，也许正因如此，隆重如新年，反倒不需要格外强调了。但有一点，新年强调新衣。
　　 “新”在华夏文化中是一个被特别看重的意象，《博雅》上说：“新，初也”。衣之始裁谓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易》曰：“日新其德”，《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月令》：“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新年，“三元”之始，远古人类文明开始的象征，人生新希望的起点，故此，新年开始便一切尚“新”，就是为祈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端。
　　 在旧时，新年的气氛从崭新的衣冠和环佩下飘出。新年里，祭祖祀神是第一礼仪活动，必须从新衣冠开始。明代方志常有记载：元正日，人们整肃新衣，燃烛烧香，陈牲设醴，祀神祭祖；祭祖之后便是贺拜，自然也少不得一身齐整光鲜。《荆楚岁时记》载，元日 “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士大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民间如此，庙堂之高更不必说，历代均有元旦的朝贺仪，天子着冕服，众臣着朝服，“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朝贺及贽，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  
　　 新年穿新衣一方面有着新年“尚新”礼俗的孑遗，更重要的，在物质生活不丰富的时代，新衣更带来礼物一样的、特别的欣喜。但如今，当新衣成为平常的事物后，人们就会感到若有所失。因为人们对衣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新”这个层次了。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都会在各自新年中穿上美丽的民族传统服装，人与衣共同烘托出独特而温暖的节日文化。近年来，我们也注意到身边的人们开始在年节中穿起所谓的“中国元素”——红色织锦缎的对襟或偏襟，盘扣、中国结等等。由于历史因素，广大汉族同胞到目前已没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服装可穿，上述的“中国风”倒是可以在外国文化前惊艳，但一到中华各民族聚会的场合，必然要和满族同胞“撞衫”，这不能不令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古老民族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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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节日普遍缩水的今天，我们遗失已久的新年礼俗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衣饰这一项，其实，节日中没有民族服装的遗憾才是节日失去色彩的根源。但是我们汉民族作为华夏文明的主要传承者，曾经建立过“衣冠上国”和“礼仪之邦”，历时三千年的衣冠体系，几乎同新年有着一样悠久的历史。“汉服”是这种衣冠体系近年来被重新提起后的名字，表“汉民族的传统服装”之意。毕竟汉服曾经历过三百年的断代，目前在大多数人们看来多少有些陌生。但凡事总有开端，在这里，就算给大家一个新的参考方案吧——重新寻回衣冠上国的新年气象，当从端正衣冠始。
　　
　　四 礼仪雅敬——礼仪之邦的新年精髓  
　　
　　【家祭】
　　
　　 “气序流易，时维××，追感岁时，不胜永慕，敢以洁牲柔毛，粢盛醴齐，祗荐岁事，以某亲某君、某亲某氏，只食尚飨……”
　　 旧时岁月，但凡年节，华夏民族都会在家庙或后来的祠堂，甚至家里祖先的牌位前焚香读祝，奠币酹酒，在崭新的岁首追怀逝去的先人。祭祖，可以说是新年最重要的仪式。《尚书 舜典》提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帝在正月初一时到祖庙里祭祀祖先，可见元旦祭祖风俗的久远。华夏礼仪极重祭祀。家祭自古以来就是最常见的祭礼形式。华夏民族没有系统宗教观念，却依然不乏信仰与虔敬，因为这种虔敬早已渗入在日用常行。年关节日、四季之孟，都是祭祖告庙的时日。释菜礼，奠扫祖坟，甚至简单的焚香祷祝，都寓寄了一份绵长的思怀，正如宋代曹勋《山居杂诗九十首》：
　　 “新年供家庙，老稚晨夕忙。块坐温暖处，但闻油酱香。不问物物阙，有食时时尝。诸孙甚解事，翁乃无饥肠。”  
　　 《梦梁录》描述宋代除夕说，“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大致还原了明代汉民族新年祭祖的场景：左昭右穆、进馔、三献爵、焚帛奠酒……但同时也夹杂了一些清代满族的习惯，比如，汉族祭祀祖先，供奉的是神位而非容像。
　　
　　【祭神】
　　 除了家祭祖先，旧时新年还有诸多神灵祭：蜡祭祭百神，灶日祀灶神，正月十五煮粥祈祷蚕神，迎紫姑神，人们在辞旧迎新的时刻，不忘有功于人间的各方神灵，以各种不同的祭祀回报它们。具体将在下篇中详述。
　　
　　【贺拜】
　　 贺拜的礼仪俗称拜年，是新年期间主要的礼仪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新年礼仪活动了。如前所述，元旦日，民间“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 。家族内拜贺之后，邻里亲友间还要拜贺，相互祝贺新年。《四民月令》记有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的礼仪。方式有亲至和投刺两种，一般是亲者登堂，疏者投刺。刺，汉代称“谒”，汉末称“刺”，就是一种名帖，类似于今天的名片。“刺”本用木，汉以后改用纸，但仍然沿用了“刺”的称呼。《清嘉录》记述新年贺拜场景云，“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有遣仆投红单刺至戚若友家者，多不亲往，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
　　 新年本应是礼仪之邦的人们以传统礼仪表达内心情感，展示君子风范的时候，可如今的新年，家祭传统基本丧失，贺拜礼仪也完全走样—— “神位”“祝版”“玄酒”“笏”“名刺”这些事物成了陌生的名词，人们只剩下抱拳、作揖、磕头等走样的行礼和借拜年之机上门送礼的礼节。新年复兴，仪式重建才是关键。礼是谦敬中和的示敬之举，欲行礼仪，先正衣冠。礼无不答，互揖互拜，方成新年的贺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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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年历史文化溯源  
　　
　一“庆丰”和“驱邪”——华夏传统新年本义溯源
　　
　　 中国汉民族传统节日的压轴戏，非新年莫属，这一天有“三元”之殊（日之元、月之元和岁之元），是我们心目中分量最重的那个节日。
　　 普遍流行的传说中，“年”是一种会伤人的怪兽，却畏惧响声和红色，“过年”就是用爆竹和红色驱赶这种怪兽的活动。这个传说没有任何时代特征，一看就是附会的模样，但细细咀嚼，可隐隐品出一些隐藏的历史信息：将“年”看成一种怪兽，有着上古岁首蜡祭前一日的“驱傩”的影子；而新年的拜贺宴请，也是上古“庆丰”习俗的孑遗。
　　 “驱邪”和“庆丰”是华夏新年的两大原始主题——顺应四时之变，故在岁时更替的时候要进行除疫避恶的活动，如过去的“驱傩”，后来的“扫尘”“洗浴”“除日”“爆竹”“桃符”“椒柏酒”等；新年“庆丰”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文化形态。许慎《说文解字》有：“年，谷熟也。从禾，千声。”黄河及其支流流域地区的气候土壤下，一个稼穑的周期正好是一年，因而一年也是一个收获的历程。当一年的辛苦劳作带来丰收的喜悦后，便是尽情的欢庆和慰劳，更要感谢祖先和上天的恩赐，祈求明年有同样的丰收。
　　
　　* 蜡祭：原始的新年庆丰仪式
　　
　　 据《通典》，所谓“蜡祭”，意在“合聚万物而索享之。”《礼记•郊特牲》记载了一段挺有意思的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蜡祭，明显与农业生产有关。周代的蜡祭取“万物”之义而祭，但是选了与农耕有关的八个代表神；秦汉时，“蜡”开始称为“腊”，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风俗通义》中的“腊者猎也，田猎取禽兽以祭先祖”；尽管隋唐时蜡祭依然隆重，但它本身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孑遗在了“腊八”，其核心思想则融入了岁首的新年。
　　
　　* 端午粽：曾经的新年祭品
　　
　　 端午节的粽子最初可不是特地为三闾大夫打造。据近年商史学者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殷人是以“大火”星昏见南中为岁首，新年之日相当于夏历的五月，就是我们后来的夏至日。夏至之日，新麦成，种新黍，新年是一个“食麦日”和“尝黍日”——将黍米用菰叶包裹煮熟并祭献神灵祖先，包好的黍米成牛角形，谓之角黍。西周以后历法改变，新年移到了夏历的十一月，但殷商新年的庆丰尝黍却留在那个日子，演变为后世的端午，角黍则发展成为粽子。
　　
　　* 祭祖：庆丰仪式的主要内容
　　
　　 华夏民族对先祖想来敬慎郑重，祭祖仪式作为新年庆丰的主要内容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沿袭帝舜在正月初一到尧的庙中祭告的传统，历代的天子都会在元日里祭祖和祭天；对于普通人家，同样有着一系列家祭。《四民月令》记：“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挈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者皆致齐（斋）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又以上亥祠先穑以祈丰年。”  
　　
　　* 驱傩：原始的新年驱邪仪式
　　
　　 新旧年的交接之际，世界各国都有“除旧布新”的习惯。历史上中国的传统习惯是举行一个驱邪仪式——“傩”仪。中古之前，腊祭和大傩都是最隆重的岁末祀典。《论语疏》记：“傩，逐疫鬼也。为阴阳之气不节，疠鬼随而作祸，故天子使方相氏黄金为四目，熊皮为帽，作‘傩傩’之声，以驱疫鬼。”  
　　 日月流转，流传至今的各种节俗往往都难辨其初始的容颜了，但从根本上说，汉民族传统的新年来自于两件大事，一是庆丰，一是驱邪。后来各种各样的节俗都是在这两大主题上衍生的，如挂桃符、燃爆竹、贺拜、家宴、祭祖等等。  
　　  
　　二“元旦”“春节”“新年”之辨——新年名称及日期的流变
　　
　　 新年岁首之日有各种不同的称法，如元日、元旦，元正等。新年是一年的起点，《尚书大传》云：“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亦曰：‘三始’” 。“朝”字，从日在草中，从月。会意太阳已出草中而月亮尚未隐没的样子，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正月一日，岁时中称为“新正”、“元旦”、“正旦”、“元日”、“上日”，它是一年的开端，一月的开端，一日的开端。旧时新年，最多还是称为元旦，这种称法最早见于南朝梁人《雅乐歌》：“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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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历代历法的差异，岁首日多有变动。根据《史记•历书》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就是说，夏代的元日在正月初一（这个标准是汉武帝时重订的太初历，它的岁首在夏历的正月）；商代的元正为十二月初一，不过，根据现代对甲骨文的研究，至少到了殷末，新年日在夏至。或许殷商的历法经历了大的变动；周历的新年在冬至之日，也就是夏历的十一月；秦代适用颛顼历，岁首为十月初一；汉武帝定“太初历”，元旦日又恢复在正月，这一习惯自此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改历法为西历，将国际通用西历的1月1日称为新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公历（也就是西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但又基于传统的习惯，确定阴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从此，元旦和新年才由同一件事一分为二。  
　　 如今在我们的印象中，“新年”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春节”，叫得十分自然，就说我们近十来年每年大年三十央视的晚会吧，年年也都冠以春节之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较真地顾名思义一下——春节，就是春天的节序，和新年的涵义并不完全吻合。那么，为什么“新年＝春节”呢？难道这种称法来自于古代的传统习惯么？
　　 仔细翻看历代的礼俗典籍，几乎看不到将新年称为春节的例子。这大概是因为华夏民族对节气四时的易转有着天生的敏锐，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相比，中国汉民族节日系统中的岁时节日远远多于人文纪念日。岁时流转中每一个微妙的阶段性变化都不会逃过我们的感官，一年四季在如此精细的划分下，就不会特别去单独强调每个季节的到来，因此，“春节”“夏节”“秋节”“冬节”的说法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少见而短暂的。比如，历史上偶用“春节”指代节气之首的立春。某些地区，“冬节”成为“冬至节”一个不算正规的别称。而作为一年之初的、历来重头戏的岁首，长期的叫法主要为“元旦”“元日”或“新年”，很少直呼为春节的。
　　 这就奇怪了，既然几千年的历史中鲜见这样的对等。一向对时序流转敏锐的华夏民族怎会如此含糊地用“春天的节序”称呼我们最重要的新年呢？ 说起来，这倒是一个不及百年、并不久远的故事。
　　 辛亥一役，孙中山实现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夙愿，武昌城头的炮火渐熄，临时大总统成为新政权的主人。改正朔、易服色——历来是新政权开国的第一个故事。在大总统的羽毛笔下，在嘀嘀哒哒的电波中，这故事一如往常地开始讲述。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请布告。孙文。”  
　　 时隔不久，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命内务部编印历书令》：
　　 “兹经本院开会议决如下：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至此，正朔已改，延续几千年的民族历法——夏历，从此退居次席。
　　不过，孙中山并没有把自己倡导的历法改制当成一件简单的、心安理得的事，这从后来滇省要员李伯东转述孙先生的一番话中可以看出。李伯东在创造新历的历改呈文中说：“先总理谓：我国阴历自轩辕时代创行至今，沿用数千年之久，中经五十余次更改。其法原较阳历为善，惟闰月一层，不便国家预算。光复之初，议改阳历，乃应付环境一时权宜之办法，并非永久固定不能改变之事。以后我国仍应精研历法，另行改良，以求适宜于国计民情，使世界各国一律改用我国之历，达于大同之域，庶为我国之光荣”。
　　 可惜风云突变，“我国之光荣”还没有来得及被精研改良，袁世凯便登上历史舞台。内务总长、登极大典筹备处长朱启钤于1914年1月21日在《定四时节假呈》中颇有浪漫地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 袁氏旋即批准。不能不说这个构想挺有创意，但从此，我们几千年的旧历岁首“元旦”被降格为一个季节性节日“春节”，而与中国文化毫无关系的西历岁首则被称为“元旦”甚至“新年”，而且是官方倡导的法定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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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民间信仰和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无论官方如何倡导新历新年，百姓并不买帐，民间仍然把夏历元旦当成最隆重盛大的新年来过。洋派的当权者终于按捺不住，一场“废除春节”的闹剧在1930年上演。
　　 1930年底，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除春节”令：
　　 “民国元年（1912)已颁令废除旧历，以公历为国历。为认真推行国历，今起废除春节。法令规定公历1月1日至4日为新年假，凡传统于春节期间歇业超过4天的行业、企事业可以移延，但严禁在春节中休业。传统的年节活动相应前移：12月15日为年前扫除日；12月31日为除夕，举年夜宴；1月1日为新年正口，举行春宴；1月15日为元宵节，是日“打年锣鼓，游市上灯”。
　　 崇拜西方文化的洋派政客们企图通过这种生硬的移植强行消灭中国的历法。为确保“令行禁止”，南京政府可谓不遗余力，他们规定：各报需大力宣传，各机关、学校需传达贯彻；禁止印刷、出版和销售旧历历书历本，禁止报刊附印旧历；学校调整寒假时间；邮局自1月15日起停止收受投发贺年片、贺年电；工厂对旧历春节期间上班者支付双薪；还提出了“过一个革命化新年”的口号，强调“党政军各机关工作人员，更要以身作则，为全民倡”，如有违犯将予处罚。当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了“推行国历演讲大会”，连革命元老、学界领袖蔡元培也被请出，发表了“国历远胜阴历，各界应切实奉行”的演讲。
　　 文化的传统再一次表现出强大的延续力量。虽然政客煞有介事地组织了各种“国历新年”的活动，但官员多敷衍行事，民间也是消极抵制。相反，到了夏历新年时，民众仍然偷偷过年。几年后，“国历新年”的活动逐渐销声匿迹，国人如常地过着除夕、元旦，“废除春节”的闹剧无疾而终。
　　
　　 一代代的政客已成尘土，但是“春节”的概念却在不知不觉中在民众的心中植根，近百年来成为新的“传统”。我们至今守着的、欢度的竟是袁世凯造出的概念。名已不正，言已不顺，但中国人欢度那“春天的节日”已经快有一百年，同时，来自异域文化的阳历岁首则戴上了“元旦”的花冠。
　　 今天，我更愿意称它本来的名字——华夏新年，它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节日系统，由“祭灶”“除夕”“元旦”“元宵”等一串璀灿的美丽小节串烧而成的盛日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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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装雍容——衣冠上国的新年气象  
　　
　　 衣冠上国的风采联缀着礼仪之邦的气象，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传统的岁时节日中，都有各自的应景衣饰和礼仪活动，也许正因如此，隆重如新年，反倒不需要格外强调了。但有一点，新年强调新衣。
　　 “新”在华夏文化中是一个被特别看重的意象，《博雅》上说：“新，初也”。衣之始裁谓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易》曰：“日新其德”，《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月令》：“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新年，“三元”之始，远古人类文明开始的象征，人生新希望的起点，故此，新年开始便一切尚“新”，就是为祈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端。
　　 在旧时，新年的气氛从崭新的衣冠和环佩下飘出。新年里，祭祖祀神是第一礼仪活动，必须从新衣冠开始。明代方志常有记载：元正日，人们整肃新衣，燃烛烧香，陈牲设醴，祀神祭祖；祭祖之后便是贺拜，自然也少不得一身齐整光鲜。《荆楚岁时记》载，元日 “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士大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民间如此，庙堂之高更不必说，历代均有元旦的朝贺仪，天子着冕服，众臣着朝服，“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朝贺及贽，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  
　　 新年穿新衣一方面有着新年“尚新”礼俗的孑遗，更重要的，在物质生活不丰富的时代，新衣更带来礼物一样的、特别的欣喜。但如今，当新衣成为平常的事物后，人们就会感到若有所失。因为人们对衣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新”这个层次了。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都会在各自新年中穿上美丽的民族传统服装，人与衣共同烘托出独特而温暖的节日文化。近年来，我们也注意到身边的人们开始在年节中穿起所谓的“中国元素”——红色织锦缎的对襟或偏襟，盘扣、中国结等等。由于历史因素，广大汉族同胞到目前已没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服装可穿，上述的“中国风”倒是可以在外国文化前惊艳，但一到中华各民族聚会的场合，必然要和满族同胞“撞衫”，这不能不令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古老民族汗颜。
　　 在中国传统节日普遍缩水的今天，我们遗失已久的新年礼俗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衣饰这一项，其实，节日中没有民族服装的遗憾才是节日失去色彩的根源。但是我们汉民族作为华夏文明的主要传承者，曾经建立过“衣冠上国”和“礼仪之邦”，历时三千年的衣冠体系，几乎同新年有着一样悠久的历史。“汉服”是这种衣冠体系近年来被重新提起后的名字，表“汉民族的传统服装”之意。毕竟汉服曾经历过三百年的断代，目前在大多数人们看来多少有些陌生。但凡事总有开端，在这里，就算给大家一个新的参考方案吧——重新寻回衣冠上国的新年气象，当从端正衣冠始。
　　
　　四 礼仪雅敬——礼仪之邦的新年精髓  
　　
　　【家祭】
　　
　　 “气序流易，时维××，追感岁时，不胜永慕，敢以洁牲柔毛，粢盛醴齐，祗荐岁事，以某亲某君、某亲某氏，只食尚飨……”
　　 旧时岁月，但凡年节，华夏民族都会在家庙或后来的祠堂，甚至家里祖先的牌位前焚香读祝，奠币酹酒，在崭新的岁首追怀逝去的先人。祭祖，可以说是新年最重要的仪式。《尚书 舜典》提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帝在正月初一时到祖庙里祭祀祖先，可见元旦祭祖风俗的久远。华夏礼仪极重祭祀。家祭自古以来就是最常见的祭礼形式。华夏民族没有系统宗教观念，却依然不乏信仰与虔敬，因为这种虔敬早已渗入在日用常行。年关节日、四季之孟，都是祭祖告庙的时日。释菜礼，奠扫祖坟，甚至简单的焚香祷祝，都寓寄了一份绵长的思怀，正如宋代曹勋《山居杂诗九十首》：
　　 “新年供家庙，老稚晨夕忙。块坐温暖处，但闻油酱香。不问物物阙，有食时时尝。诸孙甚解事，翁乃无饥肠。”  
　　 《梦梁录》描述宋代除夕说，“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大致还原了明代汉民族新年祭祖的场景：左昭右穆、进馔、三献爵、焚帛奠酒……但同时也夹杂了一些清代满族的习惯，比如，汉族祭祀祖先，供奉的是神位而非容像。
　　
　　【祭神】
　　 除了家祭祖先，旧时新年还有诸多神灵祭：蜡祭祭百神，灶日祀灶神，正月十五煮粥祈祷蚕神，迎紫姑神，人们在辞旧迎新的时刻，不忘有功于人间的各方神灵，以各种不同的祭祀回报它们。具体将在下篇中详述。
　　
　　【贺拜】
　　 贺拜的礼仪俗称拜年，是新年期间主要的礼仪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新年礼仪活动了。如前所述，元旦日，民间“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 。家族内拜贺之后，邻里亲友间还要拜贺，相互祝贺新年。《四民月令》记有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的礼仪。方式有亲至和投刺两种，一般是亲者登堂，疏者投刺。刺，汉代称“谒”，汉末称“刺”，就是一种名帖，类似于今天的名片。“刺”本用木，汉以后改用纸，但仍然沿用了“刺”的称呼。《清嘉录》记述新年贺拜场景云，“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有遣仆投红单刺至戚若友家者，多不亲往，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
　　 新年本应是礼仪之邦的人们以传统礼仪表达内心情感，展示君子风范的时候，可如今的新年，家祭传统基本丧失，贺拜礼仪也完全走样—— “神位”“祝版”“玄酒”“笏”“名刺”这些事物成了陌生的名词，人们只剩下抱拳、作揖、磕头等走样的行礼和借拜年之机上门送礼的礼节。新年复兴，仪式重建才是关键。礼是谦敬中和的示敬之举，欲行礼仪，先正衣冠。礼无不答，互揖互拜，方成新年的贺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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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盛日华彩，佳节连珠——新年节俗系列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  
　　
　　 这是人们熟悉的一首宋诗，可是，有多少人注意过诗中的几个词语，“屠苏”是什么？“桃符”是何物？再来看一组诗文：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诗经•小雅》）。  
　　 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荆楚岁时记》）
　　 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荆楚岁时记》）
　　 椒盘荐寿休辞，坐听爆竹浑无寐。明朝末后饮屠苏，白发从渠相点缀。（李处全《玉楼春•守岁》）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画，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东京梦华录》）  
　　
　　 庭燎、椒柏酒、桃汤、屠苏酒、胶牙饧，五辛盘、敷于散、却鬼丸、傩仪……这些陌生的名词是什么？为何与我们当前模式化的“春联、饺子、红灯笼”式模板相异甚多？
　　 点点庭燎，皑皑雪光，斗柄东回，休气芬芳。神荼郁垒，椒柏桃汤……那些流失的新年风景，是久违的盛日华彩；人们对于传统新年丧失兴趣和感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节日流失的特别严重，明珠遗散，自然难以聚拢光辉了。整个新年是由大大小小十几个节日组成的：
　　
　　腊月二十三 祭灶日（小年） 2008.01.30
　　腊月二十四 扫尘 2008.01.31
　　腊月二十五 赶乱岁、接玉皇 2008.02.01
　　腊月二十七 洗浴日 2008.02.03
　　立春节（每年立春日，一般在西历每年2月3日至5日间） 2008.02.04
　　除夕前一日 小除夕 2008.02.05
　　岁尾 除夕日 2008.02.06
　　正月初一 元日（元旦）鸡日 2008.02.07
　　正月初二 狗日 2008.02.08
　　正月初三 羊日（天庆节：小年朝） 2008.02.09
　　正月初四 猪日 2008.02.10
　　正月初五 牛日（破五、送穷五） 2008.02.11
　　正月初六 马日 2008.02.12
　　正月初七 人日 2008.02.13
　　正月初八 谷日 2008.02.14
　　正月初九 天日 2008.02.15
　　正月初十 地日 2008.02.16
　　正月十五 上元节（元宵节）200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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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匣中取镜辞灶王，罗衣尽掩明月光——祭灶日  
　　
　　 “二十三，糖瓜粘”，指的是腊月二十三的祭灶日，糖瓜是祭灶的灶糖。
　　 食者，人之大欲，生民之本，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是中华文明中的硬道理。华夏是个宗教色彩淡薄但人文气息浓郁的文明，但她向来懂得生活的艺术与世俗的浪漫。于是，中华的传统神祗也不似他方文明那般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他们就倘佯在我们的日用常行之中，于庖下堂间，或坐或卧，展开与凡人一般无异的和颜悦色，人们自然也不必如羔羊那般诚惶诚恐五体投地，总是自然地、甚至带点幽默地，却不失虔诚地供奉祭祀，或祈福禳灾，或诉说疾苦。这些生息于人间烟火中的神明们，其中最典型也最有趣味的恐怕要算灶神了。祭灶日便是针对他的示敬之日，传统称之为“小年”，拉开了五十多个华夏传统节日里的压轴戏——新年的序幕。
　　
　　【女神/火神——原始灶神形象】
　　
　　 中国灶神的起源时间应该与灶的出现有关，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即已有了釜灶的雏形——双釜连体且共吸一个火门，并有8个排烟气孔（《文化与考古》1987）。祭灶很可能是悠久的史前遗风了，灶神神龛的起源，或许与半坡遗址那灶下的贮火种陶罐有着某种关联，以至于后来的《礼记•礼器》中有这样记述：“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庄子.达生》记载“灶有髻”司马彪注曰：“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
　　 还有说法认为，灶神信仰源于华夏先民的火崇拜与太阳崇拜，那便与火神有关。历史学家杨宽先生曾分析中国上古神话有明显两个系统混杂的特征，称之为“东夷-殷商系统”和“西戎-周系统”，于是火神的角色便有炎帝与祝融。《周礼》有：“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而受“殷商系统-楚文化”影响的《淮南子》则称：“炎帝作火而死为灶神”。在今天来看，火神一职究竟属谁都不重要了，他们早已融为一体成为模糊的“火神”，成为民族的记忆，只要记住，他所司之火是安全与温暖的象征，是我们食物的来源，是上天对我们的惠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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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荤祭/夏祭——上古祭灶面貌】  
　　  
　　 当野火逐渐被人驯服成为灶火时，神圣的祭火仪式也就自然转化。祭灶在商周时都十分隆重，分别为商“五祀”与周“七祀”之一（“五祀”《曲礼》注：“五祀，户，灶，中、门、行也”）。祀灶在当时还放在夏季进行，而且是荤祭，郑注《礼记》中有：“祭灶之礼，先席于门之奥，东面，设主于灶陉，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又设盛于主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当然，除了这心肝肺三物外，还要用鸡当祭牲，这就是《白虎通 五祀》所云“祭牲，灶以鸡。”  
　　  
　　【腊月祀/白岁事/镜听——中古灶神的人格化】  
　　  
　　 汉代是祭灶礼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因为锅台灶的形式成熟于汉代，祭灶日也由之前的夏初移至了腊月，逐渐融入正月元日的节日系列，从此，这种模式延续两千多年至今。  
　　 《史记 封禅书》中说道士李少君进言汉武帝说祭灶可益寿，“于是，天子始亲祀灶。”天子参与的活动大都很有宣传效果，加上汉代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时代，灶神的传说在此时已变得有鼻子有眼。人们传说灶神是长居人间的小神，并“晦日归天，白人罪”，俨然一个安插在人间的便衣骨干。《后汉书 阴兴传》说到宣帝时有一个名为阴子方的人，他“至孝有仁恩”，腊日（汉代为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后改为十二月初八）那天早饭后，灶神竟现了形，子方受宠若惊，“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灶神对他的奖赏也非常实惠，“自是已后，暴至巨富。”，于是，“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荐黄羊焉。”顺便提一下，这里说的黄羊是指狗。杀狗祀灶的习俗从此流传甚久。  
　　 晋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提到腊日以豚酒祭灶，这时仍是荤祭。梁简文帝还撰有《灶经》十四卷，葛洪的《抱朴子 微旨》和周处的《风土记》就更生动了，比如说：“腊月二十四夜祀灶，灶神翌日上天，白一岁事。”天哪，要打小报告了，尽管一年里安分守己，好歹还是得先一天款待一下嘛。从这时起，祭灶的传说与日期逐渐固定下来，与今日无异。  
　　 唐代时，司命神与灶神合而为一，祭灶因此添了“醉司命”一俗，《辇下岁时记》中，除了“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外，还少不了“酒糟抹于灶门之上，谓之醉司命”，以宋代《东京梦华录》的解释是：让灶神“喝个酩酊大醉，吃个肚儿圆，好教他替家中人多说一些方便话。”这份狡黠真是趣味得可爱。另外唐代开始还添了镜俗，即所谓“镜听”，《月令萃编》：“洒扫置香灯于灶门，注水满铛，置杓于水，虔礼拜祝。拨杓使旋，随柄所指之方，抱镜出门，密听人言，第一句便是卜者之兆”。铛，音chēng，三足的容器，杓即勺子。新年来临时，女子思念未归的丈夫、亲人，祀灶或除夕之夜，以“镜听”卜其归讯和凶吉。唐时有两首有名的“镜听词”，就描绘了女子“镜听”的过程。李廓《镜听词》：“匣中取镜辞灶王，罗衣掩尽明月光。昔时长著照容色，今夜潜将听消息。门前地黑人来稀，无人错道朝夕归。更深弱体冷如铁，绣带菱花怀里热。铜片铜片如有灵，愿照得见行人千里形。” 王建《镜听词》：“重重摩挲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回身不遣别人知，人意丁宁镜神圣。怀中收拾双锦带，恐畏街头见惊怪。嗟嗟口祭口祭下堂阶，独自灶前来跪拜。出门愿不闻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过尽，好语多同皆道来。卷帷上床喜不定。与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见，重绣锦囊磨镜面。”  
　　  
　　图：镜听 —— （大明衣冠）wf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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